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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渊:藏民族和尼泊尔人中的中国北方诸族成分

2009年10月27日 发表评论 阅读评论

藏民族自称“蕃”(音bo),汉史称之为“吐蕃”,“吐蕃”之名辗转流入西方后译作Tibet。藏族分布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区,但除雅鲁藏布江流域外,其他藏区几乎都是古代的“羌地”。因此,藏民族是“蕃”和“羌”两系民族的融合。

拉萨和日喀则是西藏的两大中心,分别称“卫”和“藏”,合称“卫藏”。六世纪时,兴起于今山南泽当地方的雅隆部落,统一了卫藏,继而兼并羌系的“苏毗”和“象雄”部落,建立吐蕃王朝。这一事件成为西藏历史的界碑,此前称“象雄时代”,此后称“吐蕃时代”;羌系民族在成为吐蕃民族的成员前,曾经在西藏本土占过统治地位。

七、八、九世纪间,吐蕃王朝征服了黄河上游的“党项”、“白兰”、“多弥”、“吐谷浑”,使青藏高原全境,乃至今甘南、河西、甘孜、阿坝、迪庆的诸羌部落全面“蕃化”。吐蕃王朝的势力还一度远涉西域,危及中原;但由于穷兵黩武和宗教政策的失误,九世纪中叶它就败灭了。然而,藏传佛教继续维系着这个血缘复杂的高原民族。

藏语与缅甸语、汉语和中国南方诸族语言有着亲缘关系,因此藏语被现代语言学归属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汉藏语系下属语言的一般特征是:语汇多为单音节且具有声调。而藏语本身又分“卫藏”、“康”、“安多”三种方言,卫藏方言可能是藏语之源头,康方言和安多方言则是吐蕃民族扩张中,渐次蕃化了的周边诸羌语言。

西羌民族不但是藏民族的重要成分,而且很早就参与了华夏民族的形成,甲骨时代就有关于“羌”的记载。《史记•六国年表》说:“禹兴于西羌,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即指夏、周、秦三代都兴于“西羌”部落。中国的历史、语言、人类诸学科,本该深究西羌民族的族属和语属;然而传统学术只以浅尝“姜姓即羌”或“西方牧羊人”等文字古训为足,解析性的研究始终未能深入展开。本文则以藏民族中北方民族的部落或血缘成分,来证明西羌是与北方诸族同源的。

西羌民族大多蕃化或汉化,还有一些演变为“白马”、“嘉绒”、“木雅”等似蕃的“藏族”,或“羌”、“彝”(“倮倮”)、“纳西”(“摩些”)等非蕃少数民族;只有一小部分,如甘青地区说蒙古语的“土族”和“东乡族”,保留着祖先的语言。元明之际就湮灭了的“西夏民族”,是“党项羌”的后裔,又是西北“回族”的源头。今世陕甘宁青地区汉、回、蒙、藏诸族并存,就是西羌民族与他族融合和宗教认同分化的结果。

西羌部落本身种属有别,且又先后或程度不同地蕃化,是致使“羌地”使用的藏语有“康”和“安多”两大方言的原因。藏北那曲、藏东昌都、青海玉树、四川甘孜和云南迪庆等地区,构成“康方言区”。青海果洛、黄南、甘肃甘南,四川阿坝诸州,及青海湖周边和河西走廊构成“安多方言区”。这两个方言区大致以巴颜喀拉山和大渡河上游诸支流分界。

康巴藏族的祖先

藏语的“人”字为“巴”,康方言区居民就叫“康巴”,康巴是“苏毗”和“象雄”(汉籍作“羊同”)民族的后裔,历史记载苏毗和象雄都是西羌部落,而许多证据表明,它们都是深入青藏高原的北方民族。吐蕃王朝初为吐蕃、苏毗、象雄之军事联盟。象雄地处阿里,对吐蕃宗教文化有许多贡献,藏北苏毗则是吐蕃王朝经济和军力的支柱。前吐蕃时代,象雄和苏毗曾于卫藏地区建政,松赞干布率雅隆部落将其逐出,拉萨遂成吐蕃王都。

藏语的“北”字读“羌”(chaan,与“西羌”之“羌”无关),念青唐古拉山以北,及至长江上游通天河滨的玉树州,俱称“羌塘”,古代那里是苏毗的地方。再北越巴颜喀喇山,便入党项羌故地(今果洛州境),唐初党项羌灭散后,吐蕃势力通过当地与更北的吐谷浑接触。在唐、蕃争夺河西、陇右、川西的战争中,羌塘是交通要冲,也是吐蕃兵员和军需的供给地。同为羌系游牧部落的苏毗和党项,仅为巴颜喀喇一山所隔;但今山南的玉树州和山北的果洛州,却分属康方言区和安多方言区,这显然与苏毗蕃化甚早的背景有关。

“康巴”又称“霍尔”(hor),藏北昌都地区的“霍尔三十九族”,和四川甘孜地区的“霍尔”部落,构成康方言区人口主体,他们被公认亦自认是北方民族的后裔。三十九族与北方民族相关的族名有:“巴吴”即“仆和”,“比如”即“拨略”;“赤如”即“叱罗”,“竹居”即“女直”,“杂玛尔”即“且末”,“达珠”即“达稽”,“那如”和“纳若”即“纳喇”(蒙语“太阳”),“奈木擦”即“尼马察”等。在清代的一段很长的时期里,驻藏大臣直接管辖三十九族,而三十九族的亲中央的政治心理,至今如是。

著名藏学家任乃强说:“藏人之云‘霍尔’犹中国之曰‘胡’也。举凡北方之异民族皆可以此称之。如今西康之甘孜、炉霍人,青、甘之羌戎,新疆之回人,皆用此称,又曾以之称呼成吉思汗之祖先。却未以之称呼汉族。……查此地带(按:昌都地区),古为羊同苏毗之国,实为羌族,[故]藏人呼羌亦为‘霍尔’也。”因此,“霍尔”既是“康巴”,亦是“胡儿”,又是“西羌”和“北狄”的通称。这貌似糊涂观念,却是藏民族对羌狄同源的清醒认识。

虽然,“霍尔”一度专指“蒙古人”,但该字的出现却远远早于元蒙时期。松赞干布(卒于公元六五○年)时,即有“霍尔人”向布•杰季昌桑和“康人”拉斯•肖布登桑,担任吐蕃朝廷“内臣六桑”的成员。看来,具有北方民族血缘的部落成员,在吐蕃王朝初兴时就参与了它的政治运作。

“蒙古”,藏语中的亦作Sog,与康方言的“牛”字so,或安多方言之sok相同,其实也就是汉籍中的“牦牛羌”。那曲三十九族所居之“索县”(Sog)当是“牦牛羌地方”。其实,藏北早就是“蒙古地方”了,至今藏北—羌塘地区保有大量蒙古语地名,如:巴颜喀拉(“富饶而黑色的”)、可可西里(“青色的矮山梁”),喀拉乌苏(藏名“那曲”,汉意“黑水”)等,它们可能都是吐蕃—苏毗时代蒙古语地名的传承。

先于藏传佛教的西藏的本土宗教是“苯教”,苯教的多自然神崇拜和积极的驱邪意识,都与佛教意识相左;其杀牲祭祀和击鼓跳神的仪轨,更显示它是源自通古斯民族的萨满教。通古斯民族的迁徙,使萨满教遍布欧亚大陆和美洲极北地区。而西藏苯教极盛于古代象雄,当今依然流行于康方言牧区,现代藏族舞蹈则仍然寓有萨满跳神的形态,这都显示有“象雄”和“苏毗”有通古斯民族的背景。

法国藏学家石泰安注意到,四川德格、甘孜藏民使用的刀、马蹬、带扣上的动物图案,与鄂尔多斯或阿尔泰地区出土的金属镌刻的风格极为相似。原苏联考古学者在乌苏里江以东也曾发现以虎、鹿为形象的金属饰物,他们把这种“女真艺术”视为阿尔泰“息西安艺术”的东传,却没有设想“息西安”就是“息慎”,“息西安艺术”本是中国北方民族艺术的外流。康巴藏族的这种艺术能力,也显示了他们与北方民族的渊源。

象雄很早就有了文字,并用它写就了许多苯教经典。既然象雄、苏毗与北方诸族有关,“象雄语”就应该属于阿尔泰语系,而“康方言”应是蕃化了的象雄—苏毗语,其中必有若干阿尔泰语成分的遗存。那曲地区敬语“谢谢”谓kho-zu,与卫藏、安多方言均不相同。经查,匈牙利语的“谢谢”曰K?sz?net,满语之“鞠躬”曰“忽入”,该字源自通古斯语,就不言而喻了。

十三世纪后,蒙古武力统治西藏数百年,但藏传佛教却统治蒙古民族的意识形态至今。西藏历史上的不少僧俗要人是蒙古人,格鲁派(黄教)始祖宗喀巴之父是元朝的达鲁花赤,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则是明末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的曾孙。然而,蒙藏两族的互相渗透,往往掩盖了北方民族参与藏民族形成的早期作用,吐蕃时期象雄的“窝骨”、“杂莫”、“帕噶”千户,就是北方民族“护骨”、“且末”、“仆骨”部落。象雄—苏毗的北方民族属性,也传承给一些现代藏族部落。五十年代前那曲县“巴尔达部落”的头人称“金格尔”(gin-gher),它显然就是“成吉思”(gen-ghis)的转音。历史上,四川嘉绒藏区有若干土司亦以“成吉思”为号,如乾隆年杂谷土司名“根濯斯•甲”,嘉庆年党坝土司名“根噶斯•丹增•姜初”,“根濯斯”和“根噶斯”都即“成吉思”,而嘉绒藏族土司家族多系七、八世纪自藏北迁来,与十三世纪漠北“成吉思汗”毫无干系。

安多藏族之生成

藏语的“人”字亦作“娃”,安多方言区的藏族称“安多娃”。安多是藏区的外缘,含青海黄南、果洛州、环青海湖地区,甘肃甘南州,四川阿坝州北部和甘孜州色达县,“安多藏族”是唐代“吐谷浑”、“党项”等羌系部落蕃化而成的。

吐谷浑是自辽东徙至西北的慕容鲜卑部,《旧唐书•西戎传》说:“吐谷浑自晋永嘉之末,始西渡洮水,建国于群羌之故地,至龙朔三年(六六三年)为吐蕃所灭,凡三百五十年。”今世操蒙古语的甘青“土族”是其後裔,且自称“白蒙古”。

吐谷浑及属下的西羌诸落未能抵御吐蕃民族,不仅为之征服,还导致大量族众转换语言,改变认同,使大片“羌区”成为“藏地”。《旧唐书•西戎传》将这段历史归因于:“高宗谴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等救吐谷浑,为吐蕃所败,于是吐谷浑遂为吐蕃所并。”公元六七○年“大非川”一役,唐军大败于吐蕃,吐谷浑走上了与胜利民族融合的道路,西北地区的人文结构也发生了彻底变化。

安多藏族的另一源头是“党项羌”,其地于巴颜喀拉山与阿尼马卿山之间,含今青海果洛州和四川阿坝州北隅,是黄河源头水草丰美的牧场。唐初吐蕃军兴,党项部落奔散,一部迁至陕甘宁边地,宋代建立“西夏”政权,元蒙称西夏为“唐兀特”或“唐古特”(即“党项特”),吐蕃谓之“弭药”或“木雅”。蒙古语和清代文献称安多藏族为“唐古特”,可见满蒙两族是将它视为“党项”之裔的。

“党项”或“唐兀”,有中原族名“唐虞”或满洲族名“董鄂”可比;惟“弭药”或“木雅”还须探究。十四世纪藏文名著《西藏王统记》言及女真人攻陷汴梁一事,说“赵宋以后,王都又为木雅所攻陷”,这似乎是将女真说成西夏了。以吐蕃与西夏和两宋的密切关系,作者连二百年前的事都搞不清,实在匪夷所思。然若“木雅”是“靺鞨”的转音,是藏语对通古斯民族的通称,那末女真为“木雅”就没有错;而将西夏亦称为“木雅”,则表明藏民族认为西夏是女真的同类。

至今,藏语安多方言中还保有少量通古斯语词汇。例如,方向字“东”,安多方言和康方言分别为xhar或xha,与满语中的“左”字“哈速”相通;众所皆知,北方民族是以“左、右”为“东、西”的。又如,安多方言之“烟”(指烧火的烟)字to-wa,恰如满语之“火”字“脱委”。而安多藏区的著名地名“毛儿盖”和“俄界”恰是通古斯族名“靺鞨”和“兀者”对音。

八世纪中叶,吐谷浑和党项附蕃,安史之乱年间,蕃羌合流蚕食西北地区。公元七六三年,吐蕃、吐谷浑、党项联军陷长安。尽管,长安失而复得,但河西走廊却落入吐蕃手中,中原与西域的交通须绕经漠北,从此大唐帝国一蹶不振。然而,吐蕃政权也没有维持太久,九世纪中它就败灭了。摆脱了吐蕃控制的党项部落,得以在陕甘宁边地崛起,建立“西夏王朝”;而一个蕃化了的西羌群体—“安多藏族”,也在这四百年间于甘青川三省毗邻地区形成了。

尽管,“安多藏族”的祖先吐谷浑、党项,“康巴藏族”的祖先苏毗、象雄都是北方诸族的同类,但它们的血缘内涵还是各有侧重的。康巴、嘉绒族民众体格高大,长脸而俊秀,与山东人的体质面目很相近,其祖先苏毗—象雄部落所含东夷—通古斯血缘成分,可能较党项和吐谷浑更为浓重。安多地区人才辈出,近世班禅、达赖都来自青海河湟地区,他们的祖先可能与吐谷浑民族比较接近,据说达赖的亲戚都已汉化。

卫藏和尼泊尔地区的北方民族部落

吐蕃时藏地设“四茹”:拉萨周边的“伍茹”和“约茹”,日喀则周边的“叶茹”和“茹拉”;各茹下设十个“千户”。卫藏四茹各有茹旗。上下伍茹,为花边红旗和红色吉祥旗;上下约茹,为红色狮子旗和白色黑心旗;上下叶茹,为画有鹏鸟和黄色花斑之黑色白心旗;上下茹拉,为白狮悬天旗和黑色吉祥旗。适为八旗,与八旗满洲同制。

藏籍《贤者喜宴》记载,伍茹的十千户是:岛岱、岱界、曲界、章村、觉巴、支界、畿堆、畿麦、叶若布小千户、东部近卫千户;约茹的十千户是:雅隆、秦隆、雅界、玉邦、达保、尼雅涅、聂巴、洛扎、洛若小千户、北部近卫千户;叶茹的十千户是:东钦、象钦、朗迷、波噶、年噶、章村、波热、松岱、象小千户、西部近卫千户;茹拉的十千户是:芒噶、赤松、墀邦、拉孜、娘若、乞塘、康萨、开扎木、错俄小千户、南部近卫千户。这些千户名中,若干与北方民族的族名有明显的语音对应,如:

部落名北方族名

岛岱(dor-sde)拓特

叶若布(yel-rab)挹娄

洛扎(lho-brag)术甲

波噶(phod-dkar)仆骨

年噶(nyen-kar)粘割

芒噶(mang-kar)蒙古

乞塘(khri-vthang)契丹

一般认为“卫藏”是吐蕃民族的本土,“卫藏四茹”是吐蕃民族最基本的成分。然而,即便卫藏四茹也包容了北狄部落。因此,北方民族进入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时代,就应该大大地早于吐蕃时代了。

尼泊尔是与西藏一山之隔的国家,它的八成人口是印度人种,另外二成是蒙古人种,后者的祖先都是来自西藏地区,一般认为他们的血缘、文化和宗教与藏族有关。尼泊尔主要的蒙古人种部落有Tamang、Rai、Limbu、Bhote、Sunwar、Magar、Gurung等,其中Magar部落聚居在加德满都以西的丘陵地带,它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Gurung部落有亲缘关系。而信仰萨满教的Gurung部落又名Gurkha,即是著名的善战民族“廓尔喀”人。

“廓尔喀”也是加德满都正西数十公里处的一个城名;十八世纪时它是一个强大而好战的城邦部落。一七九一年,廓尔喀入侵西藏,激起了满清政府的强烈反弹;一八一四至一八一六年间,廓尔喀又进入印度,与英国东印度军队激战;却因其优良战力受英印当局青睐,化敌为友后收编为“廓尔喀军团”,是世界著名的雇佣军。一次世界大战时,二十万廓尔喀精壮赴欧参战;香港回归前,驻港英军亦含廓尔喀军团。长期以来,Magar和Gurung部落是廓尔喀军团的主要兵源。

通古斯—靺鞨系民族以信奉萨满教和勇猛善战著称,而族名Magar当即“靺鞨”,或满洲氏族名“马佳”,或匈牙利国名Magyar;“廓尔喀”(Gurkha)则是金代女真氏族名“古里甲”,或清代满族姓氏“瓜尔佳”,或匈牙利姓氏Gyurko。“马佳”和“瓜尔佳”均入“满州八大姓”(其余六姓为伊勒根、钮祜禄、董鄂、辉发、乌拉、舒穆禄)。辛亥革命后“瓜尔佳氏”多改“关姓”,出有中国共产党早期名人关向应。

尼泊尔国的Magar和Gurkha部落,显然是进入南亚次大陆中国北方民族,他们的祖先可能是从阿里地区南下的象雄民族的成员,喜马拉雅山较平缓地带的“平都拉”、“甲拉”等山口,可能是他们进入尼泊尔的通道。

结束语

我们面前已经展现了一幅现代人类的祖先进入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史前图景。一些使用“原始藏缅语”的人类群体,沿伊洛瓦底江上游诸支流和萨尔温江—怒江河谷上溯,来到了西藏高原的腹地。而对另一些使用“原始阿尔泰诸语”的“西羌”民族来说,青藏高原也是他们追求目标。这两支人流在“卫藏地区”发生撞击,融合成了吐蕃先民的基本部落。

在伴随血缘融合的语言融合过程中,原始藏缅语简单、明确的“单音节”和“有声调”的音义特征,使它表现出极大的竞争优势。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卫藏方言,就是在原始藏缅语的主导下形成的。藏缅式语言不断取胜的现象,也发生在黄河流域;由于长江以南的南蛮部落不断迁入,他们的藏缅式语言也改造了中原地区的古代语言,使统一的藏缅式的“北方汉语”得以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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