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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存在的三大内部问题

2009年10月28日 发表评论 阅读评论

《要以改革发展促稳定》第三部分
新疆存在的三大内部问题

新疆是个社会局势十分复杂的地方,这样的复杂不仅表现在民族宗教上,还表现在行政管理的形态上。虽然国家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整整30个年头,内地省区已经在管理体制上进行了重大改革,但是新疆至今仍保留着完整的计划经济年代的行政管理体制。不仅地区和州没有改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一不军不民(最后的“骑兵”)的计划经济形态的产物,还依然不合适宜而又“顽强”地存在着。内地省区已经全部实现了地级城市的管理,而新疆至今也只有乌鲁木齐和克拉玛依两个城市为地级城市,其它城市则均为县级市,虽然地级党政机关比其它省区多出一倍还多。落后的体制严重制约了新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而新疆居民在国家的市场经济里所处的不公平竞争地位,也对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目前,新疆有三大严重阻碍发展的问题存在,都迫切需要通过改革的方式进行解决。这三大问题是:兵团的改制或撤编问题、地州改市的问题、奎屯的区域开发问题。这三大问题都是早需要解决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而没有问题的根本解决,不但新疆的经济发展会受到阻碍,其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也会受到严重影响。虽然民族分裂是个长期而复杂的问题,不好一下子解决,但却是个容易决策的问题;而这三大问题却是好解决,但却不好决策的问题。

众所周知,兵团在新中国成立后,对新疆的开发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艰苦奋斗的奉献精神,为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现在可以说,兵团对新疆是没有贡献的,因为当改革开放需要兵团及时撤消或是改制为企业的时候,却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其不合适宜地继续存在,不仅对新疆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十分不良的影响,还对民族间的文化融合产生了极大阻碍。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有兵团的存在,就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团结。尽管兵团现在依然在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发展经济,但在功过抵消后,总体上已经对新疆没有了任何贡献。事实充分证明,兵团是贵族化的“干部阶级”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农业职工和家属)的天堂,而对于200多万的广大职工群众来说,兵团就是官僚主义的温床,就是新中国里的“旧社会”。

不知道因为撤消或改制兵团,上上下下有过多少次激烈的争论,都没有产生正确的结果。大家在电视记录片中可以看到1981年在恢复兵团时,邓小平和国家副主席王震(兵团创建者)视察兵团时邓的无奈表情。他知道自己在犯什么样的决策错误,但是又实在是不能不给关键时刻给予自己很大支持的老战友王震将军的情面。社会上还有这样的传说,就是前胡耀邦总书记在任期间视察兵团基层团场后,认为“看来兵团的存在是不合适了。”后来社会上还有这样的说法,就是对于胡“撤消兵团”的主张,王震将军指着胡说:“就是把你撤了,也不能撤消兵团!”虽然是传说,但应该不是完全乱讲。九十年代,朱鎔基总理决定将兵团改制为“中国新建集团”,更是不得了,很快《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就进行了重点宣传。不仅《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什么“弘扬兵团精神”的社论,兵团创业的宣传片更是在中央电视台重要时间段连续地播出。结果,兵团非但没有被撤消改制,反而通过高层宣传和“重要的”人事任命,大大壮大了其在新疆的政治实力。甚至还听到了这样的说法,就是“以后新疆以兵团为主流,自治区党委要听兵团的。”结果,兵团改制的改革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个问题复杂吧!而受苦受难的却是200多万根本没有同等公民权利的兵团的职工群众。这200多万人口供养着1个省级(名义上为副省级,实际都是省级的编制)的机关、10多个地师的机关和200多个团场县级的机关。国家财政补体(还剥削了国民经济)根本满足不了兵团“干部阶级”贪婪的大口。实际并无任何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兵团群众,面对的不是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而是贵族官僚化的兵团“干部阶级”这一新兴剥削阶级层层轧干骨髓的血腥压榨。事实充分证明,兵团的存在有害新疆的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不能及时对兵团撤消或改制(将可以建地方政府的归地方,其它组建新疆集团企业,还需要存在农场的地方由武警托管,以后再根据形势需要逐步改地方)是国家的失败,更是兵团各级党的领导组织的失败。

客观来说,在改革开放之前,兵团的存在是对新疆的社会稳定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在改革开放后,也就是国家步入法治轨道、成立武警内务部队和预备役部队之后,兵团的存在已经没有意义了。在新形势下,其的继续存在,长远和整体而论,实际已经很不利于新疆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了,因为兵团代表的不是国家法律的力量。为了维护干部阶级的既得利益而这样那样地强调甚至夸大兵团存在的价值,是十分错误的,也是对新疆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事业不负责任的。那种处于抵制国家改革开放或是为了维护小集团既得利益的目的,而赞赏甚至歌颂兵团的行经,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违背时代发展潮流方向的。

由于观念落后,新疆没有及时跟上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与内地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到现在很多人的思想甚至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他们无比忠诚于计划经济年代的革命路线,特别热衷于搞政治运动,总是这样那样地抵制着改革开放。这就使新疆一次又一次错过了在最佳的时期里与内地同步改革发展的机遇,这其中就有“地改市”的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性改革。当然,该种局面的出现,也与兵团的体制和《自治法》中的自治州形态有密切关系。这就是新疆在体制上至今还停留在计划经济年代,虽机关众多,大部分城市却还是处于县级市状态的重要原因。而新疆与内地体制发展形态巨大反差的严重存在,不仅导致了新疆处于被动的市场竞争状态,还导致了新疆各族人民事实上成为了中国的“二等国民”,并且无情地遭受着内地对新疆市场性的剥削。这种局面的存在,当然很不利于新疆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在计划经济体制里,政府管理是靠单位组织的,而在市场体制里,政府管理是要靠街道和社区的,大机关小城市管理比如导致基层管理和服务薄弱,这也是新疆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证明,不改革新疆的落后体制,不及时修改与时代发展要求不相适宜的自治法(州改市),不能使新疆在发展上跟上国家改革发展的步伐,什么“重视新疆”、“发展新疆”都不过是政治性的空话。新疆各族人民也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不仅应该有同等改革发展的权利,而且应该有享有同等国民待遇的权利。

奎屯位于北疆的交通中心,有着金三角经济市场中心的区位优势,其开发的成功关系新疆整体的改革发展,可谓是新疆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但是其包括独山子、奎屯市、乌苏在内的主体部分又分别隶属克拉玛依、伊犁州和塔城地区。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各相关机关都在对支持开发的人进行着“严打”,不仅支持开发的领导人员要被解职或调离,支持开发的社会人士更是会被列为公安机关的“监控对象”,使其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成为人民警察“猎杀”(隐性的和精神上的“谋杀”、恐吓、政治和经济上的歧途诱骗等)的目标。

中国的法治情况就是这样,各级党委都有权决定任何公民成为其领导下的公安机关的“监控对象”,而公民一旦成为公安机关的“监控对象”,全国的人民警察都会密切合作对其“严厉打击”。往往是一家公安机关“无法无天”,就会使全国的公安机关深陷其中。上访告基层政权的状,会受到全国公安机关打击的原因,就在于基层政权机关有将公民列为“监控对象”甚至“严打对象”的巨大权力。本人因为奎屯开发而长期遭受打击,但至今还活在人间,可谓是一大奇迹。

西部大开放无疑给新疆带来了改革发展的机遇,但是“重中之重”中的重点——奎屯开发不了,实际上就等于是西部大开发的失败。经济上需要开发,但其前题首先是对新疆的落后体制进行开发。因为落后的体制是阻碍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虽然新疆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奎屯开发高度重视,并且还建了“奎屯——独山子石化工业园”开发区等,进行了方向性的推进,但是各个相关机关也是在全力对抗,大有谁动奎屯就“灭亡”谁的架势。在奎屯开发的问题上,不仅各相关的党政机关要坚决支持,各相关公安机关(特别是国保部门)更要坚决支持,并且还要与一切阻碍和破坏奎屯开发的各种特务化的政治阴谋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

事实充分证明,奎屯开发是西部大开发的最大重点,情况之复杂是十分罕见的,不仅需要国家最高决策层果断做出重大决策,还需要进行精心的部署,从而一方面实现改革发展,一方面实现大局稳定。虽然说,无论是兵团还是伊犁州的“党员干部”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积极地做着发展新疆和维护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工作,也的确是付出了很多艰辛汗水,但是体制问题不解决,又怎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呢?自治区直接任命奎屯市委书记的“省管县”的政策变化,必将对奎屯开发产生质的深远影响。奎屯开发关系新疆乃至整个西部大开发的成败,关系无比重大,伊犁州、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为了国家利益,为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前途,都必须要有正确而高尚的政治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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