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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西藏之行:传教士的伟大精神

2008年12月31日 发表评论 阅读评论

俺在林芝机场买了一本书《发现西藏》,作者是瑞士人。这本书是沿着西方“发现”西藏的进程展开的,与正儿八经的历史书不太一样,但视角正契合俺这种第一次走进西藏的人。记得俺刚到西藏进入日喀则地区的时候,那种地理人文的风貌,使人错觉今昔何昔,既不是走进外国,又不是回到远古,有一种奇怪的错位感。带着这种好奇读这本书,正好。

 

俺才读了一半,大概从17世纪读到19世纪。俺所受到的震撼,来自西方传教士。

 

按照某一个阶段的党国教育,西方传教士的所做所为被视作“文化侵略”。以文化进行侵略和征服,历史上当然绝不鲜见。在中国的土地上,稍远的有满清强制汉人削发易服,稍近的有日本占领军的奴化教育,即使是本族同胞,汉代的独尊春秋儒术和当代的独尊西方“马术”,也是一种强制的文化征服。但这种侵略和征服都有一个特点,便是笔杆子以枪杆子为后盾,文人紧抱政权的大腿。

 

但西方传教士不同。除了十字军时代,在进入近代以后,你非得说教廷是为西方各政权服务的,那真是抬举了那些国王贵族。

 

俺第一次深切体会传教士之艰难,是在翻越碧罗雪山的时候。有个叫任安守的法国传教士(他在中国传教40年,后被罗马教廷册封为圣徒),从川西翻越碧罗雪山到滇北传教。这事说起来轻松,但俺一步一步艰难的爬山的时候,却深刻地体会到任安守们的不易。他们不仅要克服地理的障碍,还要冒着人文的风险。任安守于1898年创立的白汉诺教堂座落在碧罗的深山中,如今只有容纳几十人的规模,但当初是能容600人的精美壮观的大教堂。1905年这里发生过一个著名的白汉诺教案,当地民众毁教堂杀教民(当然是同胞),激起了严重的中法外交事件。后来清廷惹不起法国,倒歉赔银子重建。后又数度被毁,现在的教堂建于1980年代,规模只及当初的几十分之一。

 

在今天滇北三江地区,天主教广为传播,陪我们翻越碧罗的向导阿忠说,当地有1/2的人信仰天主教,1/4的人信任基督教。从昆明沿怒江北上,经六库\贡山沿途可见无数的教堂,其分布之广,有如藏区的白塔。如今任安守的墓就在他创立的另一个教堂重丁教堂的院子里。他的故事也在当地教民中流为传奇。

 

但看了《走进西藏》,俺觉得任安守的艰难简直不算什么。毕竟,他是在清廷屈膝于西方的时代,老百姓虽然敢单挑洋人,却怕官,而官怕洋人。而在17世纪初,当第一批传教士从印度进入西藏的时候,他们几乎是光着屁股什么也没有。他们对西藏的理解仅仅是一种欧洲人的臆想,没有任何地理人文资料,他们长时间跋涉在高原无人区,忍受冰天雪地\饥饿\疾病\高原病\雪盲以及当地人的敌视。有一个家伙当他后来回到欧洲的时候,背也驼了脸也变形了,连他的家人都不认识他。1624年有个叫安德拉德的传教士从印度到现在的札达县,受到一个山口的村民的阻挠,他留下同伴稳住村民,偷跑翻越进入西藏的雪山垭口,几乎被冻死。当他失败后回到村落时,几近半死,连他的同伴都认不出他了。好在村长受其感动,随后派人帮助他们翻过雪山,最后抵达了著名的古格王国,并在札达小城建立了传教区(后反复被毁),从此札达小城被标在了世界地图上。

 

这只是《走进西藏》这本书里描述的众多传教士中的一个,还有从其他各种线路进入西藏的。很多人死在路途中,很多人即便抵达亦无功而返。真不能想像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支撑。这些传教士努力的成果最终随着清廷平定准噶尔,从而实现对西藏的实际控制而化为乌有。

 

传教失败以后,接下来的历史就是18/19世纪有官方或准官方背景(比如东印度公司)的西方世俗力量的渗透。新一代的探险家与传教士们不同,他们带着商业政治或军事的任务进入西藏。

 

郁郁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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