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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甘南夏河民族与民族关系(转载)

2009年12月28日 发表评论 阅读评论

夏河县,俗称拉布楞地区,李安宅、于式玉等老一辈人类学家对这一地区进行过研究?。现在,甘肃省藏族研究所设在拉布楞镇,负责全省的藏族研究。但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佛教史、地方史以及风俗上,而对现状研究却不多见。本文主要根据甘南夏河县的调查资料,探讨夏河民族与民族关系。

一、夏河县概况及族源

夏河县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西北部,西邻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北面是临夏回族自治州,南邻碌曲县、东接卓尼县。总面积8687平方公里,辖21个乡、2个镇、105个行政村、710个自然村。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大部分地区海拔在3000-4000米之间。气候为高寒湿类型,年平均气温0.4℃-4.8℃,年平均降水量516毫米,全年日照2300-2400小时。

夏河是一个多民族的县,1991年总人口14.23万人,其中藏族占61%,汉族占28.8%,回族占9.5%,蒙古、撒拉、东乡、保安、满族、土族等民族0.7%。在夏河县以藏族为主,次为汉族和回族,回族主要居住在县城、汉族则居住在县城和海拔较低的农区。因此在县城~拉布楞镇民族的多元性和民族关系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族源对民族的形成和认同有很大的影响。因此首先谈谈族源。

(一)藏族

一般认为,藏族是来源于古代羌族的一支,但夏河县藏族的来源有三∶一是当地土著民族发展而来,二是青海、陕甘方面来的羌人、氐人、鲜卑人、土谷浑人、党项人,三是康藏来的羌人、土蕃人。这些人经过长时间的交融、混血、繁衍而形成了今日甘南藏族。
据史载,夏河地区最早的居民为羌人。两汉时,中央在夏河设白石县。西晋末年,辽东鲜卑慕容部土谷浑征服羌人,夏河归属土谷浑国。后来又沦为后凉、南凉之地。唐以后,土蕃王朝势力扩展到此,并使甘南地区各民族风俗习惯趋于一致。夏河县的“卡加六部”,其始祖是土蕃将领察的后裔,其部族原居于青海,后有兄弟三人迁移到夏河的甘加。其子孙后代分散驻牧,形成了后来的岗岔、南木拉、卡加、甘加、扎油、黑错六大部落。元代在夏河设置土司,明代沿用这一制度,而没有在夏河实行“改土归流”。

(二)汉族

夏河境内很早就有汉人活动,西汉时在夏河设置白石县,屯田垦荒。当时以军屯为主,所以汉族人多汉朝军士,但后放弃。北魏、唐时均有汉兵到达过夏河。宋代,在夏河设茶马司。明代为了解决军需粮秣的供应,在夏河除了用军队军屯外,并且从应天府(南京)、风阳、定远(安徽)一带的居民迁到甘南作“民屯”。许多屯民都定居下来。民国以来,汉人留居夏河的多为机关公务人员和商人,主要居住在拉布楞镇和合作镇,人数约1000余人。1982年汉族人口增至33873人,占全县人口总数的27.39%。

(三)回族

夏河县的回族来源主要有∶一是传教、经商者,二是屯田者,三是移民实边者,四是避难逃荒者。在这四类人中,尤其以第一、和第四种为多。夏河县的回族大部分来自临夏,小部分来自陕西、宁夏和青海。明代的“茶马互市”为回族进入藏区提供了便利条件。清代回族人大规模的进入夏河。其原因,一是拉布楞寺第三世嘉木样从河州(临夏)请来八户商人(回汉各4户)居拉布楞经商,这样他们的生意受寺院保护。二是清**为了防止回民的反抗,实行把回民强制拆散迁移到边远地区的做法,许多回民为避难而进入夏河从事商业、农业和手工业。民国十七年12月,马仲英事件后,拉布楞的保安司令黄正清允许回族难民可以携带家眷居住在夏河。据资料记载∶光绪十七年(1891年)有回族60户,民国初有200来户,约1000余人,1947年时,回族337户,1685人,1982年人口普查时,回族增至13337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0.8%。?

解放初,拉布楞境内共有人口60096人(不包括僧侣),其中藏族人口有45984人,约占80%。其它民族分布情况为∶
一区(拉布楞镇)∶汉族2457人、回族3029人、撒拉族180人。
二区(马莲滩)∶汉族746人、回族204人、撒拉族7人、蒙古族3人。
三区(完尕滩)∶汉族1646人、回族396人、撒拉族50人、保安族25人。
四区(合作)∶汉族2545人、回族1046人、撒拉族62人。
五区(博拉)∶汉族216人、回族11人。
六区(阿木去乎)∶汉族69人、回族240人。
甘加部落(直辖乡)∶汉族53人、回族9人。
下巴沟部落(直辖乡)∶汉族42人、回族76人。
桑科部落(直辖乡)、科才部落全部为藏民。?

二、夏河民族关系史

从上述族源来看,夏河各民族之间的混血、同化很早就开始了。如,来夏河屯垦的汉族,许多人与土著通婚,而逐渐溶入本地人之中。清代回族、虽然允许在夏河经商,但不准携带家眷,一部分人就娶当地藏族女子为妻,这些人的子女大都随父信奉了伊斯兰教。蒙古族人同化于藏族也是一例。从宋元时期开始就有大量的蒙古人进入夏河。初时是作为征服者,藏族成为其属民,并吸收了许多藏民作向导、翻译。后来,长期驻扎藏区的蒙古骑兵,同当地藏族妇女通婚生活,形成新的游牧群体;进而,与藏族杂居和散居的蒙古族,自觉地吸收当地藏族的文化,改变习俗,逐渐失去其本民族的语言和其它特征,融合成为藏族的一员。

在民国以前,夏河的民族关系主要是蒙古与藏族的关系。元代夏河属蒙古人统治,但仅有少量蒙古驻军。元以后蒙古人大部分退回蒙古草原。而明清两代,蒙古人由于内乱和寻找新的牧场大量进入夏河地区。土默特火落赤部曾在夏河西南部驻牧,并以此为根据地向周围扩展。后来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统一青海蒙古族各部,并征服“多康六岗”地区,控制整个青藏地区。固始汗统一青藏高原后,命长子管辖西藏,其余地方由其十子分领。和硕特部前头旗,驻青海河南蒙古自治县和夏河一带,其旗长俗称“河南亲王”。其后裔,察罕丹津(18世纪上叶),一方面积极靠拢清朝廷,另一方面积极争取格鲁派宗教集团势力的支持,以便在藏民中扩大自己的影响。他于1703年专程赴藏,邀请原籍夏河甘加的高僧嘉木样协巴阿旺宗哲回夏河建寺传经,并订立了供施建寺之同盟。1709年嘉木样返夏河,并在拉布楞建寺。自拉布楞寺建成后得到朝廷,蒙古、西藏宗教势力及蒙古、藏族民众的支持,因而发展很快。到嘉木样二世时拉布楞已成为佛教中心之一。以河南亲王为首的蒙古族统治者与拉布楞寺的历代嘉木样活佛共结供施同盟。近300年(到民国)来以政教合一的形式,牢牢地统治着大夏河流域和河曲草原的各族民众。

民国以后,夏河县的民族关系主要发生在藏、回、汉之间。民国建立以后,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但封建的土司制度在民族地区仍然存在。为了改变这一状况,甘肃省议会提出了“改土归流”,提出停发土司奉银,和停止喇嘛口粮衣单的制度。以上两项决议虽然在甘南地区未完全实行,但对甘南社会各界引起的震动是很大的。

民国时期,夏河地区的政教大权仍掌握在嘉木样手上。民国5年,嘉木样四世圆寂,拉布楞政教大权由摄政阿莽仓活佛掌管,李宗哲任襄佐。因众僧对李不满,摄政阿莽仓活佛撤消了李的职务。李逃往西宁,并向马麒控告。之后李与阿莽仓互控于甘肃督军处,督军令马麒处理此事。民国7年6月,马麒派兵调处不当,引起武装冲突。先是马部被藏兵驱逐出境,后马部增兵占领拉布楞寺,藏兵伤亡2千余人,并大肆抢劫,寺院及群众损失巨大。11月,马部集兵4000余人向阿木去乎进攻,并焚烧阿木去乎寺,屠杀藏族僧俗700余人。回拉布楞后,宣布废除阿莽仓三世的佛位,另外任命摄政,并留兵一营长期驻守。

民国9年11月,嘉木样五世座床,寺院的各种职权逐渐集中于嘉木样五世的家庭成员黄氏父子手中。马麒也拉拢黄家,与嘉木样五世其父黄位中结拜为异姓兄弟,并命马步芳与嘉木样五世长兄黄正清结拜为兄弟。不久,贡唐活佛欲辞去摄政还政于嘉木样五世,马麒表示挽留,意在不让黄家掌权;同时马麒部队的头目直接插手拉布楞寺院的某些职权,马部与黄氏父子的矛盾日益突出。民国13年2月,马麒向拉布楞寺提出限制黄家权势的五项措施∶1、因嘉木样五世的亲属煽动各部落藏民造反,故不再允许他们参与寺院事务;2、收缴拉布楞所属各部落的全部枪支,并缴出战马1000匹,以防闹事;3、嘉木样五世的差官80人各缴长枪1支;4、寺院僧众今后只管念经不能问民政事务;5、由于以寺院为中心进行叛乱活动,特处罚寺院白银4万两,寺僧每人献白银50两,以赔偿宁海军损失。取消黄位吉襄佐职位,另立甲那华仓活佛为襄佐,马麒还借此捕捉寺院和部落头人20余人。后,黄氏状告甘肃督军,督军派人调停,马麒停止了五项措施的实行,但仍驻军拉布楞。为此,嘉木样一家离开拉布楞,转到美武一带,调动藏民万余人,组织司令部,准备以武力驱逐宁海军出境。

马骐闻讯后即先发制人,命宁海军24个营越万人进攻拉布楞,与拉布楞黄氏父子组成的藏军的激战。黄家军不敌,率藏兵溃败桑科、黑错、临潭一带。后又组织起藏兵2万余人,但又被宁海军击败。为此黄家组织“拉布楞呼吁代表团”到兰州请愿。时逢冯玉祥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甘肃军务督办,冯令刘郁芬代省长查办。刘先后派国民党第七方面军总指挥部政治处党务特派员宣侠父、贾宗周(两人为***甘肃省特别支部负责人)来拉布楞处理此案。宣侠父来到夏河、碌曲、马曲等地进行实地调查,帮助筹建起由230个部落头人组织的“甘青藏民大同盟”和“藏民文化促进会”,起草了《甘青藏民泣诉国人书》、对马部的罪行进行公开的揭露。经过艰苦的努力,甘肃青海方面签订了解决拉布楞问题的协议,决定拉布楞归甘肃省管辖,马麒军撤出拉布楞地区。1927年4月建立拉布楞设治局。1928年3月拉布楞设治局改为夏河县,成立拉布楞游击司令部,黄正清任“拉布楞保安司令”。并在拉布楞嘉木样活佛教权所辖范围内抽壮丁5千人,编为三个团、一个营。同年12月马仲英率领万余人突然从临潭进攻拉布楞,占领拉布楞寺,省府派驻拉布楞保安队百余人全部遇难,藏兵伤亡甚大。拉布楞寺部分佛殿、经堂被毁,贡唐罗哲仓活佛被害。马仲英原准备焚烧整个寺院,经拉布楞经商的回民求情,寺院得以保全。从此允许回民携眷在拉布楞居住。

从1918至1927年的10年中,马麒任宁海使期间,侵占了拉布楞藏区,焚烧了数十座寺庙和村庄,屠杀了数千名藏胞,致使该地藏回矛盾激化、相互积怨甚深。在其后的“河湟事变”中,马仲英等率部进入甘南,给甘南带来一场灾难,使回、藏矛盾更加激化,各民族常处于敌对和戒备状态中。

民族内部的矛盾

(一)新老教的矛盾。民国初年,临潭地区的回民新、旧派之间存在激烈的矛盾。两派在争夺信教群众和争取临潭经济的主导地位引起民族内部矛盾和心理上的不协调。而这些矛盾被统治阶级所利用,首先是利用回民来对付起义的白朗军,后来老教又借用军阀***新教。西道堂教主马启西及亲属、教徒27人被害,道堂雄厚的财产被全部没收,人员被逐出家门,并将道堂内80多人捕押。后西道堂教民赴京上告,累经数年。1916年,北洋**令甘肃督军张广建将田产地产归还西道堂,允许信教自由。从此,新、老两教结下宿怨,这也波及到夏河的伊斯兰教徒。

(二)草场纠纷。历史上甘南农牧区各部落头人经常为占地盘、争草场发生纠纷,以至引起械斗、仇杀,牧民群众往往死于无辜。从拉布楞保安司令部22年来大事记中就有草场纠纷的记载,选两条如下∶

1931年5月间,果洛康甘与康撒两部落久为草场界限不清,常常发生械斗惨案,每年死亡人数不下数十人。同时,康甘与阿坝也因地界不清纠纷时起,命案累积。果洛和阿坝均信奉佛教,笃信嘉木样活佛。因此,嘉木样活佛请拉布楞司令部解决。司令部则派参谋长前往调解。果洛两方遵从佛旨和平了结,康甘与阿坝案也经双方商谈,意见一致,将多年的悬案解决,永无异议。

1933年3月,甘川交界的阿坝上下两部发生纠纷,继而互相械斗。下阿坝归四川松潘县所辖,上阿坝700余户归拉布楞寺所辖,该地的郭莽寺僧众500余人与下阿坝时常冲突。拉布楞司令部协助两省官员调解纠纷,双方停止军事行动。10月间奉省**令会同地方行政机关和解夏河所辖的博拉与阿木去乎的草场械斗案。

三、族群边界

族群边界是区分民族、维持民族凝聚力,以及各民族成员认同要素。因而民族边界是民族研究中的主题。夏河县的民族边界是清楚的,因为各民族主观的和客观的看法是重合的。下面从宗教、宗教来源、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习俗等方面来看族群边界。

(一)、宗教差异

夏河县作为多民族聚集区,在这里存在着多种宗教形态。这里不仅有笨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而且各宗教形态又有不同的教派或分支。这里的寺院与其它地区的寺院不仅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还形成了某种隶属关系,如拉布楞寺的众多属寺大部分在外地,在四川、青海、新疆、内蒙古甚至黑龙江。一般来说,藏族大多信奉佛教、或笨教,回族和撒拉族信奉伊斯兰教,汉族信奉道教或一些民间信仰。

佛教在夏河是僧多寺多,势力强大。解放初夏河县有黄教(格鲁派)寺院48座,红教(宁玛派)寺院5座,黑教(笨教)寺院1座,此外还有尼姑寺2座。

伊斯兰教的影响仅次于佛教,分布也比较广,共有清真寺11座,其中属于老教的有10座,属于新教的1座。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10年浩劫,夏河县包括拉布楞寺在内的所有寺庙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宗教活动也曾一度禁止。1978年以后落实宗教政策,全县的宗教活动逐步正常开展,寺庙也逐渐恢复。据统计现有藏传佛教寺院37座,其中黄教寺院32座、红教寺院2座、尼姑寺1座、汉道教二郎神庙4座,还有两处基督教活动点。
(乔文波《夏河县寺庙现状》第222页)

(二)夏河主要宗教的来源

1、佛教来源∶公元7世纪以前,整个藏区信奉笨教,夏河地区的笨教也兴盛过一段时期。9世纪吐蕃王朝崩溃以后,佛教中的宁玛派在夏河盛行,现存的红教寺、郭瓦滩寺至今未改宗。13世纪中叶,元朝统一西藏,萨迦派八斯巴被尊为“帝师”,统辖西藏政教大权,这是西藏政教合一的开始。15世纪后宗喀巴创立格鲁派在藏区占有统治地位,夏河也同样。17-18世纪,蒙古势力进入夏河,由于上层统治者信奉格鲁派,并给予活佛很多特权,这样18世纪起,各地佛教寺院纷纷建立。1710年拉布楞寺的建立,标志着格鲁派势力在甘南的进一步加强。拉布楞寺模仿西藏地方**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庞大组织遗憾,统管拉布楞周围地区的寺院和人民。拉布楞设立了6大学院,不仅是安多藏区最大的佛教寺院,而且是这一地区的最高学府。到1949年解放时,拉布楞寺的势力影响到青海、四川、内蒙古等地,建立起庞大的寺院集团,有隶属关系的寺院108座,有僧人20800人。

2、伊斯兰教来源∶17世纪后中国伊斯兰教教派门宦相继产生,在甘南境内有格底木、华寺、北庄、伊赫瓦尼、哲赫忍耶五个老教派门宦的清真寺和教徒。这些教派门宦都是先后从临夏等地传入的。此外是称为西道堂的“新教”,它是依据伊斯兰教基本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其创始人为临潭的马启西,1909年正式命名为“西道堂”。西道堂是一个集宗教事务和商业、农、林、牧、文化教育事业为一体的宗教团体。1919年起把分散在各地的教徒集中在一起,安置在堂内集体生产,过着吃、穿、住由堂配给,子女教育及婚丧均由堂负责的集体生活。西道堂不仅重视经济的发展,同时重视教育,创办了启西小学和启西女子小学,及中学,并保送子弟到外地大、中学校深造。

西道堂的这种组织形式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一是在藏族占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回民少;二是在民族压迫的政策下,清**实行对回民的歧视政策;三是伊斯兰教派中新旧教派的矛盾。为了自保,所以实行集体生活的方式。

3、基督教来源∶鸦片战争后许多西方的传教士从内地、新疆地区进入甘青地区进行“基督福音”的宣传,利用办教堂、教会为工具进行文化渗透。1898年1月29日,美国传教士索得生一行三人,由循化厅知府派的士兵护送下,从青海保安堡来拉布楞进行传教考察。同年三月,美籍传教士党省吾、席汝珍等三人也从青海来拉布楞传教,遭到当地僧俗民众的强烈反对,在当地官府的调解保护下,风波才得以平息。自此,外国传教士在拉布楞立足,设立教会和建立教堂。先后建立了“神召会”和“宣道会”两个教会组织,两会均属于岷县神召总会管辖。

神召会∶1921年,由李新华(藏名∶希日仁青)和夏维新两牧师向拉布楞嘉木样佛官申请,在现河南村(九甲乡**址)要了块地皮,打下院墙。1923年成立神召会,在总会的支持下,建起了两层高的教堂和房屋100余间。会员由10来人发展到数百人。先由外籍牧师李新华主持,1931年李去世后由美籍牧师魏亚哥(藏名∶希日多杰)主持,直至1952年被驱逐出境。

宣道会∶1922年,由美籍传教士季维善(藏名∶希日丹彭)等人也向拉布楞嘉木样佛官申请,在现河南村(今工商管理局)要了块地皮,当年破土动工,年底建成,并成立宣道会。该会自创立到1949年都由季牧师主持。建筑规模宏大、结构独具特色,装修豪华,主体建筑教堂高两层,为西洋式结构,前后两院房屋百余间。会员初期数十人,后发展到3-400人。该会创立后,积极发展会员,相继在合作、阿木去乎、郎木寺、电尕寺、洛大、临潭、卓尼等地建立起教会组织和教堂,发展会员近千人。该会经费开支全部由国外基督教基金会拨发,具有完整的组织机构和严格的休习仪规,牧师也定期归国汇报。

解放后的1955年根据***指示,撤消了拉布楞的神召会和宣道会,教徒们集中参加政治思想教育学习班,学习完毕全体人员解散。

(三)生产方式的不同

各民族的生产方式差异甚大,藏族主要是从事牧业,少量靠近镇区的是半农半牧,极少工商业经营者,亦有相当多的男子出家当喇嘛(解放初,喇嘛人数有夏河县总人口的三之一强);同时,除了以游牧经济为主外,其社会组织也长期保持部落形态,至今藏民门仍清楚他们属于什么部落。汉族主要是从事农业,在镇区的从事工商业。回族则以工商业为主。汉族除了从事农业、工商业外,较多的在企事业单位工作。

(四)生活习俗的不同

生活习俗涉及的面很广,本文仅以节庆为例。
1、藏族节日

春节 藏族与汉族一样非常重视过年,从除夕到16都有活动。普通百姓家,室内外要打扫卫生,贴窗纸,准备过年的食品和煨桑用的柏香树枝。寺院在每个家门口画上白色的吉祥图案,门旁用纸糊上三角香炉,以备插香用,佛龛批彩绸结,点酥油灯。夜半,闻法螺声,村民齐起,点燃灯笼,香炉里插上香,然后到室外煨桑祭祀。先祭文神,后祭武神,燃放鞭炮,鸣枪欢呼。此时,天尚未亮,各家携带礼品往亲朋处拜年,家家以酒食款待,互祝新年如意,欢快直至天明。

初三开始,村寨的全体男子到各自的“玛尼康”祭神,煨桑加放生羊,还有赛马活动,然后各家轮流宴请。

拉布楞寺在除夕晚上,寺院乐队奏乐辞旧岁,初一早上奏乐迎新春。嘉木样活佛率领众生朝拜历代嘉木样的佛像,然后各活佛依大小向嘉木样拜年,和僧人门互拜。正月初四至十七为拉布楞寺“毛兰木”(祈祷**会)。在此期间,各扎仓(学院)在大经堂集会7次;十三日午前“亮佛”;十四日午时在经堂前广场上表演法舞;十五日晚是“酥油花供”十六日抬“未来佛”绕寺一周,称为“转香巴”。

“娘乃节” 又称“四月会”。相传,释加牟尼于农历十五诞生、成道、园寂。举行娘乃节是为纪念释加牟尼,拉布楞寺的僧侣和周围13村的藏民视娘乃为最大的节日。早上集体念诵六字真言,中午吃斋饭,然后去拉布楞寺转经轮。

香浪节  是农区和半农半木区的一种群众性的游山活动。说是过去寺僧每年在盛夏外出采伐烧柴,因路途遥远当日不能返回,则在外露宿,藏语“香浪”意为“采薪”,故名。现在是全家携亲朋好友,带上白色帐篷和生活用品,扎营草坪山巅,杀羊宰牛,尽情欢乐。

2、回族的节庆

回族的年节主要是与伊斯兰教相关,如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等。①、开斋节,伊斯兰教历10月1日为开斋节(9月1日–10月1日为斋月),这一天穆斯林要沐浴更衣,身着节日盛装,到清真寺做礼拜,还要宰牛羊、走亲访友、互赠礼品、互相祝福。

②、古尔邦节,又称宰牲节,伊斯兰教历12月10日,杀牛宰羊成为这一节日的特有内容。

③、圣纪节,伊斯兰教历的3月12日是穆罕默德的诞辰纪念日,相传也是他逝世的“圣忌”。届时要举行隆重的宗教活动。

3、汉族年节

汉族年节与一般汉族地区大致相同,如春节,圆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

(五)民间信仰的不同

1、藏族的民间信仰。藏族除了信奉佛教外,还信奉自然崇拜的本教。佛教取代笨教成为之统治地位后,笨教的一部分内容融入佛教,而一部分内容作为民间信仰保存下来。如笨教经典认为世间有年、赞龙三种神,年神居天空,赞住地上,龙在水中,人世间的各种苦难、包括疾病、自然灾害都与这三种神相关。因此祭祀山神在藏区非常普遍,山神即古代的年神,夏河藏民每年7月中旬要举行隆重的祭祀山神的“插箭”活动。事先,各家各户准备祭祀用品,包括长3-5米的木箭,“桑秀”、“风马”等物品,然后以部落村寨为单位祭祀自己的地方神。男子扛着箭在天亮之前到达山顶祭祀点—“拉卜再”之下,到天明时开始祭拜。随着燃烧的火焰,人们把糌粑、酥油、哈达、鲜奶等物品洒在桑秀堆上,同时吹响海螺、鸣响枪,人们高呼着向空中仍掷吉祥符图的“浪达”(风马),顿时,纸片纷飞、遮天盖地,接着把木箭插入固定的石堆里。插箭之时有喇嘛念经,所有的人按顺时针方向围着“拉卜再”边走边施礼膜拜。参加祭祀的人很多,笔者见到的不下500人。

嘛呢堆—–在甘南的要道或山口,都可见用石块垒成方型或园台型的石堆。这是白石崇拜的风俗,它象征着战神,和保护神。人们路过嘛呢堆的时候,口念六字真言(注1),希求战神保护自己,同时在嘛呢堆上添上1-2块石头或其它物件,以此来表示自己的虔诚和崇敬之心。

嘛呢达日觉—–藏族人认为有种无形的精灵叫“米玛银”,它和人形影不离,它既可给人带来丰收和幸福,生气时也可伤害人畜。因此山隘路口,房前屋后都张挂着经幡(“玛尼旗”),以保人平安。

煨桑—–煨桑既是宗教活动中的重要仪式,也是民间信仰中重要活动。桑,是藏语音译,本意为“净”。煨桑的对象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祭祀战神、凶神、财神、山神、寨神、河神等,这类神喜欢桑烟原料里的肉类,煨桑时,加的供品越多越好,见效也越快。但因为这些神是人间的神,它们不能安排人的来世和超度亡魂。另一类神是天上的神,是帮助人们安排来世的。煨桑的地方是神山神坛、神塔、户神坛(一般设在房屋门前的阳台上或帐篷前专设一土台)等等,每逢吉日煨桑。

2、回族的信仰习俗

我国回族的文化努伊斯兰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产生的,所以兼有两种文化的特性。回民信奉伊斯兰教,把《古兰经》尊为行为的准则,遵守念、礼、斋、课、朝的“五功”和信奉真主、胡大。禁止吃自死物、血液、猪肉以及未诵真主之名而死亡的牲畜。饮酒、赌博、拜偶像、求签等行为是污  的、恶魔的行为。穆斯林见面时必说“色两目”,互相问候、祝福、道谢,他们都有丰富的商贸经验和才能。回族崇尚绿色和白色,绿色象征和平、生机、优美、清秀、典雅和美好;白色表现纯真、质朴、净心和高雅。故喜欢种花草树木。回族家里忌挂偶像、人像和动物画,仅挂阿拉伯文字的书画。等等。

3、汉族信仰习俗

汉族在藏区,能入乡随俗,与藏民一样祭祀山神、煨桑、上藏传佛教寺院转经,但信奉佛教的程度较淡。道教是本地汉族的信仰之一,尊奉的神有三清四御。在农区多敬城隍、土地、灶神、门神、财神、瘟神、马王、牛王等,也尊信圣贤义士,如诸葛亮、关公、张天师、八仙等等。在乡村,农历初一、十五有上庙堂拜拜的习惯,每年6月的庙会更是盛况空前。此外,还保存为去世的人做道场,看风水,选吉日、许愿和还愿的习俗。

三、个案研究

个案1∶朗格唐村~一个民族融合的村

朗格唐村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村落,北距拉布楞镇约两公里,是一个纯农业的村,背靠高山,前望农田。通往兰州的公路从村前100米处经过。由于离镇近,所以村民一部分是城里的干部和工人。我们调查限于户口在村,或原先是该村的家庭。

总户数47户,人口217人。我们调查的总人数193人,其中汉族40人(20.7%),回族25人(13%),藏族128人(66.3),总户数44户,其中汉族11户,占26.2%,回族5户占11.9%,藏族26户占61.9%。

朗格唐村,民主改革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村,全部为藏族。回族是50年代进行工商业改造,从镇上迁来的。几户汉族是因为洪水冲毁了家园迁到这里来的。该村人口的增长很快,1968年时人口不足90人,1970时100人左右,1981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人口超过了150人。承包的土地人均1.4亩,每3人2头牛,每5人1头驴。实行承包后的头几年,经济发展很快,家庭的生活水平有大的改善。但1985年草场实行承包后,经济开始滑坡。原因是朗格唐村没有草场,原来的饲养的牛羊因为没有地方放牧,只有卖掉。过去可以到草场挖虫草,一个虫草可卖6毛到1元钱,好的季节一个人可挖1-3000个虫草,这是家庭的重要收入。但是草场承包到户以后,草场主人不准挖,或者要收费才准。现在村的经济是以农业为主,但由于人口增长快,人平土地少,加上产量有限,所以收入不高。一般产量青稞500-600斤,麦子400-500斤,油菜150-200斤;蔬菜,只能种些不值钱的粗菜,如萝卜、白菜之类,主要是受高原气候的限制。现在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出外打工,通常是自己去镇里找工,都是干粗活,拉土、打墙之类。一天15-20元,农闲时出去,一年出外做几个月,这样可以照顾家里农活。有些妇女也出去打工,帮人除草,一天9-12元,午饭归老板负责。村里人很少经商的,原因是资金少。有几户运输户(回族和汉族),购买了拖拉机,但找不到活干。村里比较好的几户,除了干部和工人外,最好的是一位银匠。

在一个不大的村落里居住了三个民族,这三个民族具有不同的语言、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民族关系的协调是最重要的问题。从我们的调查看,朗格唐村民族之间是相当协调融合的相处的。从文化涵化的角度看,民族文化的涵化已非常明显。

1、宗教信仰。以信奉佛教者为多,藏族的家里一般都设有专门的经堂、佛龛、供奉佛象,每月去拉布楞寺转经。大多汉族人也信奉藏传佛教,但家中不设佛龛,最多挂一幅唐卡;信奉基督教的家中,仅挂着耶酥象,说是祖辈们信奉基督教,因而传下来的。回族的家里也模仿藏族家庭设佛龛一样,在厅里摆了一个膜拜真主的坛。由于伊斯兰教不崇拜偶象,所以在墙上挂上圣地麦加清真寺的画,或者是临夏清真寺的像,在桌子上摆上一溜盖碗茶杯(类似藏族的供碗、供灯)。见下表∶

表1 朗格唐村的宗教信仰

信奉宗教 佛教 伊斯兰教 基督教 户数
34       5              3

2、藏汉通婚。藏汉通婚的共有10户,其中汉女嫁藏男6户,藏女嫁汉男4户,基本平衡。其子女均报藏族,主要是藏族有较多的政策优惠,长大后不会受歧视。调查表明,汉族和藏族都不愿与回族通婚。因为与回族通婚的先决条件是必须改变信仰,无论是女嫁还是娶媳都要信伊斯兰教。因此我们的问卷中,藏族对与回族通婚持反对意见,而与汉族通婚大多无意见,只要双方自愿就行了。

通婚是村里民族关系融洽的重要原因,因为村很小、人口规模不大,10户人家的亲属网络已与全村大部分家庭连接起来。通婚性别比例基本平衡,说明藏汉是处于平等的地位。有户银匠的家庭,男人是藏族,太太是汉族,其子女均登记为藏族。太太随解放军进藏区,曾经做过护士,因为会一些汉人医术,经常为村民医治各种疾病,包括接骨等,因而在村里享有崇高的威望。

3、语言。村里通用语言为藏语,无论是汉族还是回族均会讲藏语,甚至有上藏语中学的汉族人。藏族能讲汉语(当地方言)的人却不普遍,尤其是中年以上的藏族人,但大部分人可以听懂汉语。村里有些藏族考上中专、大学,都有较高的汉语水平。我问陪同的翻译,村里的汉族和回族藏语讲得怎么样,翻译认为他们的藏语非常地道。

4、习俗。①饮食 村里三个民族的饮食习惯有一致的趋势,按当地人的话说,“饭桌上最能体现民族融合”。尤其是汉族接受了很多藏族的习惯,如吃糌粑、面食,肉类主要是牛羊肉,和喝酥油茶。也许是猪肉比较少见、价格也贵因此村里汉人也很少吃猪肉。藏族也接受了很多汉族的习惯,如吃大米、青菜,实际上吃面粉也是从汉族那儿学来的。回族还保持较多的民族习俗,如喝盖碗茶,不吃糌粑等。② 服饰 平时,藏族老年一般着藏装,中青年着汉装,但都有节日喜庆用的藏装;回族除了帽子、头饰有区别外,其它与汉装无别。③住房 新建的房屋形制比较一致,一个院墙,两侧是杂屋,中间是正房,院中间是个小花坛,阳台装大玻璃。不同的是房屋的装饰和内部格局。④习俗 各民族有各民族的习俗,但有些节日开始大家都庆祝。如过“香浪节”,村里各民族的人都搭帐篷去过节。

5、观念意识。民族的传统不同,观念意识的差异较大。如回族人的经商意识非常强,我们问到“如果有钱,愿意投资经商吗?”,几户回族人都毫不犹豫的回答“愿意,愿意,愿意!”。藏族的经商意识最弱,而宗教意识最为强烈,许多人愿意把多余的钱捐献给寺院。汉族人除了经商意识较强外,对教育比较重视,认为再穷都要让孩子上学,这样才会有出息。住在村里的几户居民户(干部、工人)大都是汉族,这与他们的教育及经历(如参军)相关。

个案2∶拉布楞镇

拉布楞镇因拉布楞寺而得名,拉布楞镇沿大夏河分布,主要分布在西岸,周围是高山。镇的布局很狭长,只有一条主要街道,约两公里长。南部是拉布楞寺,北部是镇的商业、居民区,有条小溪把两区分割开来。

全镇1994年总人口11499人,2795户,其中非农业人口10376。镇级人口3236,县级人口8723人;流动人口2995人。? 镇上人口以回族为主,次为藏族和汉族。九甲乡环绕拉布楞镇,如果算上连接在一起的村落人口、寺院的僧侣,应该大大超过这个数。回族、汉族住在镇的中心圈,而镇的外圈住的是藏族(傍山而居)。

拉布楞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名寺之一。以僧侣人数计,现在是全藏区规模最大的寺院,现有注册的僧人770人,另有250名僧人干杂活,没有注册的游僧估计1200–1500人(有别的寺院来取经求学的,有活佛、大喇嘛们的门徒,也有自愿出家者)。僧人绝大多数是藏族,也有蒙古族和汉族人。拉布楞寺只管理注册的僧侣,这部分僧侣的生活比较严谨;但大部分僧侣是无法管理的,因为僧人多,伙食是自办,许多僧人午饭在街上吃;许多游僧每天在街上逛、喝茶、看录相,所以满街是着深红色服装的僧人,成为拉布楞街头特有的景色。

因为拉布楞寺的缘故,来朝拜、转经的藏民相当多,既有附近的藏民,也有来自四川、青海的藏民和内蒙古的蒙古族人。来旅游的人很多,据旅游局统计,1985–1995年全镇接待游客34万人,其中内宾29万人,余为外宾。拉布楞寺的门票收入1995年有38万,加上寺办招待所、饭馆、商店的收入有100多万。拉布楞镇主要的店铺都与旅游业相关,靠近拉布楞寺是两排专卖旅游品的商店,约有200余家,其它是餐馆、旅馆和杂货店。游客多的时候,街上还相当热闹。也许是价格高、设备差的原因,兰州方向来的游客大多不再镇里过夜,而返到临夏住。没有游客时主要消费者是僧人。

僧人的收入来源主要有这么些∶一是家庭资助,因为藏民把送子进寺院当喇嘛视为荣耀的事,许多家庭都愿倾全力支持;二是藏民的捐献,主要是牧民,许多人把毕生的积蓄都捐献给寺院;三是给信徒做法事、打挂、念经等收入,对于注册僧人这是主要的经济来源;四是寺院的补贴(仅注册僧人有)。从观察看,僧人的消费能力相当强,说明他们的收入可观。僧人出门不愿意步行,而是坐三轮车;在下午2点钟以后,大多餐馆里坐满了僧人;那些活佛、等级高的僧人,收入更高,有大的宅院,有管家管理财产,还有众多的门徒。在拉布楞镇形成了有趣的“生态圈”,藏民供养了僧人,僧人供养了镇上的回民与汉民(大部分商店是回民与汉人所开)。

回族人、汉族人在镇上经商为主,这是历史传统所至。夏河县与临夏回族自治州相邻,1928年“河湟事变”后,大量的临夏回汉民迁居夏河藏区避难谋生。他们以做生意为主要职业,活跃在夏河市场,形成了夏河的私营商业队伍。1950年有工商户198户,1953年发展到1222户,其中拉布楞镇有852户。1955年统计,全县738户私商中,回族占362户,汉族占324户,藏族48户,撒拉族占4户。此外还有一些无照经营的“暗商”。这些工商户主要分布在拉布楞镇的人民街、解放街、铁匠昂、大院子、九层楼、三花门和王府村等处。1955年后对工商业进行“公私合营”以及改造,个体经商户锐减。? 1978年后,个体工商业者迅速增长,尤其是回族经商者增多(除了镇本身的回族外,还有大量来自临夏的回族经商者)。

镇上回族人虽多,但仅有一个规模不大的拉布楞清真寺。有阿奉2人,满拉13人。没有发展,这是历史的原因,解放前拉布楞寺只允许回民在指定的地方建一个清真寺,禁止在别的地方建寺。文化大革命后清真寺的活动恢复正常,现在礼拜从早上1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10点。寺公布的收入也不多∶①海提牙(礼品)收入11434元,②议布收入1411元,③牛羊皮收入990元。清真寺对于陌生人却格外警惕,对我们的访问甚感不安。后来管理的人说,他们害怕我们是藏族,怕我们给他们找麻烦。清真寺的塔在全镇是一个制高点,从塔上可以腑瞰全镇。从远处眺望拉布楞寺金黄的庙宇与绿色的清真塔,别有一番情趣。

汉族有个关帝庙,座落在河南,文化大革命毁掉了,1983年汉族人捐款又重建,但到现在还有修复完。重建的关帝庙是文化混合的象征,牌坊的额上题字是汉语和藏语并列,汉字是“关帝庙”,藏语是“拉日尕绕”,这是藏民崇拜的山神名(关帝庙背靠的山之神);庙里供奉的神也是汉藏都有。因此该庙不仅汉人来拜,藏民亦来拜。这种文化混合现象,正是汉族人适应环境的结果。

在镇上,可以感觉得到回族和藏族之间的紧张和不融洽。这儿,藏族是主体民族,县的“上流社会”,各**部门的干部、重要部门的工作人员(如公安、交警、税务、工商管理)大都是藏族人,因此民族的优越感很强。回族人虽然在经济上有实力,但社会地位颇低。两个民族由于买卖关系经常打交道,但实际上相互歧视。回族人背地里骂藏族人蠢、野蛮,藏族人则经常公开地骂回族人贪婪、不讲信用。更由于近年来少数不法商人,用伪劣产品牟取暴利,控制市场压低农牧产品收购价格,使藏民蒙受很多损害,更激化了矛盾。镇上还有藏民族中学,1994年的在校学生达759人。过去只有一家民族(即藏族)中学,现在又新建了一所。这些学生大多是住校,课余周末成群结队在街上闲逛。学生、喇嘛都是年轻力壮,借酒撒疯、借题发挥的事不少见。镇上发生过多起打砸回民商店、和群体斗殴事件就说明了这种情形。

个案3∶一个回族干部的自述

(拜××,回族,现为某乡**干部,40余岁,高中文化)。我自认为在当地算一个“才子”,全县卡拉OK歌唱得最好人的之一,喜爱写诗,书法也不错,还负责县志中的《武装志》的写作。我的父亲是民国时期躲壮丁从临夏逃到夏河来的,解放后当了乡干部(公社干部),藏语讲得非常好。我在这里出生,从小学到中学上的是汉语学校,下乡又是到公社当文书,与普通藏民接触太少,因而藏语讲得不好,但听得懂。妻子也是回族,在县广播局工作。现在有两个孩子,大的上初中,小的上小学,都是汉语学校,因此他们不懂藏语。虽然有工作能力,因为是回族,再有才能也难以升官,觉得怀才不遇,很委屈。在乡当干部收入低,日子难过。我一个月收入400元,太太380元,加起来不足800。每月的开销∶人情交往50-100元,朋友间的应酬100多元,伙食费400多元(四口之家这是最低水平了),每个月没有什么剩余。

乡**没有房子分配,要自建房。1990年花1万多元建了5间房,从银行借了6千多,与朋友借了3千多。本地的藏族干部,虽说工资差不多,但他们有家底,一般都把牛羊寄放到亲戚家放养,或找本村村民代放。这样他们每年都有足够的肉食品及收入。(注2)这几年藏族独立思潮也影响到这里,民族意识增强,尤其是青少年。镇上发生过喇嘛砸回民的商店,藏族青少年殴打回民的事。他的儿子前年放学回家,就被一群藏族少年打了一顿,还敢怒不敢言。我父亲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退休了还是愿意回到了临夏,在那儿建了房子。我也想回临夏,能调动就调动,不能调动就只能像父亲这么样退休再回去了。

(我们离开夏河县前,遇到了件拜先生称为最高兴的事。为了纪念八一建军节,县武装部举行庆祝活动,说是县里的头面人物都要参加。他是节目的主持人。参加会议的只有他一人是回民,说是为了照顾他一人把藏餐改为清真了。因此他特意来邀请我们参加他举行的庆祝会,可惜我们晚上我们已有别的约会没有参加这个晚会。)

四、结论

总的来说,在文化多元的夏河县民族关系不错的,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借用和混合已经发生。朗格唐村像一个民族融炉,藏、回、汉三个民族相处融洽。而拉布楞镇则民族间的隔阂和紧张相当明显。从笔者的观察,夏河的民族关系存在潜在的危机,近年来在朝不协调的方向发展。其主要原因∶首先,是历史的原因,回族的马家军与拉布楞的积怨太深。但黄正清处理民族矛盾较好,他把回族的军阀与普通的回民区分开来,为了感谢回族汉族向马仲英求情因而保存拉布楞寺,而允许回汉在拉布楞居住和经商。那个时候回藏通婚的还不少。但这种历史的恩怨在人们心中尚留有阴影,影响着回藏的交往。

其二,是干部政策,现在提拔干部以主体民族为主,而不是唯贤是用。民主改革时,许多的回汉干部进入夏河县藏区工作,他们为夏河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因为干部政策的改变,使得这些干部过早的离开了领导岗位。尤其是,这些人的后代日子比较难过,这些人的后代虽然是本地出生的,且文化水平和素质较高,但是许多人不愿留在这里,而回到陌生的“家乡”工作和生活。上面提到的拜××就是一例。我们在调查中遇到的汉族回族干部都提到∶再有能力、工作再努力没有什么用,他们都希望有机会跳出去。

其三,是教育政策,民国时期在夏河县兴办的现代教育,是藏、汉、回等多民族合校的形式。解放后,亦沿袭这一形式。这种教育形式对于促进民族团结、消除民族隔阂有着重要的作用。后来“文化大革命”,由于极左的影响,过分强调汉化的教育政策,极大地伤害了民族感情。“文化大革命”后,恢复了民族团结的政策,但是有些纠往过正了。现在,办起了藏民族中小学、汉中小学,将不同的民族分校就读。同时,**对教育的财政拨款倾斜度大,藏民族学校的校舍、教学设备、教员工资比汉学校要优厚得多。如汉学校的校庆县上不给钱,而藏中学的校庆就会拨专款。这种制度事实上造成了民族的隔离和产生了新的的隔阂。由于中学的寄宿生很多,在课余和周末成群结队在镇上闲逛,不同民族学生之间的斗殴时有发生,与回汉店主的冲突亦非少见。

其四,是经济的冲突,藏族牧民经商意识较薄弱,也缺乏经商经验。过去是统购统销,牧业产品是由国营或集体的商业部门负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家庭拥有的牲畜量大幅度增加,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但是增产不增收的现象非常普遍,究其原因虽然很多,但藏民们把原因归结为市场被回族商人所垄断。回族商人不仅垄断了畜产品的收购、加工和销售网络,还垄断了其它产品的购销网络。那些加工皮子和羊毛的回族家庭,一年的收入是数十万。而牛羊、及羊毛皮子的收购价格不断下降,如1斤羊毛仅1.5元,1斤羊肉仅4-5元,1斤酥油仅7-8元。可是,一方面藏族人痛恨回民,可是另一方面又离不开回民。这样造成了藏民对回民的仇视心理。

其五,是宗教的冲突,在拉布楞镇,可以说是笼罩在佛教的宗教氛围之中,其它的宗教信仰没有发展的空间。如镇上的居民回民占80%,但仅有一座清真寺(这是解放前保安司令黄正清定下的规矩),而且其活动也小心翼翼。进清真寺访问时,与寺管理的人反复说我们是从北京来的,不是藏民才允许我们进内和交谈。汉族的关帝庙干脆结合了藏民的山神一起朝拜。

要解决民族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我觉得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一是实行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文化多元的政策。笔者认为,学校的教育,以多民族共校为宜,这样有利于民族团结。美国就有过这种经历,从种族隔离,向强制同化,向文化多元发展;学校从种族分校向多种族共校发展,促进了种族间隔阂的消除。在干部政策上,应该用人唯贤,而不能一味地强调民族成分。建立适宜的政策,预防人才的外流和吸引更多其它民族的优秀人才来藏区工作。

二是加强文化教育,提高藏民的整体素质。目前由于藏区,尤其是牧区教育条件差,儿童失学率高。见下表,文盲率普遍高,相比之下,牧区文盲率最高达78.1%,次为半农半牧区达50.8,最低为农区。在牧区,上学的少年儿童都是劳动力,因而不愿意上学。虽然各级**不遗余力地抓失学率,但效果不明显。在牧区有的家长甚至花钱请人顶替自己的孩子去上学。因此采用合适的办法来办教育,提高藏民的文化水平是刻不容缓的大事。

地点        经济类型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扎巴   合计
桑科日芒村   游牧        217    18      1      1      2    278
%                                     78.1   6.5    0.4    0.4    0.7
九甲王府村  半农半牧     252    121     49     19     1    496
%                                        50.8   24.4    9.9    3.8   02.0
九甲朗格唐村  农业         63       44       30       7           177
%                                       35.6   24.9    16.9   4.0

三是加强信息、商品流通,提高藏民的商品意识。藏区信息不灵通,加上商品意识不强,因而无法走向商品市场。信息不通的原因之一是大众传播不发达,很少人看报纸,收音机拥有率也不高;另一原因是受语言和教育水平的限制。许多藏民除了听得懂自己的方言,听不懂其它的语言和方言,而广播是以普通话和拉萨话为主;识字率低,更读不懂书报了。因此**应该把大众传播作为重点建设,与此同时加强商品市场的建设,抓好商品的流通。
____________________
注1∶六字真言即“奄、嘛、呢、叭、咪、哞”,藏传佛教把六字真言视为经典的根源,只要信徒反复地诵念,就会积功德,脱离苦海。

注2∶这是游牧部落的古老习俗,民主改革前,牧民捐献给寺院、或交给头人的牛羊,并不一定马上拉走,只是到需要时才来拉,寄养的牛羊及生的羊羔都归寄放者,而放牧者可以说是无偿的。解放后,来自本地的藏族干部,其家庭原来拥有牛羊,这些干部虽然脱离了牧业,但原有的牛羊就寄放在亲戚朋友家中,成为维持其生活方式的资源。

? 本文是格勒、余振先生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九五”重点课题“中国藏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甘南调查研究成果之一,参加甘南调查组的有周大鸣、达瓦、卡尔、孙九霞和格桑。甘南自治州**和夏河县**、九甲乡、桑科乡**对我们的调查给予了热情的帮助,特此鸣谢!

? 见李安宅∶《李安宅藏学论文选》,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

? 参见张庆有∶《试论拉布楞地区各民族之源流》,《甘肃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94-100页。

? 孙振玉∶《拉布楞史话》,《夏河文史资料》(第一辑),第1-15页。

? 黄正清∶《拉布楞寺院与马麒斗争的经过》,《甘南文史资料选集》(第三辑),第8-33页。

? ***甘南州党史办∶《宣侠父支持甘南藏族人民反军阀的斗争》,《甘南党史资料》(第一辑),第1-8页。

‰ 邱巧英、陈惠生、薛兰明∶《拉布楞保安司令部档案资料综览》,《夏河文史资料》(第一辑),187-202页。

? 乔文波∶《夏河县寺庙现状》第222页。

‰ 散人∶《甘南藏族节日琐谈》,载《西藏民俗》,1994年第4期,第54-56页。

? 夏河县统计局∶《1995年夏河县统计年鉴》

? 近代以来,藏传佛教以格鲁派(黄教)最为强盛,六大名寺在西藏以外仅有拉布楞寺、塔尔寺(青海),甘丹寺、哲蚌寺、札什伦布寺和色拉寺。

? 张元清∶《夏河县私营工商业改造经过》,载《甘南党史资料》(第二辑),***甘南州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1989年,98-111页。

jig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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