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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文初:“大汉民族主义”的再发现

2009年12月30日 发表评论 阅读评论

按——此处转发的是邓文初先生“民族主义语法研究”系列文章之十一,原题为《被隐藏的目光》,对“大汉民族主义”有“再发现”式深度揭示,实为不可多见之佳作。阅读全部文章请访问邓文初先生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zdwenzi

《被隐藏的目光》

没有大汉族主义,那么,少数民族中间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是比较容易克服的。——毛泽东

在中国民族主义的话语中,“大汉族主义”一直就是个隐晦而敏感的话题:有的坚决否认存在着所谓的大汉族主义,认为这是虚构,是一种强加,是自由主义者妖魔化民族主义者的伎俩;有的却以为存在着对大汉族主义的批判,但这是一种逆向种族主义。自从网络普及后,公开以中国民族主义、汉民族主义身份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多,调门越来越高,专门性的网站如“汉民族网”、“大汉网”、“华夏网”等等开始公开露面,“大汉族主义”成为中国民族主义阵营中口气最狂妄、雄心最宏大,并开始构建自己系统理论体系的思潮。下面两篇文章就是以当前喧嚣的“大汉族主义”为对象,进行初步的话语分析,期在抛砖引玉,引起思想界必要的关注,上篇题为《被隐藏的目光》,下篇题为《被唤醒的意识》。

【被打压的意识】

公正地说,“大汉族主义”确实是官方一再打压的目标,在共和国建国初期,无论是中共的政策,还是领袖们在各种场合下的讲话,都一再对大汉族主义表示严正的警告与批判,国家政策也采取高压态势打击大汉族主义。这里仅以毛泽东为例,做一简单的陈述。

195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专题论到大汉族主义,提出反对“大汉族主义”的问题:

不要以为只有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也很大地帮助了汉族。有些同志总是在那里吹,我们可帮助了你们,就没有看到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我国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地方,是什么人住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地方是少数民族住的。那里物产丰富,有很多宝贝。……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那种以为只有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没有帮助汉族,以及那种帮助了一点少数民族,就自以为了不起的观点,是错误的(《毛选第五卷》,第154页)。

同年,在《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中,毛泽东再次提出要继续反对“大汉族主义”。说,尽管也存在着狭隘民族主义倾向,但主要的、首先要反对的还是大汉族主义:“没有大汉族主义,那么,少数民族中间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是比较容易克服的”。并以例举的方式对什么是“大汉族主义”做了说明:“现在大汉族主义还是很不少的,例如包办代替,不尊重人家的风俗习惯,自以为是,看不起人家,说人家怎样落后等等。”并再次强调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比汉族居住的地方面积要宽,那里蕴藏着各种物质财富多得很。我们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的经济是不行的。”(《毛选第五卷》,第214页)

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又专列了一章谈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问题,毛从国情出发,提出必须首先反对大汉族主义:“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毛选第五卷》,第278页)

应该说,毛泽东的讲话基本上代表着当时执政党的民族政策,对大汉族主义的打压是少数民族政策必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些讲话中,事实上是否存在着“大汉族主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表达出一种姿态,以表明中央政府的超民族性,表明中央政府与历代统治者的大汉族主义政策断然决裂的姿态,表明在政治待遇上对汉族与少数民族一视同仁。因此,不管事实上是否存在着大汉族主义,都必须对大汉族主义提出严正警告,以安抚少数民族。压制大汉族主义成为少数民族政策一个无法剥离的部分。

其实,在执掌政权前后,中共党的民族政策发生过同样革命性的变化,前此,作为革命党的民族政策始终是以苏联式的联邦制为准构建民族关系;后此却采纳了中央集权下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这种巨大的转变,至少面临着自我说明的内在张力,对大汉族主义的打压,可以理解为这种自我说明张力的释放。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出,首先是一种大一统的视角,是从国家统一与中央政权统一角度展开的,即所谓的超民族的国家意志的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以阶级关系为依据的国家意志的建构。但这种兼才(采)苏联与马克思立场的民族政策变化的背后,无法掩饰其功利主义色彩,毛泽东也曾来没有掩饰这种色彩。之所以要对大汉族主义进行打压,是因为我们需要少数民族;而之所以需要,是因为汉族“人口众多”,需要发展空间,而少数民族“地大物博”,正可以提供这种发展的余地。所以毛一再强调的是少数民族对汉族的帮助比汉族对他们的帮助更大。从这些讲话中可以看出,民族政策的背后具有一种履行承诺的意思,实施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本身,是对少数民族加入中国的一种回报;而这种区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政策,尽管以对大汉族主义进行打压为主,但其背后还是包含着以汉族为中心的国家建构的基本立场:对于中国这个国家而言,少数民族是加入者,而汉族却天然就是中国。

因此,对大汉族主义的打压,也就具有典型的功利主义背景,建立在这种功利主义背景上的少数民族政策自然具有临时性与策略性,即具有所谓的统战特色。

但任何一种建立在功利主义基础上的政策都很难保持稳定,必然随着时势的变动被抛弃或改造。就在执政不到十年的时间,从1957年开始,这种对大汉族主义的打压开始转向,大汉族主义不再提了,更多的是对地方民族主义的高压态势。

1957年前后发生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是反右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随着这些政治运动的展开,民族主义被当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思想列入批判之中。民族主义立场与社会主义立场成了水火不容的对立阶级的斗争。借着这种政治运动的力量,在少数民族区域,大规模长时间进行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批斗。最早展开这种运动的是广西百色,连续十天时间的少数民族干部会议,基本上就成了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批判会议,继之而来的是新疆地区,自治区政协竟然召开了长达六个半月的批判会议,给一大批民族干部戴上“地方民族主义”、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

60年代,理论界又提出“民族问题的本质是阶级问题”的观点,将民族关系问题转换成阶级斗争的主流政治话语,民族问题因此被政治化、阶级化、斗争化。在运动中,“否认尊重民族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照顾民族特点、反正民族经济、文化是文明问题”,也否认民族存在的长期性,并把对“大汉族主义”的批判当做反汉、反党、反中央问题对待,“李维汉和一大批民族工作者,少数民族干部由此受到错误的批判打击。(中央统战部黄铸:《构建中国民族理论的学术话语体现》)”在这种状况下,民族问题话题成为禁忌,其化解途径也自然也被堵塞,延续了战争模式的阶级斗争模式,自然是你死我活的,“地方民族主义”从而成为一种极为严重的犯罪,无法纳入法律的解决途径。

在这种阶级斗争压倒一切的政治高压态势下,50年代出台的民族政策被严重扭曲,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对少数民族的汉化便处于不受监管的状态。到70年代,在宁夏等地,甚至出现强迫回民养猪、强迫少数民族火葬、强迫苗民内迁以及禁止哈尼族、瑶族等招女婿等现象,引发严重的对抗情绪,严重的甚至发生武装叛乱。这种状况直至80年代才出现好转。

8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正式将民族问题定性为“劳动人民间的关系”,在《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也明确表达为“个民族之间的关系都是劳动人民间的关系”,具有将民族问题消解为公民问题的倾向,但“民族政策”却没有做根本性调整,反而出台了“两少一宽”这样的政策。到90年代初期,民族问题又被纳入“经济文化发展”的整体框架之下,中央权力与汉族势力借着现代化的理由与力量,迅速渗透民族区域,由于原来相对隔绝的族群开始高密度接触,其间个族群之间因各自的利益、文化、宗教信仰等等问题引发的冲突激增,但一个奇怪的现象却是,现实中的民族问题被激发,而各种话语(尤其是官媒体)中的民族问题反倒消失了。强势民族——汉族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被言说,“大汉族主义”从人们视野中几乎彻底隐遁,成为不受监控的幽灵,而“民族分裂主义”却受到媒体的高密度关注,并被政治高压打杀。

【被隐藏的文本】

80年代后期,“中华民族”概念开始重构,由费孝通先生主持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工程的启动,开始对国家意识进行重新定位。原来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的超民族国家意识,开始向具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意志转移。执政党的合法性也由此发生悄然位移。这种理论建构又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口号的提出而沦为全民意志,并唤发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开始合流了。

这种合流必然引发误解,原因乃在“中华民族”概念具有天然的汉民族内涵。

尽管在官方宣传中,始终强调的是56个民族共同组成“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在学理表达上(如费孝通先生)也尽量避免将“中华民族”概念做“汉民族”解释,而试图在近代中国国家的“命运共同体”这种角度把握,同时提出了多元一体的起源学构造,来缓解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对立意识。但学理那种谨小慎微、那种曲径通幽的解释很难进入大众话语体系,更难以被官方纯熟地运用于现实政治操作之中,尤其是当政治运作需要一些具体化的象征符号时,这一“多元一体”的学术化话语就必然需要修正,需要具象化,以唤起某种情感的力量、唤起某种无意识的情感、某种强大的历史记忆。政治运作中,尤其是广泛的官方媒体的报道中,于是汉民族的先祖形象炎帝黄帝被官方公开祭祀(汉族血缘);儒家文化开始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被推向世界,读经成为一种具有准官方背景的社会运动(汉族文化);长江、黄河作为象征符号被高密度展现于世界(汉族地域),“中华民族”的概念基本上被“汉化”了,费孝通先生苦心经营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话语被整体置换,“中华民族”的抽象构架被“汉民族”的历史文化记忆、种族血缘传承以及地理象征等符号替代。

“中华民族”概念于是在暗中被“汉民族”概念所替换。

但这种暗中替换的“不可视”性,尤其是对占据话语霸权的汉族来说,“中华民族”与汉族概念基本上的重合,汉族人很难意识到这种概念的替换。也就是说,只有换一个视角,这种潜在的重合才能呈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对许多少数民族而言,“中华民族”概念的运用,尤其是这个概念的具象化(象征符号的运用),会引起他们的高度警觉。

摆脱汉民族视角,从少数民族角度理解这个概念,其结果会显得完全不一样的(这里尽管可能存在着有意或无意的误读,但政治本身就是建立在这种误读过程中,所以对于误读需要同样的重视)。这里仅以王力雄之《你的西域,我的东土》为例,展现一个个案的视角。

力雄著作以口述访谈的方式保留了维族人穆合塔尔对“中华民族”概念的理解,尽管这只是一个个案,尽管这个个案在大多程度上代表维族的认知还无法确定,但至少我们无法忽视这样一个个案的存在。

在口述访谈中,穆合塔尔说:“‘七号文件’让汉族领导干部抓住了一个王牌,原来不敢说的那以后就敢说敢做了。在会议上作报告就可以大胆地提倡大汉族主义,动不动说我们中华民族怎么怎么样。要为中华民族的利益……(原文省略)会议上、报纸上,还有国家领导人,都开始提黄帝炎帝的子孙。”

“很多人看到这个现象以后,哦,这个国家已经慢慢转变为民族主义国家,这个党也代表民族主义方向。原来人们还看不太出来,这些活动一开始,人们就明白了。更会担心自己的处境和未来。一个无神论的党,放弃自己原本的原则,正在用民族意识凝聚汉人,保住他们掌握的权力。那我们也必须用自己的宗教意识和民族意识,把自己人民凝聚起来。”(第145页)

既然汉族提倡民族主义,为什么维族不能提倡呢?于是出现了维族人以宗教、种族为中心的民族意识的强化运动,但这一运动却被加上“民族分裂主义”的罪名。显然,如果汉民族可以民族主义化,却不被定性为“民族分裂主义”,为什么别的民族强调本民族的认同,就是“民族分裂主义”呢?这只能被认为这个国家已经“汉民族化”了。

这种理解正确也罢,过敏也罢,误解也罢,反正是维族人中间的一种声音,一种不可无视的声音,但这种声音却被强力遮蔽,从而使得“汉民族”很难反思自己的立场,难以从隐蔽的场所走出来,与少数民族一样接受目光的注视,成为一个“可视性”问题。
  
社会学界提出的“圆形监狱“模型,或者说一种可视性理论,为我们理解共和国时期的民族政策,尤其是这一政策背后的大汉族主义背景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被设置处于可视性位置,其实就被纳入被定义的客体(从话语角度看),也是被控制的客体(从权力角度看),更是被隔离的客体(从道德角度看)。而作为定义者、监控者与判断者的主体是不可见的,也就是说“他”是不会被注视也因此不会被监控的存在。在可视与不可视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通过对政治词汇起伏升降曲线的把握,对政治概念的变化移动的了解等政治话语分析技术,可以揭示这种可视性的变化轨迹。从“大汉族主义”到“地方民族主义”;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再到“民族分裂主义”的概念的变迁,反映的是民族政策背后支撑框架的移动。很显然,“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两个概念的视角基于【中央/地方】关系框架中;而后两概念(“中华民族”、“民族分裂主义”)便已经突破了这种概念框架,而进入民族主义视角,这一视角以80年代提出的“中华民族”概念框架为依据,试图将“中国”这个国家概念纳入“中华”这个民族概念中,“民族分裂主义”因此不再在“分裂国家”这种框架中定位,而是在分裂主体民族的视角中定性。被监视的是“民族分裂主义”,一个针对少数民族的专用概念,而监视者却是“中华民族”,主体民族汉族是不承担“分裂”之罪的。

汉民族的视角与国家权力视角已经重合,成为国家权力背后被隐藏的视角。

其实,作为一种“隐藏的目光”,“大汉族”意识始终隐藏在民族政策的更深层,在民族身份识别、民族族裔界定方面,就存在着这种意识。依据石之瑜的说法,中国原来只有“我族”、“异族”概念,这是一个文化概念,也就是历史上所谓“夏夷之辩”。“异族”概念不是以血缘为标志的种族概念,而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文化概念,接受这一文化状态的就算是华夏、中华,放弃这一封号的就重归“异族”、“蛮族”。因此,“异族”概念是一个可以移动的概念,“满族”被接受为中国,虽有一个征服过程,但如果没有这种“以夏变夷”的变革,清的一统是不可能完成的。但“少数民族”概念不同,这是一个法律概念,是一种以血统、文化、语言、历史等因素为依据,通过所谓的科学识别建构起来的族群,少数民族身份一旦被确定,其身份就被固定化。这样,原来可变动的“异族”、“外族”在加入中国国家区域、成为国家公民之后,却再也无法融入“中国”,无法摆脱这种以“少数民族”身份为标志的“异族”身份的禁锢,这种状态,石之瑜称之为“内部异化”。

这种对“少数民族”的法律界定,使得民族身份被封闭、凝固,也使得民族概念被本质化、血缘化,造成少数民族族群意识、血缘意识的强化,从而造成民族(族群)自我认同的强化,国族(国家)认同意识的弱化,这正好为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运动创造了必要的法律框架与制度平台。

这背后,其实又包含着一种隐藏的与国家意识合二为一的汉族意识。因为在民族身份识别与族裔身份界定过程中,汉族并不需要进行认定,而是对他民族进行认定,尽管这种认定是通过所谓“科学”的手段,但这种科学手段的使用与不使用,其实意味着少数民族是对象——科学的客体,而汉族是主体,是不需要科学研究、考察与识别的。因此,从这一角度看,大汉族主义不仅是一种族群认同意识,还是一种技术与视角,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不受“注目”,因此也就必然是不平等的权力。

民族平等政策背后这种隐藏的权力不平等,民族识别背后的身份凝固与族群认同的强化,国家意识背后隐藏着的汉民族本位意识,这些,在在构成中国民族问题的巨大隐患,随时可能引发冲突与动荡。而揭示这种隐藏的现实,使他浮现出来,成为可视状态,是解决这一隐患的先决条件,如果让其继续蛰伏、隐藏,则大汉族主义必然会在长期高压之后反弹,一旦气候适宜,必然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当前“大汉族意识”的唤醒与崛起,正是这种“隐藏的目光”闪出的一道火焰。

FOCUS  TIBET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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