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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伟茗:西藏拉萨外来务工群体研究

2011年12月25日

西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集居住的高原地区,加上复杂的历史、政治和文化原因,一直处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末班车”。拉萨作为自治区的中枢,是整个西藏自治区经济中心、文化核心、政治重心、宗教核心,由于天然的地理原由,长期未能通火车,也就加重了其社会神秘性、经济落后性、环境原生态性。但是伴随着上世纪末国家制定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加上2007年7月1日”青藏铁路”的全线通车,全球化、市场化、现代化将越来越广泛地走向雪域圣地。拉萨,乃至整个西藏将会在为期不长的一段时间走向经济的腾飞和社会的繁荣。

在西藏,特别是在拉萨,存在着一个与当下中国众多城市一样的特殊庞大群体–外来务工群体。在拉萨,”外来务工群体”的人数不可小觑,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拉萨市城关区有22万多人口,其中有10万以上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主要来自四川、重庆、浙江、青海和甘肃等省市,也包括河南、山东、安徽、陕西、湖南、湖北等省市,他们很多是夫带妇、兄带弟、父带子,这样全家而至,有相当的人员在拉萨的时间超过五年,他们遍布了拉萨市城市建设、建筑行业、建材行业、餐饮服务行业、三轮、出租车行业、超市、菜市行业、技术服务行业和非技术劳动力行业。在西藏,在拉萨,”外来务工群体”为了西藏建设,为了拉萨的繁荣、稳定与和谐付出了不可估量的力量。

笔者对西藏、对拉萨有着深厚的感情和一种天然的仰慕之情,笔者在本文中,通过数据、资料和笔者的亲身观察、访谈来描绘拉萨外来务工群体的现状,运用社会学的知识对拉萨市外来务工群体进行迁移-流动研究,试图找到该群体不同于其他城市外来务工群体的特性,同时简略说明该群体当下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发展障碍。

一、文献回顾和研究框架

1.概念界定

“拉萨”的范围,在研究中对于拉萨的地理界定非常重要。在行政范围下定义为,拉萨市所辖七县一区为拉萨的范围;也有人把拉萨界定为老城区(八角街周围),笔者这次调查的西藏拉萨所指的拉萨仅指拉萨市城关区所属的行政区域,也包括居住在城关区地理范围内但在行政关系上隶属西藏自治区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下的各种受雇人员。但是就研究对象来说,这部分人员主要是一些清洁工和非正式职员。

关于迁移与流动的界定,在二元体制下,通过行政和计划部门的批转而实现居住的合法转移人口,在传统口径上被定义为迁移人口;临时性在区域间、城乡间往返的人口,即正常流动人口,不通过计划而进入劳动力黑市或灰市的劳动者及家属,在过去称为”盲目流动人口”,这构成传统概念上的流动人口。改革之后,人口和劳动力跨区迁移增大,这种迁移一部分反映在户籍登记中,成为统计意义上的迁移,户籍管理之外迁移的一部分,也逐渐以常住人口形势在统计中反映出来,而另一部分人口,尽管其中很大部分明显表现出与通常描述的迁移无异,但在常规统计中不能得到反映,被称为流动人口。其行为特征与迁移并无本质区别,其后果是城市化水平提高和劳动力市场发育(蔡昉,2000)。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个明显问题,拉萨市城关区的外来务工人员既包括着部分迁移人员,也包含着没有在人口统计数据中的部分流动人口。

人口迁移(migration)是指人口居住地(空间位置)永久性改变,包括国际人口迁移和国内人口迁移。居住地改变是指居住地社区环境的变化,”永久性”改变是指居住某地在半年或者一年以上者(佟新,2000)。西藏的人口迁移大致可分为三部分:跨国界迁移;跨省界迁移;区内迁移(马戎,1997)。笔者的研究对象是跨省(区)界迁移,并不包含西藏区内迁移的人口。

务工群体,对于流动人口的就业人员可以分为:雇用就业者,自营就业者、管理者和游民(王汉生,1997)。陆学艺先生对农民工群体的界定为,外出务工的绝大部分农村流动人口,和在农村就地为其他人从事有偿劳动的非农活动的农村人口(陆学艺,2004)。就拉萨城关区的实际情况而言,笔者界定下的务工群体并不等于农民工群体,而是王汉生教授下的就业人口群体。

西藏拉萨外来务工群体研究,涉及到来自其他非西藏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民族在拉萨市城关区参加各种行业劳动的人员,既包括来自外省的迁移人口,也包括来自外省的流动人口。

2.关于拉萨市外来务工群体的研究文献

从社会学、民族学、人口学和人类学方面来讲,对西藏方面的研究,国内起步非常晚,这和我们的时代背景分不开,所以导致对资料的收集非常困难。外来务工群体,特别是农民工的研究在当今中国异常火红,但是对西藏的外来务工群体研究,或者是流动人口研究非常罕见,因为这在西藏或多或少有些犯忌讳。

1987年10月6日,美国参议院通过《关于西藏问题修正案》指责中国”已着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从而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移民到西藏高原”;达赖1988年在美国国会讲话时,高调抗议”750万汉人迁入西藏,侵占当地藏民的家园并把他们变为少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Lucian W Pye在其文章”China:Ethnic Minorities and National Security”中提及”在西藏,汉人与藏人的比例已为2:1″(马戎,1994)。因此研究西藏外来务工人员似乎成为一个很尴尬的话题,所以无论是西藏自治区的学术机构,还是国内各研究机构都很少对该领域涉及。但是笔者认为”谎言永远是谎言”,对该群体的研究,有利于破除达赖集团的谎言,用事实和数据告诉其真实的现状,这有利于西藏的发展,有利于破除部分国际人士对达赖集团的盲目信任,有利于在该领域达成一个共识,笔者深知自己能力有限,无论是调查深度、还是专业知识、学术修养,都还不够成熟,但是笔者仅仅想在自己调查的范围内和涉足的领域中简单阐述、梳理和总结。

对西藏人口研究,国内首先要推重建中国社会学的大师费孝通教授和多杰才旦教授,是他们在1987年首次共商如何对西藏的社会发展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多杰才旦,1997)。

紧接着,由北京大学马戎教授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作对西藏社会发展进行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并先后在1996年和1997年出版了《西藏的人口与社会》、《西藏社会发展研究》两本书,书中涉及西藏的经济发展历程、西藏人口和社区发展现状,书中有两章”我国西藏自治地区的汉族人口”和”西藏自治区的区内人口迁移”,这两章从人口社会学的角度讲述了西藏人口迁移的状况,着重研究了区内人口迁移的状况。此书成为近十几年来,研究西藏领域的专家学者的必读书目(马戎,1996;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1997)。

由于政策环境的宽松,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人员走向西藏,西藏大学人口研究所专门成立”当前拉萨市流动人口存在问题与对策”课题组,对拉萨市区的流动人口做了深入调查,并发表了调查报告(索朗仁青,1998;陈华、索朗仁青,1999)。

同时,云南师范大学周智生副教授和其硕士研究生李灿松通过对西藏拉萨和云南鹤庆的调查,对鹤庆手工业在拉萨的现状进行了深入研究,结合历史渊源梳理描述,对当前的发展和面临的困难进行了评估和分析(周智生、李灿松,2006)。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马戎教授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旦增伦珠博士在2005年对拉萨城区开展了流动人口问卷调查,发表”拉萨市流动人口调查报告”,文章对拉萨所面临的大量外来流动人口进行系统分析,从文化交流和民族关系角度分析了流动人口对当地社会的影响。文章用翔实的资料,秉承严谨的学术思想,用数据和事实说话,通过流动人口的收入和支出,迁移与职业,分布与居住格局等讨论了迁移人口的迁移目的,迁移动机,迁移资本和社会网络等,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马戎、旦增伦珠,2006)。

西方学者对于西藏研究一直都很有兴趣,19世纪30年代,西方藏学诞生。国外藏学从产生至今,出现过三次高潮。20世纪初,国外藏学研究的第一个高潮,19世纪60年代,国外藏学的第二个高潮,然而到了20世纪60-70年代,西藏研究成了”冷战的孤儿”。1978年,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国外藏学出现了第三次高潮。美国学者经过近100年对西藏的接触、了解、认识和研究,对西藏认识基本定型,形成自己的独特内涵和鲜明的”西藏观”,哈佛大学的藏学是美国藏学的缩影(杜永彬,2006)。

习惯上称藏学为Tibetan Studies或Tibetology,实际上包括语言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宗教学、文学、艺术、美术、雕塑、绘画、音乐、舞蹈、民间说唱、戏剧、天文、历法、藏医藏药、建筑桥梁等多种学术领域(王尧,1999)。

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胡晓江,其导师是美国的”中国通”傅高义,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西藏非公有制经济研究》(”The little shops of Lhasa, Tibet: Migrant businesse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Markets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我觉得马戎教授对此文的译法可能会更好一些(《西藏拉萨小商店:移民企业与转型经济中市场的形成》)。她着重分析了”移民企业”市场进入、经营活动和市场退出,对拉萨市场的发展态势做了分析,指出改革开放之后,大批人口进入西藏,其中绝大部分是汉族的农民,并且几年之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会离开西藏,他们由于自身局限,不可能从主流劳动力市场找到工作,只能够去新兴的私营部门作雇佣劳动者,或者自己做小本生意(Hu,2004)。

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人类学者叶婷(Emily Ting Yeh)的博士论文《被开垦的西藏土地:中国的发展与农业改革》(”Taming the Tibetan Landscape: Chinese Develop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对西藏地区来自内地的菜农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阐述拉萨市的蔬菜大棚者几乎都是内地来的汉族农民,本地的藏族农民传统上不种植经济附加值较高的大棚蔬菜,因此汉族农民租用郊区藏族农民的土地建起蔬菜大棚,供应城市市场需求(Yeh,2003)。

所以在国际上,西藏学、特别是西藏人口迁移倍受学者们关注,长期以来,国际上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移民是中国政府试图摧毁西藏文化的最新举措,笔者觉得对拉萨市外来务工群体的研究可以从一个方面展示西藏的移民并非如此。

笔者试图在本文中着重研究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的外来务工群体并做出一个整体的概述,并描述他们的实际收入、消费情况,通过实际调查分析其迁移流动的原因,并做出一定的解释,最后简单说明该群体的现状。

3.研究方法和资料获得说明

社会学按照调查对象的范围可以分为普查、抽样调查和个案调查;在研究方法方面分为:实地研究、统计研究、实验、文献研究;在资料收集方面宏观上分为定性方法、定量方法;具体分为:问卷法、访问法、量表和测验法、观察法、实验法,文献法等(袁方,1997)。

定量调查能够得到大量的数据资料,调查范围广泛,一直以来,受到学界的青睐。但是笔者发现在许多定量调查的过程中,由于问卷数量的庞大,必须要雇人进行问卷发放、收集和整理,这样一来,整个问卷的质量和可信度大大下降;与此同时,问卷调查的对象是否对问题的回答是真实的,尽管有所谓的问题前后检验,但是调查对象也可以完全说谎,或者部分说谎,这样使得所获资料、数据的真实性大大下降。

所以笔者在几年的调查中,一直采用定性调查方法。用”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方法和调查对象形成一个平台,能够接触到他们的所有言谈举止和生活范围;对于特殊行业调查对象,就采用观察法、或者访谈形式。

对于拉萨城关区的调查,笔者分别在2003年6月-8月,2004年7月-8月,2006年6月-8月,2006年12月-2007年2月对拉萨市城关区进行了深入了解,并收集资料,深入到各行业进行亲身实地调查。

笔者亲自到建筑工地参加劳动,接触了大量的建筑民工等非技术务工人员,漆匠、木匠等技术务工人员;亲自到菜市场,并通过接触和许多菜农建立良好关系,听取他们的人生经历和赴藏历程;亲自到茶楼、餐馆、理发店、酒吧、舞厅、网吧等公共服务场所了解服务产业的现状和发展;亲自在天海建材市场、娘热路地段的许多商店门面进行深入访谈、观察,了解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的发展状况;亲自和房地产老板、建筑老板进行交流,运用观察法、分析法掌握其基本的收入状况,以及其特殊的成长历程;亲自对出租车、人力三轮车的师傅进行了深度访谈,掌握其基本的收支状况,家庭情况和成长发展历程;也通过观察法,对小商小贩、无业外来游民、乞丐、性工作者进行一系列观察和分析,得到一些可信度较高的资料。

在四年陆续的各行业调查中,和藏族、汉族、回族、白族、维吾尔族等各民族朋友建立了深刻的友谊,并通过他们的介绍认识了更多的朋友,使得每次的调查,特别是资料的真实性得到了保障。通过这种”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方式得到可靠、真实的一手资料。

二、拉萨城关区外来务工群体研究

1.拉萨城关区外来务工群体的规模问题

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拉萨市城关区71,942户,总人口为223,001人。其中”居住在本乡镇街道,户口在本乡镇街道”人数为114,146人;”居住在本乡镇街道半年以上,户口在外乡镇街道”人数为99,279人(西藏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室,2003)。当然这99,279人包括区内移民和区外移民。

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西藏自治区外来人口213,777人,来自省外人口为108,682人;拉萨市城关区外来人口105,852人,其中来自省外人口为48,858人(占城关区外来总人口的46.2%;占自治区省外人口总数的45.0%)(西藏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室,2003);这一点说明拉萨市城关区外来务工群体在拉萨市、西藏自治区都是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在拉萨市城关区人口迁移中,户口登记地非本乡镇街道的人口为105,852人,其中省外迁移人口为48,858人,在省外迁移人口中:四川30,797人;甘肃4,286人;青海2,473人;重庆1,728人;浙江1,578人;河南1,307人;陕西1,282人;湖南805人;湖北740人;江苏726人;安徽593人(西藏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室,200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四川人口在外来人口中占相当大的比例,这本身由于川藏天然的血缘、地缘关系,同时也折射四川劳动力的艰辛。

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在拉萨市城关区省外迁移人口48,858人中,所登记来自于云南移民为308人(西藏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室,2003)。但是2004年8月周智生、李灿松在拉萨城关区调查时发现,仅珠峰路就云集了150多家云南鹤庆县籍商户,总计1,000人左右;他们估计鹤庆手工业者在拉萨市有1,300人。当然里面有民族成分问题,因为珠峰路上鹤庆籍商户中有900多人是白族人(周智生、李灿松,2006)。所以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资料也只能作为一种参考。

根据2003年全国藏族人口统计资料汇编显示:2003年西藏来自省外暂住人口为142,529人,其中务工人员为78,542人,务农人员为5,778人,经商人员为44,596人,服务人员为10,561人(公安部治安管理局,200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第五次西藏人口普查资料存在严重问题,所以对外来务工群体的规模很难判断。

马戎教授认为,1964年至2004年期间拉萨城关区常住户籍人口保持在3万至4万之间(马戎,2006)。那么拉萨城关区到底有多少外来务工人员呢?笔者根据四年来的调查,结合统计年鉴和人口普查资料认为,拉萨市城关区外来务工人员应该在20万左右。

笔者估计的这个城关区外来务工群体规模,其中不仅包括来自自治区外的汉族,还有回族、白族等其他少数民族,所以笔者也坚决否定西方藏学关于”人口淹没”(population swamping),”大量的汉族人口定居西藏”,”中国鼓励汉人到西藏永久居住地政策”的描述性语言形容西藏人口迁移和流动。

2.城关区外来务工群体的来源地与从事行业研究

(1)外来务工群体的来源地及从事行业概况

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来自四川的务工人员占了整个城关区外来务工群体的绝大部分(63%)。根据笔者的调查发现,从整体上来讲,在外来务工群体中,四川、甘肃、青海、重庆和陕西是因为地理、交通相对近便而更容易选择到拉萨;而浙江、江苏等省市外来务工人员是由于一种商业眼光而选择拉萨;而河南、湖北、安徽、湖南等省市外来务工人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所在地强烈的劳动力竞争而选择了拉萨。

在拉萨市老城区八角街等商业繁华地段,外来务工人群主要从事以贩卖唐卡、刀具、珠宝饰品、经卷、民族服饰等为主的小商业,而这里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原籍以四川、青海居多;在大昭寺、小昭寺附近的商业区,外来务工人员主要是经营铺面,多以从事藏式家具销售、牛羊肉批发、杂货零售为主,以四川、重庆、青海、浙江的外来务工人员居多;在北郊,则有许多建筑工地、大棚蔬菜种植和车辆维修;在西郊,新兴的餐饮业、旅店和其他服务行业迅速扩张发展,包括歌厅、酒吧、茶楼、美容美发按摩,特别是餐饮业的发展尤为兴盛,其势头令人叹为观止;在太阳岛(综合国际城)集中居住着从事小商品批发和白族手工艺者,那里的餐饮业日趋衰落。

笔者主要对北郊菜农、人力三轮车夫、出租车司机、受雇于门市的雇工、建筑工地工人、建筑加工工人、房屋装修工、监工、工程师、建筑老板、房地产经营者等务工人员进行了调查访谈,同时采用观察法调查了大小型饭店、超市、娘热菜市、美容美发店、车辆修补点、药店等场所,得到了第一手的资料。

2.外来务工人员各行业的真实收入与支出调查

马戎教授在调查中曾指出:流动人口的全年总收入平均为13350.59元(标准差16590元),收入最高的两人达到20万元(马戎,2006)。根据马戎教授的分析,2005年拉萨城关区流动人口收入主要分布在5000元、10000元、20000元、50000元。但是,根据笔者的调查认为,马戎教授的结论与笔者的发现有一定距离,流动人口的实际收入很可能高于马戎教授的估算。

(1)菜农

笔者在七一农场调查时发现,一户菜农三口之家(夫妻和一个孩子)按照种植两亩地计算,以正常的市场需求和基本稳定的蔬菜价格,他们的年收入能够达到2.5-4万元钱。除去因生产而带来的开销,其家庭年收入应该在2万元以上,其人均年收入也接近1万元以上。但是这种收入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在访谈中,被访的菜农对此也给与了相当程度的认可。

“我跑到拉萨来,听说一年能挣十几万。刚到这里来,第一年挣了三万块钱。我是96年来的。我们是农民,不怕吃苦。就种菜呢,卖的钱比较多。就这么着,一年比一年好,等于说是现在。我现在,跟你说句实话,我就不想离开拉萨了。我一年几万块钱的收入,我在内地不可能。”(四川籍菜农王某,访谈时居于八一农场,2003年访谈)

菜农这个群体在整个拉萨城关区外来务工群体中应该算收入偏低的群体。而且其劳动量相对较大,要承受大棚内湿热的环境,所以很多菜农特别是女性在种菜期间身体健康状况损伤颇大。根据对菜农冬季一天的劳动任务安排,可以看出他们从事这个行业中承受的苦与累。同时,他们的风险也特别大,一方面受市场菜价影响,另一方面由自然灾害导致的大棚毁坏也会在相当程度上造成收入的减少。

问:种菜的时间每天大概怎么安排?

“哦,那是辛苦哦。过去和现在一样的辛苦哦。早晨打菜要辛苦一点儿哦。批发菜,早上两点多种去菜市上,顺利的话早上九点、十点就回去。不顺利的话两点多,下午两点多才回去。饭都吃不上。到冬天,你看这里没有暖气,屋子里头都冷的很,那是在外面。恩。就带一床破棉絮,要从凌晨两点多坚持到早上。真是冷的没王法”。(四川籍菜农杜某,访谈时居于七一农场,2004年访谈)

“这个种菜确实比较累,那也没办法啊,要吃饭。我给你说吗,拉萨这个天气,你是晓得的,太阳大得很,中午的时候温度高,你要把大棚弄开,下午太阳要下山的时候,你又要去扣上。那棚里面啊,潮湿得很,他妈就得了风湿病啊。以前年轻还顶得住,现在稍微上点年纪就不得行了。现在他妈经常吃药。”(重庆籍的菜农刘某,访谈时居于八一农场,2006年访谈)

但是菜农群体一般都有自己租来的房屋,在生活方面比较丰裕。因为一方面他们避免了受市场蔬菜高价格的影响,蔬菜由自己生产;另一方面较大强度的劳动使他们不得不注意自己的饮食安排。

问:你们每个月的消费大概是多少?

“我们现在种菜,地租一亩地1000块钱,我种了一亩二分地,生活费一千块钱完全够用了。除了买肉之外,买些我自己没有的菜。我一个月两个人的生活费包括请人待客,一千块钱。最多不超过一千块钱。我卖菜三万六千多。就这么个样子”。(四川籍菜农杨某,访谈时居于七一农场,2006年访谈)

与此同时,菜农群体具有相对自由的时间安排,而且在农闲时期,他们往往会在一起进行一些娱乐性的活动,例如打麻将、打扑克,老乡之间聚餐等。

问:你们两个,除了比如就是说人情世故上的花销,还有没有其他的啥子花销?

“赌博。娱乐,打麻将,打小麻将。输赢就是几百块。其他没有什么了。又不抽烟,只是喝些酒”。(重庆籍菜农李某,访谈时居于七一农场,2004年访谈)

此外,笔者还详细询问了其消费状况。根据他们所述:他们所有收入的80%左右用于子女教育、生活等其他方面,极少部分用于自己的必要生活开销和赡养父母。

问:你现在在拉萨,每年都挣钱,你觉得你挣的钱大部分都花在哪些地方了?

“我说,一部分孝敬父母,一部分呢,确实都花在儿子身上了,在他身上至少花销了80%以上。从来都没考虑自己”。(河南籍菜农张某,访谈时居于八一农场,2006年访谈)

笔者认为这部分人群的绝大部分在原籍地的农村都属于低收入阶层,到拉萨之后由于特定的发展前景和早期市场经济的机会,使得他们在短时间内能够凭借单纯的苦力得到在内地无法与之媲美的高收入,这使得他们获得了极大的成就感和继续坚持的动力,并将这种期望转移到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上(马伟茗,2003)。

“我呢还是那么说,我自己呢,虽然是高中生,没有读大学。我自己也在努力,但是我也没怎么成功。所以就把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也不听话,也走了很多弯弯曲曲的路。最后儿子也走上了正轨,实现了我的愿望。所以我的心头很平衡。”(四川籍菜农杨某,访谈时居于七一农场,2007年访谈)

“我的儿子是85年生的。97年就过来了,就在七中读书。我在他身上花了好多钱。他在这读书的时间,他吃零食,读了两个半个五年级。娃儿吃零食吃得多,得了个急性黄疸肝炎,他不吃肉嘛,吃肉就哭。看到不对。然后就找关系,花了将近四万块钱,找地方给他读书。””实事求是地说,在拉萨种菜永远没有亏本的。如果在拉萨种菜亏本的话,我早就回去了。”(四川籍菜农杜某,访谈时居于七一农场,2007年访谈)

菜农这个群体一般来源于外省的农村地带的农民,迫于家庭压力和生活困窘出境,加上自己的学历知识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局限性,而选择到拉萨来寻觅可以谋取生活的工作。面对自己的自身局限和拉萨的实际情况,他们被迫选择了菜农这个”职业”,但是当他们在这个”职业”中的收入远远高于他们计划之中的时候,他们非常乐意把这个”职业”延续下去,并且产生了一种自我满足感。

(2)建筑工地非技术工人

笔者在农行工地实地调查中发现,建筑工地非技术工人的劳动强度远远低于内地及沿海各城市建筑工人的劳动强度。这一方面和西藏的自然环境相关,高原缺氧地带工人承受不了强度太大的体力劳动,另一方面也是同拉萨这个小城市本身的发展规模和发展程度相关。由于季节性差异在拉萨表现的特别明显,4月到11月期间属于工地建设高峰期,12月到次年3月,一般属于工地停工时期,建筑工人处于回家返乡的休整期。在工地的建设期间,建筑工人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大约在12-15小时(这和拉萨夏季白昼时间相对较长有关系),但是这并不表示建筑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因为他们的工作效率不高,单位时间内的劳动强度相对较小。

“我是1992年10月份过来的,到了1993年5月,我就挣了一万八,我婆娘就坐飞机回去的。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坐汽车太苦了。”(四川籍建筑工人朱某,受雇于农行建筑工地,2006年访谈)

“每天早晨起来就差不多就干活,反正就这样懒懒散散干活,做一会儿,就歇一会儿,也没有人说什么,都是老乡啊。但是总不能太过分了,不能老偷懒。再怎么说,比家里好多了,没有家里那么累,你晓得的,农村家里还活儿多少蛮,在这里,饭每天一起吃,又有住的地方,一天30、40块钱,自足了,你说是不是蛮!”(四川籍建筑工人唐某,受雇于农行建筑工地,2006年访谈)

“我也曾经到深圳去打过工(务工),象我们这些没有什么专业技术的人,在那边累得很,天气热噢,你去过深圳吧,你应该知道的,那多热啊,后来在那边赚不到钱了,只好回来了,听说拉萨还可以,我就跟他们几个(老乡)过这边(拉萨)来了,每年我都要回家去的,因为家里还有老人,他妈也在家里种土地,儿子读初中了,每年还得回去看看。一年在这里下来,我们这些也没有什么其它开销,差不多可以挣到1万元。可以了,在屋头(老家),你一年累死累活下来,也就几千块钱,我觉得在这里还是可以。”(重庆籍建筑工人唐某,受雇于农行建筑工地,2006年访谈)

“我们一起出来的人不多,很多人不愿意来,觉得这里很苦。我来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家里太穷,也没有文化,没有人愿意给我介绍工作(外出机会),后来,也就是现在这个老板(小包工头)愿意带我出来,也就只好跟着出来,真感谢他,这个人挺好的,也不克扣我的工资,年底准时就给我了,我去年没有回去,今年要回去,挣了两万多块钱了。看情况,明年要是家里没有什么事情,还是过来。”(安徽籍建筑工人黄某,受雇于农行建筑工地,2006年访谈)

在拉萨城关区,建筑工地非技术工人的人均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小工”的工资在50-60元/天,但是”小工”并不是每天都有活干,每个月差不多能干20天左右。马戎教授在其文章中也指出,建筑工地非技术工人的吃住非常简陋,这和其他城市的建筑工地非技术工人的状况颇为相似,所以,他们的生活消费水平非常低,而住房一般都有提供的工棚。在笔者的调查范围内发现,建筑工地非技术工人在拉萨期间几乎没有奢侈性消费。所以我们通过他们的人均月收入大概也能估计到他们的人均年净收入。

(3)技术性工人

在建筑工地,建筑老板一般都有一些固定的、较熟悉的技术性工人,包括油漆工、粉刷工、木工、电工等一系列技术性工人。这部分人都有自己相对熟悉的社会网络资源。当某个建筑工地需要人手的时候,他们往往会以一个团队的形式,以技术工人的身份进入到建筑工地。所以他们的工资相对于非技术性工人有很大的改观。

根据笔者的调查,技术性工人在建筑工地或普通性工地的工资比较高,根据技术娴熟程度,其工资水平在70-110元/天,他们也并非每天有活干,但是他们的月工作时间远远高于”小工”的月工作时间,平均月工资在2000元-2500元之间,但是他们的工资不具备稳定性,受其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比较明显。关系网络广的人,便更有可能找到活干,并在同时赚取到工资。

“一个人花不了多少钱嘛,一个月到不了五百块钱。我以后嘛,拉萨这个地方,按说气候嘛,还是一个神圣的住地。我以后还是要留在这里的。反正家里头也没有啥子人了,父母也不管我,以后看能不能结婚就在这里找一个算了。也不想回去了。”(四川籍建筑工人刘某,受雇于农行建筑工地,2006年访谈)

“我原来在家里主要就是给别人家里做门、窗和一些家具之类的,其实还是可以的。反正大钱没有,小钱还是有的。后来三娃子(一个老乡)硬说这里赚钱,我就跟到过来了,反正还可以。三娃子的关系比较广,我们也没有闲着的时候,一般都有活儿做。一起出来了十五个,有木匠、漆匠,幺娃子(另一个老乡)会一些雕刻技术,反正我们几个住在一堆,有啥子事情都晓得,三娃子的婆娘在这里给我们做饭,专们做饭的,一个月每个人生活费和房租平摊下来一百多块钱,再加上给三娃子的婆娘开点工资,反正差不多200块钱。我觉得还可以,去年我挣了2万5千块钱,今年比不上去年,今年是藏历土猪年,搞装修的人会少些,活儿可能没有昨年多!”(四川籍建筑工人任某,受雇于农行建筑工地,2007年访谈)

“现在出来也不容易了,不比前几年,你知道吧,以前的钱比较好挣,现在过来的人也多了,你不做,别人就做了。所以有好多活儿,钱少一些,你还是要去做,我觉得啊,总体来说,还是可以,一年下来,也有一万多块钱。家里还有小孩,才读小学,得留点钱供她上学,父母也不行了,还得供养着,负担挺大的。就这个样子。”(河南籍建筑工人任某,受雇于农行建筑工地,2006年访谈)

技术性工人这个群体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比非技术性工人的收入高,但是他们的生活消费和非技术工人几乎是一致的。虽然他们不用住工棚,但是他们往往是集体租用民房居住,其生活条件和工棚里的非技术工人并无二样。这个群体往往也是由来自外省农村地区技术性农民组成,他们的技术并非精湛,但在拉萨却足以帮助他们获得一份收入较高的工作。

由于子女上学、老人赡养等一系列的负担,迫使他们在生活上相当节俭。他们的消费也仅仅停留在普通的生活必需消费上。所以他们的年平均收入在2万元以上。

(4)三轮车夫、修补摊主、服务员、环卫工人等

之所以将这几种职业归为一个群体看待,主要的依据是其收入水平大体相当。而如果从个体家庭的单位看,人均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核心家庭往往是丈夫担当三轮车夫或者修补工,而妻子则为超市或者餐饮的服务员。因此这个群体有个极大的特殊性,即他们往往是以家庭的形式占据该层次的职业,从而使得从事这些行业的人员同其他外来务工人员形成了鲜明的阶层性。当然,该群体中不乏有许多年轻未婚的,特别是在餐饮和超市服务员中。

人力三轮车夫和个体修补摊主年平均收入在15,000元-20,000元之间,而餐饮、超市服务员和环卫工人的年工资在10,000元-12,000元之间。

“从五月份到九月份,四个月我蹬三轮车能挣到七千块钱。我的三轮车我只有半个股份,我只蹬半天,我一个月可以挣两千块钱。我交650块钱的税钱。”(山东籍车夫谢某,其妻在百益超市当服务员,2006年访谈)

“我这个小摊,也不用缴什么税,摆在这个塔塔(地方),也不挡道。没人来管我哈,补补鞋,缝缝补补,一年还是可以挣到一万多块钱,想不到吧。要是在重庆,交税都交不够,在这里,政策好。前年,我婆娘和我回去,我们还是坐飞机哈,是军航哈,货运那种,700多块钱一个人,比民航便宜多了。也可以享受一下,坐汽车实在是遭罪啊。你坐过,你晓得,过唐古拉山恼火噢。她现在卖点零售菜,一年也可以挣个万八千的,本来想把娃儿也弄过来读书的,但是听老乡他们说,这边的教学质量不行,就让他在屋头(老家)读。……这个小的(二胎),我留到这儿,以后还是等他在这里读书,其实也没有什么,读书就那么样。”(重庆籍修补匠李某,其妻推车沿街零售蔬菜,2006年访谈)

“莫听他乱说,屋头开销还是大,钱倒是挣了些,房租、水电都还是不少,还有生活费,多着呢。每年娃儿读书,给老人还要寄些钱回去,剩不了好多。反正一万块钱还是有的哈。比老家好就是了,人也松活些。……那个做飞机也是,我就说不坐,他硬是要去坐,不过是挺快的哈……本来不打算再生第二个的,也是他说蛮,生两个好,就又生了这个蛮。其实一个娃儿负担就不轻了,生两个有啥子用蛮,他硬说要生两个,以后老了,一个不照顾,还可以靠另一个。我看啊,这年头还是靠自己噢。”(重庆籍修补匠李某的妻子,推车沿街零售蔬菜,2006年访谈资料,马伟茗)

对于存在于个体家庭形式中的个体来说,他们一般选择家庭租房(租偏僻的廉价房),他们的生活也非常节俭,少部分家庭(夫妻年总收入在3万元左右)会选择把孩子带到拉萨上学,也有部分家庭选择”偷生”(多生)。对于这种家庭来说,他们的年人均收入在15,000元左右,他们的主要开销用于子女的教育、家庭赡养和极少的房租水电等生活开销。他们家庭的结余储蓄在年13,000元-15,000元左右。

“我们的工资不高,也就1,000多块钱,反正我比较满足。以前我也想去沿海地带,但是看到好多同学去了又回来了,也没有什么好结果,再加上和家里人吵翻了,干脆就到拉萨来了,我一个人来的,当时很苦哦,一个人都认不到,又是一个女孩子,也很害怕,当时来的时候在汽车上遇到一个朋友,她说可以让我去她那里住,当时都没有怎么在意,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就去了。去了住一天才发现,哈哈,是一个‘鸡’(妓女),我赶快跑出来了,去找活儿干,幸好当天就遇到百益超市招收收银员,我又是高中文化,所以就收我了。直到现在,现在想起来都害怕哦,那个女的后来也没有找我,我也没有看到她。要是她当时不留我住,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噢。现在一般就是这样工作啊……,出去玩的时间也不多,偶尔和朋友一起去蹦迪、逛街什么的,但是很少,我们的假不多,一放假就出去逛逛。”(四川籍百益超市收银员朱某,2006年访谈)

对于那些未婚单身的餐饮、超市服务员和环卫工人来说,他们能够选择到拉萨,特别是许多女性未婚青年,已经是一种迁移选择。他们所追求的不是其他城市服务行业大部分务工人员所追求的,他们更多的是从一种节俭、朴实、简单的方式来获取一种稳定的、较高收入的工作,也可以避免在其他城市激烈竞争下所面临的失业和寻找再就业岗位的损失收入。所以这部分群体,他们的收入是相对稳定的,人均年收入在9,600元-14,400元之间。他们的吃住在一般情况下都由工作单位提供,所以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生活必需的消费。由于较为正规的上下班时间,使得他们有较多的闲暇时间去参加一定程度的娱乐活动和社交活动。所以他们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用于衣物的购买、简单化妆品的购买和少量的歌厅、迪吧的消费等形式的奢侈性消费行为。从家庭的角度来讲,他们没有子女教育的负担,也没有赡养的负担,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凸现出他们较为轻松自由的生存环境。他们的年结余储蓄在5,000元-8,000元之间,有的可能会稍高一些。

(5)受雇于门市的雇工

这部分群体在一定程度上都和雇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往往是雇主的亲戚和熟人。在笔者的调查范围之内,这部分群体的工资是固定的,一般情况他们的年工资在2万元-4万元之间。他们的工作量是随着门市的销售量变化而变化的,所以在所在行业处于销售高峰期的时候,他们的劳动量会相对较大,反之亦然。

“我们每天也就这么一点活儿,没有什么特别的。主要看门市生意怎样,生意好,我们就忙些,生意不好,就闲一些,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就在门市等着。工资是固定的,一年2.5万,同条件相比,我们是比较高的,因为我和门市老板是亲戚,平时也没有什么开销,一般也不出去,偶尔出去一次,喝点啤酒,吃点烧烤什么的………平时也有一些其它收入啊,像纸皮可以收起来,积攒多了用车拉出去卖,一般情况一个月可以卖一次,差不多一百块钱,够零花了就可以了。平时去工地安装的时候,看到那些废旧的铜丝之类的收回来,把外面的胶皮去掉,然后就收起来,积攒多了就去卖,这个可来钱了,60多块钱一斤,一个月运气好,也可以买几百块钱的,这个钱一般存起来,给父母寄回去,够娃儿读书的钱了。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节约,舍不得浪费。”(四川籍门市雇工王某,2007年访谈)

“我一个人在这里,他(雇主)是我的老乡,所以对我也放心,工资也不错。但是干这个风险大,玻璃很容易碎的。所以要特别小心,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我打碎过几次,按理说,都是要赔的,但是老板看在我们是同乡的份上,也就算了。家里现在只有老人,还没有结婚,总想挣点钱,再回去结婚。家里穷,钱也不敢浪费,还有买家具,都得花钱。一年老板给我开2万元。平时和他们一家人一起吃,我住他们的仓库,也就不用租房了。平时也没有什么开销。有空的时候,可以帮帮隔壁那家,还可以挣点钱,老板是不会管的,只要不耽误他这里的生意。”(湖北籍门市雇工曾某,2007年访谈)

一般情况下,这个群体的吃住都是由雇主解决的,所以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生活必需消费,由于他们的工种与门市的开关相联系,使得他们有一定的闲暇时间去参加一部分休闲娱乐活动,比如老乡之间简单的聚餐、歌厅、迪吧等地的消费。在笔者的调查中发现,这个群体往往会在工作的过程之中得到小部分额外收入,足够他们用于平常的一些消费。例如受雇于防盗门门市的雇工可以收集防盗门的包装纸皮和工地上的废旧铜丝加以变卖,在拉萨的铜丝价钱在60元/斤左右,所以他们的额外收入也足以满足他们平时的消费。

根据笔者的调查和访谈,我们可以看到这部分受雇于门市的雇工的年结余储蓄在1.7万元-3万元之间。

(6)饭店老板

在拉萨城关区,餐饮行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趋势。由于很多原因,笔者没有能够和他们进行直接的访谈和深入的交流,但是笔者亲自到不同档次的饭店消费,根据一些菜价和与少数服务员的简短交流,运用最基本的分析,总结出其收入与支出。

一般以一两个门面作为经营范围的饭店,在拉萨城关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其中包括藏式茶馆(这种藏式茶馆一般是由西藏本地人经营,所以不在笔者的讨论范围之内)。这种小饭店的老板一般情况下也会雇佣2-5个服务员,并且自己也会参与劳动,在调查中发现,很大程度上这种饭店都是夫妻共同经营的。他们的收入大致上以规模的大小来衡定。一个门面的饭店除去门面费、水电费和服务员的工资等成本费用,平均年收入在2万元-5万元之间;两个门面的较大规模的饭店平均年收入在4万元-8万元之间。这个收入估计的变动性非常大,不仅受市场、地理位置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店老板本身经营水平和经营理念的影响。由于饭店中大部分由夫妻共同经营,所以这部分人群的人均年收入在2万元-5万元之间。当然,也有一些地理位置优越的饭店(比如在八角街附近、西郊巴尔库路等地),年人均收入在10万元左右。

与此相对应的,是那种繁华的高档次的饭店,主要集中在巴尔库路、北京中路、太阳岛以及新起的民族路等地,高档次的饭店鳞次栉比,让人目不暇接。笔者曾经在这些地方消费过,也同饭店的经理询问过,这样规模的饭店除去高额的房租、卫生检疫、服务员和厨师工资以及其他的成本开销,月收入在旅游的旺季能达到20万元左右,即便是在旅游淡季,也能达到15万元左右,但是,为了保证稳定的大客户,特别是部分大建筑行业的洽谈商户和部分政府官员,他们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推出一些优惠甚至是免费的活动,这也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据笔者了解,这部分费用平均每年在20万元左右。所以他们的年平均收入至少在50万元-80万元左右。

他们的社会网络比较丰富,能够调动的社会资源可以保证他们的经营顺利的发展。他们的开销主要用于拓展其社会关系网络,来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保证经营安全性。往往这部分开销是隐形的,也是很难估计的。即便在笔者的调查过程之中,很多饭店老板连自己也很难说清楚。

(7)出租车司机

出租车行业从90年代在拉萨兴盛以后,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收入较高但也非常辛苦的行业。在笔者调查的时候发现,出租车司机为了最大程度的保证自己的经营利润,往往早出晚归,工作时间大概在16-18小时之间,也有一部分出租车司机会两人合租一辆出租车,昼夜倒班交叉工作,其劳动量也非常大。他们的月收入在6,000元-8,000元左右,扣除向出租车公司缴的费用、油费以及其他维修费用,还有房租费,这部分群体一般采用租房形式,并且他们的住房比一般的务工群体的住房条件要好一些,再加上必需的生活费,他们的年收入在3万元左右。

“我离婚后就过来了,反正也不想在那里呆了,觉得这地方挺不错的,就过来,现在和以前比,就是忙了些,每天吃饭都顾不上,忙着很。不能闲着。现在也找了一个对象,也是开出租车的,房租挺高的,但是没有办法,总不能去租一个破房子吧,以前在家住惯了,不习惯那种差环境了,再说出租车得停在小院里面才安全,一个月出去所有开销,也就赚3千、4千块钱,比原来差一些,但是人充实。”(四川籍出租车司机丁某,2006年访谈)

“本来以前赚了那么多钱,就觉得可以了,可以放心下来休养了。但是现在看来都错了哦,娃儿的学费太贵了,人一懒就废了,打麻将、赌钱上瘾了。再多的家底都得输完,只好又到西藏来,现在一个月挣4千来元,没有以前多,但是心理踏实,觉得还可以。娃儿读书也要钱,父母身体不好,老生病,也得给钱,负担不小。不敢再贪玩了。”(四川籍车租车司机罗某,2007年访谈)

他们一般都属于中青年阶段,群体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有家庭赡养和子女教育等负担,再加上繁忙紧促的生活节奏,使得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根本无暇顾及其他消费,。

(8)个体工商户(饭店除外)

在笔者的调查范围内,个体工商户的群体在拉萨城关区的数量非常庞大,它包括一般性质的烟酒、茶叶及杂货门市部,一般建材、建筑门市部,一般建材加工门市,家居装饰门市部以及金银等首饰加工和手工艺门市部等。由于饭店餐饮规模过于庞大,所以笔者在前面单独加以讨论。

由于这个群体过于繁杂庞大,在这里笔者只能简单描述一个大致情况。因为个体工商户的规模大小参差不齐,经营利润差距悬殊,笔者于此仅取各个规模中的个案加以分析。

G·W,原籍河南,2000年进入拉萨,次年其妻进藏,一起经营木线(用于房屋装修)销售,现在拉萨市城关区天海建材市场,有一个门面,无雇佣工人。

根据笔者调查和对他的访谈,除去所有日常开销,年结余储蓄大概在5万元-10万元左右,因为在笔者调查时,其儿子正在拉萨上学,所以有很大一笔开销不好估计。

M·R,原籍四川,1999年进藏,次年其妻进藏,一起经营防盗门、太阳能、油漆等销售。在天海建材市场有两个门面,有两个雇佣工人。

根据笔者的调查及访谈,除去其房租、水电、税收、库房、生活,包括工人工资等日常开销,其年结余储蓄大概在10万元-20万元之间。

X·L,原籍湖北,1992年进藏,其妻次年进藏,生意多经历坎坷,目前一起经营玻璃销售及安装,生意规模较大,但在娘热路只有一个门面,雇佣一个工人,由于他们有两个小孩儿都在拉萨上学,所以雇佣一个保姆。

根据笔者的访谈和交流,除去其税收、房租、工人工资等日常开销,年结余储蓄大概在15万元-20万元之间。

“过来的时候一分钱都没有。我哥就给了我三千块钱,用三千块钱作本钱嘛。慢慢的搞了一年,就生小孩。那一年的话,基本上我就三千块钱,在老乡那里贷款贷了两万块钱。那时的钱利息的话一个月是八百块钱,还了八千块钱利息吧。用了几个月吧,就还了八千块钱利息。那个时候没办法,然后她回去生小孩子去了,就又没有钱了。”(湖北籍个体工商户徐某,2006年访谈)

“我不是去年回去在老家又花了十万块钱修房子吧,我说我真是不缺老的抚顺钱哈,我说我的两个小孩子你一天都没给我带哈,一点儿忙都没帮上哈。我们老家的房子跟父母是一起的,所以又花钱修的房子。他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他是个大孝子哈。”(湖北籍个体工商户徐某之妻敖某,2006年访谈)

D·B,原籍甘肃,1995年进藏,其妻儿次年进藏,经过了五年的积累期生意开始做大做强,到目前为止,拥有三个门面,并且在城郊买了五十多亩的土地修盖厂房,和城关区最大的建筑公司”银创建筑有限公司”有着长期的生意往来。根据笔者的观察,其年纯收入在100万元左右。

Z·T,原籍浙江,1994年进藏,现在拥有三个门面,从事陶瓷销售经营,据了解,其年纯收入在500万元左右。

J·L,原籍上海,1998年进藏,现在拉萨天海建材市场拥有12个门面的三层建筑销售上海金陵灯具,2006年购买天海建材市场公用广场使用权10年,耗资400多万元,其年纯收入超过1000万元。

这个群体是复杂的,多层面的,笔者觉得这个群体为拉萨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他们始终坚持简朴的生活方式,在笔者的调查中,亲身体会了他们在生活中的节俭和工作中的辛劳。许多个体工商户,特别是建筑行业的个体工商户,他们为了进行营销,需要仓库房和门面房,还需要一些雇工,这促进了拉萨房价的上涨,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部分藏族剩余劳动力。

拉萨近几年来税收的不断上涨,在某种程度来源于这部分群体的壮大,由于西藏的自然气候原因,税务局允许区内各门市部停业,停业期间不用交纳任何税收,这项政策使得各工商户对国家和区政府有一种感激之情,所以大家在非停业时期都还是比较积极纳税。为拉萨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4.外来务工群体的迁移研究

胡晓江认为,流动人口在拉萨市选择就业的方式有着显著的特点,即”网络关系”在寻找工作机会时往往会发生重要作用(Hu,2004)。

马戎教授在2005年的问卷调查中也分析出近一半的外来务工群体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找到了工作,而另一半是在老乡、亲戚、朋友的帮助下实现就业的。同时,马戎教授还指出汉族通过老乡、朋友、亲戚找工作的占46.2%,而在回族中通过朋友找工作的为14.2%,但老乡和亲戚发挥的作用则不如汉族。

为了更好深入了解外来务工群体进藏务工的真实初衷,笔者曾对许多外来务工人员进行交谈,并查阅了相关文献。

关于人口迁移理论的研究,始于莱文斯坦对”人口迁移法则(laws of migration)”的研究,他的人口迁移法则总结了:人口迁移和距离的关系;人口迁移成分级递进的特征;迁移流与反迁移流;城乡间迁移倾向的差别;短距离的迁移以女性为主;技术发展与人口迁移的关系;人口迁移以经济动机为主。莱文斯基认为人口迁移以经济动机为主,虽然受压迫受歧视、沉重的赋税、气候条件不佳等因素也是促进人口迁移的原因,但是人口迁移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经济因素,人们追求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促使人们迁移。所以台湾学者廖正宏认为,”唯学者对迁移理论的讨论,大抵无法脱出莱氏迁移法则的范畴”。

在当今人口迁移研究方面,”推拉理论”(the push and pull theory)成为解释人口迁移原因的主要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人口迁移存在两种动因,一是居住地存在推动人口迁移的力量,即推力(push factors);二是迁入地存在吸引人口迁移的力量,即拉力(pull factors),两种力量共同或单方作用导致了人口迁移。从推动人口迁移力量来看,主要有生存环境和人为因素两个方面,首先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的变化是推动人类迁移的基本力量;第二,人为因素是推动人口迁移的另一基本力量。从吸引人口迁移的力量来看,主要是迁入地的劳动力需求和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收入水平与生活水平的差距(佟新,2005)。

E. S. Lee首先提出中间障碍(intervening obstacles)的概念。他认为,人口迁移包括三方面的因素:目的地,原居住地和二者之间的中间障碍。这些中间障碍可归纳为四类因素:一是迁移者原居地有关因素;二是与目的地有关的因素;三是介于出发地与目的地之间的障碍因素;四是迁移者个人因素。中间障碍因素的作用形成了不同的迁移规模。此外,他指出,人口迁移的推拉力量与信息获得相关,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人们获取信息的能力。真正的移民是在不断估量着各种推拉力量的过程中进行迁移决定的。只有当迁移的好处大于迁移成本,人们才会选择迁移行为。E. S. Lee还指出,人口迁移有其特定的方向,以往的迁移者把有关的信息传回原居住地,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迁移的成本,为后来迁移者的迁移提供方便。他同意莱文斯基人口迁移法则的观点认为,每个迁移的流向都伴随着一个相反方向的反迁移流。他的观点是,迁移的中间障碍越大,被淘汰的弱者越多,则迁移的选择性越强(段成荣,1998)。

Wolpert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提出人口迁移抉策理论(decision making of migration)。其理论包括地点效用、满意因子和活动空间:地点效用就是一个人在其所处的空间位置上所能享受到的各种条件的总合,表示这个人对其所处条件的满意程度和不满意程度。从地点效用出发,迁移的过程是迁移者选择一个比原来居住地以及其他任何地点都能提供更高地点效用的地方的过程;满意因子是指潜在的迁移者根据可得性、过去的状况、其他人达到的水平等来调整自己的期望水平(aspiration levels),这说明迁移者并不是盲目的追求最大的地点效用,而是根据实际的可行性来调整自己的迁移行为;活动空间(action space, activity space)是指能够被选择作为迁移目的地的地区。布朗(Brown)和摩尔(Moore)根据Wolpert的迁移决策理论提出了人口迁移模型,指出人口迁移使人们对压力(stress)做出的反应(段成荣,1998)。

人口迁移系统理论也提出了三个基本要素:潜在的迁移者(potential migrant),各种制度(institutions),调整机制(adjustment mechanism)。他指出潜在的迁移者由于受到环境激励因素的刺激而要求离开乡村,但是家庭、土地规模等其他制度因素调节着流动规模。同时他指出,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后,他在迁移系统中的作用并没有结束,而是通过向原居第反馈信息而可能起到对整个系统行为的修正作用(佟新,2005)。

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在其《人力资本投资》一书中,把”直接用于教育保健以及为了取得良好机会而取得各类移民的费用都视为人力资本的直接投资”,即用于迁移的花费和用于受教育的费用都是为了获得更大效益的投资。迁移发生与否取决于迁移成本(cost)与效益(utility)的比较。这就是舒尔茨的”成本–效益”模型(cost-utility model)。他认为,迁入地与迁出地的收入差距必须大于迁移成本,迁移的发生在经济上才有效益,如果两地存在收入差异却没有迁移发生,很有可能是收入上的差异无法弥补迁移成本。他这个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年轻人的迁移多于年长人的迁移(段成荣,1998)。

根据以上的人口迁移理论,笔者认为这些理论都是根据其他发达国家人口迁移经验和历史资料建立起来的,对于分析我国人口迁移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对于拉萨这个特殊城市人口迁移的研究。

笔者认为,拉萨外来务工群体作为一个人口迁移的研究对象,对其迁移分析要深入了解其迁移之前的家庭环境、生活状况以及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同时也要深入调查迁移后其生活现状和收入。所以笔者在前面两部分较为深入的剖析了几个显著行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的收支状况,并对比了其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居民生活水平和收入情况。在此基础上,笔者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这个拉萨的外来务工群体,其人员在迁出地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来自家庭矛盾、较低的生活水平状况以及子女受教育和赡养老人带来的经济负担等因素的影响,在无奈的情况下选择了背井离乡。也就是说,他们的离开主要的是外在因素的推动,而很少主动的迁移。在当时茫然的状态下,无法抉择究竟迁移向何处,所以也就谈不上将迁入地和原居住地进行对比,从而得出理性的分析。所以笔者认为,从这一点上看,该群体的迁移动机并不能用上述现成的迁移理论来分析,而是必须根据群体自身的特性来得出结论。可以说,选择拉萨,是某种程度上的偶然和盲目。但是,当这些群体中的个人来到拉萨之后,坚持与坚守,则是自己积极能动的结果。

拉萨的自然环境恶劣,他们作为最早一批进藏务工人员来说,也无基础可言,更多的是凭借自身的坚强、吃苦的精神建立起了自己在拉萨立足的资本。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凭借着一种经商的眼光和前瞻性的考虑,相信拉萨的发展潜力,相信在拉萨的坚守能够给自己一个可预见性的未来。应该说,这一点完全不符合舒尔茨的成本分析理论,而更多的是一种理智的判断和对未来的乐观希望相结合的结果。

5.外来务工群体的生活方式和分层研究

王汉生教授曾经把流动人口的就业人员分为:雇用就业者,自营就业者、管理者和游民。陆学艺先生根据职业和所拥有的三种资源(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数量对社会进行阶层分析。也有部分学者根据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等其他指标对群体进行分层。

笔者认为,城关区外来务工群体在整体上都显示出一种朴实、节俭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收入的高低并不能成为其消费和生活方式异化的原因,这一点与其他任何城市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异。

在拉萨市城关区的外来务工人员中,不管时至今日他们的收入水平相差多大,但总体上他们的身上还都保留着明显的贫穷生活中留下来的消费习惯。拒绝奢侈和浪费,尽力节俭,预留出资金作为风险规避的依赖,这些消费观念虽然随着收入的提高有所改观,但自我积累仍然是他们最看重的。

马克斯·韦伯认为,社会阶层的划分有三重标准:财富–经济标准;权力–政治标准;声望–社会标准。笔者在原则上同意这种分层方式,但是作为研究对象,外来务工群体在政治权力上普遍处于零占有的状态,根据笔者的调查和分析,处于财富上层的外来务工群体往往会主动与政治权力中心靠近,形成新一轮的财富与权力的差序格局。而声望更加依附于财富,存在于外来务工群体之间。他们是老乡或熟人的关系,以财富的多少来衡量其在同乡之间的社会地位。韦伯把身份、声望同市场消费相联系,认为身份和声望是根据消费的原则来划定的,以特定的生活方式为特征。笔者认为这一点在城关区外来务工群体中是不适用的。

马戎教授指出,阶层分析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在外来务工群体中进行阶层研究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所以笔者仅能浅尝,还未能有更为丰富的资料深究。

6.外来务工群体与当地藏族关系分析

英国西藏研究专家安德鲁·马丁·费希尔认为,从中国改革开放开始以来,工业并非藏区回族的传统行业,回族由于一些原因,较快被城市化并成功地转移到工业之中,相比较,藏族仍然固守农业。资源贸易和加工领域(以羊毛为例)强化了回族在藏族的商贸活动但损害了藏人的相对财富。这些导致两极分化的因素为两个群体之间原有的族群矛盾死灰复燃提供了关键的催化条件。在藏区的现代性塑造和转型过程中,经济模式和政策产生的边缘化作用和影响,”都是非常关键的环境因素,它们能够恶化共生关系的基础以催生冲突性元素,也能够成为煽动防御性反应的导火索,从而使一个共生的关系模式堕落为另一种暴力的模式”。费希尔认为在西藏族群竞争和冲突中存在着藏汉族冲突和藏回冲突,同时也存在藏汉共同对回族的排斥(Fischer,2005)。

费希尔先生的观点在国际藏学界是有一种”共识”的,他们在潜意识中已经存在对西藏的偏见,再加之受到了达赖集团的宣传影响,一种刻板印象就是认为西藏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一定会存在,所以在他们一直在试图分析出藏汉之间的紧张关系、藏回冲突和回族的被排挤。这种言论和认识在当今中国国内藏学界,包括在西藏区内也有很多人承认这种民族关系,并且有些外来务工人员也会说出这样的话,但是笔者觉得这是由于宣传的导向作用而导致的,这种对于西藏民族关系的描述并不是真实的现实。所以笔者觉得费希尔教授这种分析西藏外来务工群体和当地藏民之间的关系的结论是有失偏颇的。

马戎教授在其1000多份问卷调查中,询问了被访人员对他们与其他民族成员关系的评价,56.3%的人表示与其他民族成员的交往关系”好”,36.6%的人认为相处”一般”,仅有7.1%的人公开表示关系”不好”。其中汉族公开表示不好相处的比例最高(8.2%),回族最低(2.6%),藏族居中(6.5%)。马戎教授认为流动人口在拉萨市与其他民族成员的交往中,总的关系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但是也存在矛盾和偶尔的冲突,在这方面汉族表现的比起其他民族更坦率些(马戎,2006)。马戎教授的观点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族关系共性。虽然马戎教授及其课题组是通过较为庞大的问卷调查而得到了数据分析,但笔者认为一方面就是其调查对象受到了宣传的导向,对这种敏感的问题会遵守”规矩”,另一方面就是定性调查的缺陷,不可能通过深入调查来回答调查对象回答问题背后的原因。所以笔者觉得马戎教授这种分析西藏外来务工群体和当地藏民之间的关系的结论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笔者觉得在拉萨城关区,外来务工群体主要是由汉族、回族、白族和区外藏族构成,在拉萨市城关区的户籍人口主要是由藏族和汉族构成。所以讨论外来务工群体和当地藏族的关系,就变成了对藏汉关系、藏回关系、藏白关系、以及回汉关系的讨论。笔者觉得宏观上的讨论是一种形而上的讨论,需要对整体事物有一个彻底的了解和深入的调查,笔者没有能力对拉萨市所有外来务工人员进行深入调查,所以不可能从宏观上对这种民族关系进行分析。笔者通过四年的调查和访谈,试图从微观层面上来剖析藏汉关系、藏回关系、藏白关系和回汉关系,用事实来阐述民族关系的实质。

(1)融洽的藏汉关系

藏族是一个具有雅博胸怀的豪迈民族,在笔者的调查中发现,外来务工群体中的汉族无论是在言谈中还是在实际的生意交往中,都非常乐意和藏族人进行往来。他们对藏族人民特别是对近距离接触的拉萨藏族居民都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他们对藏族人的评价就是真诚和豪爽。在长时间的实地调查中,可以发现外来务工群体中的汉族人对藏族人始终坚持 “以诚相待”和”尊重”的原则。

问:您做生意根藏族人接触的多吗?

“经常接触。藏族人是最善良的。不像我们内地人太狡猾了。但是藏族人有个习惯啊,你要对他好,他肯定就对你好。我们1991年第一年来的时候接触的藏族人,现在还在来往啊。那个藏族老头子经常来我们这里玩儿。我们也经常到他那里去,他有什么事就打电话来,请客啊什么的我们也去。其实跟藏族人打交道放心、踏实”。(私营企业主徐某,湖北人,进藏16年,2007年调查)

“我跟你说,实实在在的,藏族人还是好。我说你们藏族小伙子蹬三轮车很行,我们汉族人都不行。他说哎呀,你不对,我们都是共产党人领导的,藏汉是一家。藏族人很有礼貌,很有礼节。我还是尊重藏族人。不管怎么说,在我心目中,藏族人是最善良的人。”(三轮车夫杨某,四川人,汉族,进藏12年。2004年调查)

“藏族人诚实,坏人是极少数。也是有,但是也就是说汉人方面,他教会了藏族人坏的方面。在城内的呢,都很好的。在城郊呢,在牧区的藏族,因为它的语言跟汉族人是不一样的,交流困难些。总体感觉上,到他们牧区的家里呢,青稞酒,生牛肉,甜茶,让你们吃个够。他们的素质是相当高的,跟汉族人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你跟人家接触多一些,他们真的热情,语言有些不通,但是热情。”(建筑老板张某,重庆人,汉族,进藏9年。2006年采访)

“藏族人比较实在,觉得他们人挺好。只要你正心诚意对待他,他就一定会诚心待你,在许多小问题上他们不会计较的,只要你会说话,讲诚信,藏族人的生意回头客最多。而且他们还会主动给你介绍生意的,哪像我们汉族还要回扣。但是我还是经常给一些藏族人回扣的,他们高兴得很。和藏族人打交道,最主要就是讲诚信。”(个体工商户马某,四川人,汉族,进藏8年。2007年采访)

“藏族人其实很不错的,比较老实,没有那么多心眼,做事踏实。和藏族人做生意、打交道的时候一定不要贪小便宜,只要你对他好,他对你就特别好。”(个体工商户郭某,河南人,进藏4年,2006年采访)

“我觉得藏族人比较好啊,每次给他们安装门的时候,他们总会把酥油茶、糌粑给你端出来,让你吃。有的时候去给他们维修的时候,他们也特别热情,哪像在内地那样。”(雇工王某,四川人,汉族,进藏4年,2007年采访)

通过笔者与藏族人的接触和亲身体会,再加上和外来务工人员的交谈,能够从微观层面看到外来务工群体中的汉族对藏族的一种认同,特别是在一种市场经济冲击下的人与人关系陌生化的背景下,拉萨市外来务工人员通过一种心理对比,对藏族人不仅仅是一种崇敬,最重要的是一种认同。笔者认为,正是这种认同促进了汉藏交流和汉藏融洽相处。在访谈资料中,可以看到外来务工群体对藏族人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和内地汉族的比较。所以从心理学上来讲,外来务工群体中的汉族人会在实际过程中,特别是在和藏族人实际接触的过程中,他们会在潜意识中模仿,并一定程度的意识到尊重的相互性和重要性。

与此同时,藏族人对外来务工群体中的汉族人也有着深厚的感情,特别对那些在生意场上讲信用,讲诚信的商人有着高度的评价。他们也承认外来务工群体为拉萨的发展和地域性建设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其实我个人觉得,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藏族和(外来务工的)汉族人相处得不错,藏汉民族的相处很融洽,拉萨的发展是离不开这些人的。”(学者阿次,拉萨人,藏族,2007年采访)

“我以前总觉得你们四川人能够吹,和你们接触多了,觉得你们人挺真诚的。真的,特别是一些生意上的往来之后,觉得你们也特别讲信誉,反正觉得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狡猾哈。”(官员丹巴,拉萨人,藏族,2007年采访)

“以前一般都不去汉族人开的商店买东西,怕上当受骗,但是现在汉族人开的商店、门面越来越多,东西也越来越齐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来接触。其实说真话,刚开始还真害怕,但是接触之后觉得汉族人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坏’,嘿嘿,真的,觉得汉族人总体上让人还是挺放心的。”(群众尼玛,拉萨人,藏族,2003年采访)

这从某种意义上也否定了达赖喇嘛关于”人口淹没”、”民族敌视”的言论,外来务工群体中汉族和藏族没有天然的矛盾,反而是在舆论的宣传上有问题,存在着一种偏见,导致了很多不必要的防备。马戎教授在其调查中的汉民族关于与其他民族关系不好相处比例较高的原因在于,汉族的一种天然的民族优越感在作怪,再加之长久以来对藏民族的”误读”。但是在笔者的调查笔下,但凡与藏族人有过接触的汉族人,都会对藏族人有一种天然的认同,并努力与之相处好。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藏族和外来务工中的汉族越来越频繁的交流与合作,藏族人逐渐意识到汉族人的真诚,同时汉族人也强烈意识到对藏族人尊重、讲诚信的重要性,这样一来,两种认同逐渐融合。这就是笔者阐述的在拉萨一种和谐的汉藏融洽相处的现状。

(2)备受争议的藏回、回汉关系

费希尔先生在其论文中一直强调藏族,以及外来务工群体中的汉族和外来务工群体中的回族有着一种强烈的矛盾和冲突,并且在国内外都有一种似乎是”天然的共识”,那就是藏回之间有着非常态的民族冲突和民族矛盾,来自于主流的汉族也对回族有着一种排斥,笔者曾经也相信过。

但是随着笔者的逐年调查,笔者发现藏族和外来务工群体中的回族之间的矛盾并非一定就真正存在,这种矛盾、冲突仅仅存在他们的言语之中,并不是作为一个实体存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笔者认为藏回民族的矛盾、冲突存在于他们关于宗教的信仰的争议之上,而不是真正的民族冲突、民族矛盾。

而外来务工群体中的汉族和回族之间是一种无信仰对信仰的”排斥”和”侵占”,汉族由于受到现在社会风气的侵蚀,很多人对别人都充满了戒备,而且有一种”陌生化”社会的状态,而回族依然坚持自己信仰,并始终不渝。一种外表组织化的弱小民族就可以让一个分散的强大民族”颤抖”,在笔者的调查中,汉族人对回族的团结和聪明的经商头脑是非常佩服的。所以笔者觉得这种所谓的汉族对回族的排斥是一种佩服的忧虑,而不是对回族本身的排斥,所以回汉关系是一种学习型的关系。

在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外来务工人群中的回族在拉萨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以宗教信仰为纽带形成了一个有序的群体组织。他们和汉族并没有实质性的矛盾和冲突,汉族本身也没有对回族人进行实质性的排斥。

“我是一个包工搞建筑的,我从来不觉得我们和汉族之间有什么矛盾和冲突,有人说有,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说有的,到底表现在什么地方。我经常和一些汉族人、包括藏族人打交道,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冲突和矛盾,反而觉得相处还是比较融洽。一起做生意,一起赚钱,其实有的时候觉得有的汉族人比较狡猾,但是整体上挺好。我们学《古兰经》,要以善意去看待人和事物,以前我曾经帮助过几个四川人,但是后来都没有跟我了,他们自己有了钱,就跑了,不和我们联系了,但是我还是始终坚持帮助刚来西藏,比较困难的人。我现在回家去过年了,但是我的家里现在还住着一个四川人,他没有钱了,生活都成困难,我就让他住在我家里,我其实心里也不放心,但是我还是让他住,如果这次真受骗了,也还是算了,以后还是得帮人。”(建筑老板马某,回族,2007年采访)

问:你们每天都一起读《古兰经》吗?有一个严格的组织吗?

“我们一般都是一起居住的人,或者住在附近的人,在每天早上,一起到某一个聚集的地点,一起读《古兰经》。没有什么严格组织,只是说如果我们知道某个回族人在拉萨遭灾了,我们都会帮助他,一般都会给些钱的。表面上看起来很有序的关系,其实实际上也没有太有组织。比如说,汉族人和回族人都因为车祸死了,回族人的死者不会索赔很多钱的,因为在《古兰经》中讲,这是不义之财。所以我们的赔偿金额都很小,死一个回族人就赔2万元钱,就可以了,其他回族人也不会纠缠的”。(建筑工人马某,回族,2007年采访)

“老有人说,我们回族和藏族有多么深的矛盾和冲突,说实话,在拉萨呆了十几年了,我自己和我的朋友真的还没有怎么发现这个问题。我们只是觉得藏族人这个信教实在有些问题,别看他们每天都在不停的‘转经’,好像很虔诚,其实我觉得不是这么一回事情,你想啊。上了厕所后,手都没有洗,就在那里跪拜啊,‘转经’啊,这不就是对神的不尊重吗?我们回族对这方面很讲究的,我们读《古兰经》之前要先洗手,如果有过‘房事’就要洗澡,一定要保证自己干干净净。《古兰经》中要求不抽烟、不赌博,但是现在也不行了,很多场合得和其他老板接触。但是即便这样,我们也不能放任自流,也要随时注意,孩子们也时常提醒我们。我觉得这就是比藏族好的地方,他们那种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教。”(房地产老板马某,回族,2007年采访)

“我经常到牧区,因为有的工程需要到牧区,我们回族很讲究的,不是说所有的羊肉都可以吃的,必须要干净的,要有大智慧的人宰杀的羊,我们才可以吃,不是说所有人宰杀的羊都可以吃。有的时候到牧区和郊区的时候,藏族对我们还是可以,他们知道我们不吃猪肉,也就不当着我们面吃猪肉,也不怎么吃牛羊肉,一般就让我们喝奶茶,或者酥油茶。没有办法,出远门就带一些方便面吃,这样大家都很省事……。回族人并不是说绝对不能吃猪肉,《古兰经》讲当生命遇到危险的时候,是可以适当吃的,但是只能吃一点儿,脱离危险就不吃了。”(建筑老板马某,回族,2007年采访)

所以回族人一直觉得藏族人在宗教信仰的方式和仪式上有些问题,他们觉得藏族人在任何时间都念经,反而是对神的不尊重,只有回族这样一个爱清洁、讲卫生的前提下的信仰才是正确的。所以回族对藏族的矛盾也仅仅停留在关于宗教本身的看待问题上,仅仅是关于宗教的信仰方式和仪式的歧异。也许有的看法含有某种文化偏见,但仅此而已,是完全可以在交流中加以沟通的。笔者认为,费希尔夸大了藏回民族之间的冲突,对他的这些观点尚有待商榷。

藏族对回族的感觉也是一种对回族表面的组织结构化、群聚化表示出一种自我防范意识,并非是一种对于回民族本身的敌视,这和汉族对回族的团结和聪明的经商头脑的佩服是一样的。

“回族人他们每天早晨都聚集在一起,真的特别团结,如果一个人出什么事情,其他的人都会来,围在一起,觉得这样挺让人害怕的。我个人对他们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就是觉得他们这样每天一起聚,让人觉得不太舒服的感觉。”(医生达娃 藏族,2006年采访)

“他们‘回子’(指回族人)特别会做生意,而且特别团结,一有什么事情都围上来了,把你围着,你说你怕不怕啊。和‘回子’接触的时候,自己要小心,不要欺骗他,反正让着点就是了。”(个体工商户王某 汉族,2007年采访)

通过笔者的深入调查和访谈,对比马戎教授、费希尔先生的观点,经过进一步分析和总结,笔者认为:

回族对藏族的”冲突和矛盾”集中在对于宗教信仰的方式和仪式上的争议,对藏族人在宗教信仰中的”神圣的洁净”与”世俗的污秽”之间的一种辨析。

回族对汉族的自私性、狡猾和分散表现出一种不满和不屑,他们本着一种”行善”的态度和汉族进行交往,但是在访谈交流中,明显可以看到回族期望汉族能够克服自身的一些不良品行,从而进行一种良性互动。

藏族、汉族对回族的感觉也是一种对回族表面的组织结构化、群聚化和聪明的经商头脑表示出一种自我防范意识,甚至夹杂着一种嫉妒的心理,并非是一种对于回民族本身的敌视,从某种程度更显示出一种回族的优越地位。

(3)各行其道的其他民族与藏族关系

其他的白族、维吾尔族等外来务工群体中的少数民族和藏族也是一种融合式的交流,交流一般情况下在商品贸易方面。特别是白族,他们在拉萨从事民族手工业品的加工制作和销售,他们的群聚生活以一种原生态形式在拉萨生存,和藏族的交流一般情况局限在经济交流,所以他们的关系是一种各行其道的形式。

所以笔者认为,外来务工群体中的各民族和西藏拉萨本地藏族居民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是积极的,有利于西藏经济、拉萨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有利于藏民族自身的发展,同时也使外来务工群体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提高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让民族之间的关系在交流、学习中相互弥补,共同进步。所以笔者一直觉得民族关系不能停留在政治层面,宏观层面,要深入了解民族个体之间的微观交流存在的问题和实质性问题,这才是了解民族关系的最重要的方面。

三、外来务工群体亟待解决的问题:

1.由人口迁移而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

随着青藏铁路的开通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国家越来越重视西藏的战略地位和社会经济发展,伴随着日趋激烈的市场经济,拉萨必将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人群,他们将带来拉萨地区的开发和发展,将会使拉萨劳动力合理分布,将会促进藏族和其他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和传播,也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与此同时,笔者目前估计的城关区10万-20万外来务工群体将会在短时间内进一步迅速增加,这势必也会带来因流动人口增加而导致的社会问题,如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人口交通压力、住房压力、生活环境压力等一系列问题,这需要及早预防和注意。

2.外来务工群体子女教育问题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由于务工群体注重经济利润的追求,而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对下一代子女的教育问题,从而导致了第二代务工群体质量整体下降。目前城关区的外来务工群体从整体上来说,务工人员还属于第一代务工群体,年龄结构绝大部分在30-40岁左右,但是越来越多的第二代务工群体开始出现,他们的年龄仅在20岁左右,其中有相当部分是第一代务工群体的子女。切实解决务工群体的居住环境、生活环境和其子女的入学环境是有利于拉萨经济发展和整体社会进步的。

问:你对自己的子女给予了最大的希望?

“从来都没考虑自己。儿子要我的命我都要给,把心脏捐出去都行”。(四川籍建筑老板朱某,2006年访谈)

“我自己呢,虽然是高中生,没有读大学。我自己也在努力,但是我也没怎么成功。所以就把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是一种逃避,也是一种期望。”(浙江籍私营企业主张某,2007年访谈)

“但是我到拉萨来了之后,我的儿子2000年就不听话,读了五年高中。先读了三年,用了我们十几万块钱。他那时候搞啥子。上网、谈恋爱、赌博,2003年他来拉萨了。我叫他去蹬三轮车,谈恋爱就谈了,女朋友也谈了。”(四川籍菜农杨某,访谈时居于七一农场,2006年访谈)

“我们就希望我们自己的娃儿读点书,不要像我们这样没有文化,多读点书总是有好处的蛮,但是他不争气,我也没有办法。你晓得啊,当时我怕他在家里不听话,专门把他弄到西藏来,在自己身边,自己随时照看着,心里也放心。哎呀,不听话,没办法啊。不认真读书,谈朋友,上网吧,搞什么网恋。书都不读了,不读就算了,我也想开来了,自己想干啥子,自己就干吧,我也不管了。”(四川籍菜农李某,访谈时居于八一农场,2007年访谈)

“当时为了给他转学,我花了两万多块钱,就是想让他读个好学校,不争气。后来学抽烟,喝酒,赌钱,我啥子都不想管他了。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我总希望他能够有些出息啊,娃儿的事情总是让人费心啊!”(重庆籍个体工商户刘某,2004年访谈)

“我那个娃儿难得说了,读书不读,搞网恋,初中完了就把女孩子带回家来了,丢人哦,后来又分了,结果他狗日的不听话,去找‘小姐’,染了一身病,前前后后花了我三万多块钱,为了这狗日的,我命都要搭上了。”(四川籍菜农杜某,访谈时居于八一农场,2007年访谈)

笔者觉得在拉萨城关区的外来务工群体所面临的下一代教育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很多时候他们不满意拉萨的教育,所以有很大一部分人选择把自己的孩子留在老家,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不放心,或者是其他原因,而把子女带到拉萨来接受教育,在笔者的调查中,他们子女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归结于失败,当然这和许多国家教育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其工作、经商需要而疏忽了对子女的及时教育。

四、结语

本文选择以经验调查、实地调查、访谈、观察方法相结合,以拉萨城关区外来务工的特殊群体为对象,通过对外来务工群体的具体分析和对其群体特征的考察和理解,透视拉萨市城关区外来务工群体的整体状况以及同藏民族的互动融合。笔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即”外来务工群体在人口迁移和流动的过程之中所凸显出的职业选择和收入,它体现了人口迁移和流动的规则”。

在以上三部分的基础上,本文可以初步概括以下结论:

1.对拉萨城关区外来务工群体的定义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次:首先,笔者选定的研究范围为拉萨市行政意义上的城关区;其次,放弃了使用农民工的概念,认真分析了区内人口迁移和区外人口迁移,用蔡昉先生的观点解释了人口流动与人口迁移的关系;第三,把城关区外来务工群体界定为拉萨市城关区省外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经商务工群体研究。

2.对城关区外来务工群体进行了详细的社会学研究:运用人口迁移理论、社会分层理论和社会化理论对外来务工群体进行研究,并且讨论了民族融合交流。针对拉萨外来务工群体的实际情况,深入剖析几个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务工行业,并运用人口迁移理论对外来务工群体的迁移作了分析,最后结合藏汉、藏回、回汉关系,就民族融合做了详细说明。

3.最后,根据笔者的调查和实际分析,提出了人口迁移带来的社会问题和外来务工群体子女教育问题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以便于西藏拉萨经济顺利发展,社会稳定进步。

笔者在文章中始终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所学知识对外来务工群体进行了长时期和深入的调查。希望通过这篇抛砖引玉的文章,能够大致梳理出外来务工群体的整体状况,并且对拉萨市外来务工群体有一个直观的介绍,肯定外来务工群体在拉萨市的社会作用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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