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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昌都的“陕西回馆”和“陕西会馆”(有图)

2012年7月31日

西藏昌都清真寺
昌都位于西藏自治区的东大门,是康巴文化的中心。300年前,昌都就有穆斯林繁衍生息,虽然他们屡遭劫难,但伊斯兰文化薪火传承,未曾断绝。时至今日,昌都穆斯林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构成了昌都多元文化的一道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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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昌都地理人文概况

昌都地区位于西藏自治区东部,是我国大西南川、滇、藏三角地带的中心,地处横断山脉、三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流域,面积10. 86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 3500米以上。东与四川省的德格、白玉、石渠、巴塘四县隔江相望,东南与缅甸及云南省的德钦县接壤,西南与林芝地区毗邻,西北与那曲地区相连,北面与青海省的玉树州交界,是西藏自治区的东大门。昌都地区现辖11个县,10个镇(区),159个乡,总人口57万人,居住着藏、汉、回等21个兄弟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98%。

昌都地区的中心昌都镇地处三河一江地区(昂曲河、扎曲河、色曲河、澜沧江),素有“藏东明珠”和“藏东门户”的美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昌都镇是西藏东部横断山脉中的一个镇,东距成都1293公里,西距拉萨1170公里,恰好是川藏公路的中心点。从川藏公路的西端拉萨或东端成都乘车,都是三天左右便可抵达这里。自清末改土归流置昌都府以来,昌都县便一直是昌都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处在商贸往来的枢纽地位上。

藏族是昌都地区的主体民族,占总人口90%以上。唐朝初期,在今金沙江两岸分布着众多羌、氏系统部族,随着西藏吐蕃王朝的强盛与东扩,雅砻河谷各部落被征服,年楚河的苏毗部落被吞并,这里的羌、氏部族逐渐融入吐蕃,形成后来的藏族,传统上称康巴藏族。康巴人以体格健壮魁梧、性格豪爽、勤劳勇敢、热情好客而著称。宋代时期,佛教在昌都传播扩大,衍化成为今天的格鲁派(黄教)、宁玛派(红教)、萨迦派(花教)、噶举派(白教),还有原始的苯教(黑教)。康巴人胸怀宽广,接纳南来北往的人,接纳各种文化,接纳各种信仰的人,促进了内地与边睡的开发与交流。1950年昌都解放时,城区人口为500户,2000余人,其中汉族80 余户,回族50 余户。

二、最早到达昌都的穆斯林先民

就中国大陆而言,昌都是最远离伊斯兰教文化氛围的地方,以昌都镇为中心,东距成都(伊斯兰教很早从内地传入)、西距拉萨(伊斯兰教较早从印度、克什米尔传入)、南距昆明(伊斯兰教很早从内地传入)、北距西宁(伊斯兰教很早从内地和中亚传入)的直线距离均在1000公里以上,所以称昌都穆斯林为生活在“文化孤岛”上的族群,一点也不为过。

16世纪末叶,中国社会动荡,加快了人口的自然流徙,穆斯林的先民们离乡背井,走出家园,他们风餐露宿,翻山越岭,历尽千难万苦,从陕西、四川、甘肃、青海、云南等相邻省份来到了昌都,来到偏安一隅的三江之源,从此伊斯兰教就叩开了这片神秘王国的大门。穆斯林流入昌都并形成新的族群,昌都民族大家庭里多了一个民族成分,考察其来源,主要有三:

经商而来。众所周知,穆斯林民族善于经商,而且有很强的吃苦精神,常常与亲戚邻里结伙成伴,寻找有开发潜力的地方,寻找较好的利润空间。从经济学的原理讲,越是远离经济中心的地方,商业竞争越小,同时利润就越高。昌都远离内地中心城市,也远离藏传佛教中心拉萨。基于良好的利润空间和较小的商业竞争,内地不少穆斯林商人,冒着生命危险先后来到昌都经商。由于路途遥远且山高路险,一旦到了此地,部分穆斯林商人索性不返回原籍,娶当地藏女为妻,落地生根。甘、青、川、滇四省是回族比较集中的地方,是中原农耕文明和青藏高原游牧文明的结合部,较中原有地缘优势,便于往返,有的回商久住昌都,就落籍于昌都。

驻军而来。1909年(光绪三十四年),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率兵越过金沙江,向查木多(清代史册中称昌都)进攻,打算把西藏改土归流,移内地民众实边,推动垦务,内中也有川、陕、滇一带的回民在迁中,还有一些回族士兵与戍守人员解除军务后,定居落户于昌都,繁衍几代即成土著回族。

逃难而来。清朝末年,统治阶级日趋腐朽,社会矛盾尖锐,陕西、云南穆斯林不堪清王朝统治的民族压迫,多次举兵反抗,起义失败后即遭血腥杀戮。劫后余生的回族、撒拉族穆斯林四处逃散,其中部分难民几经磨难,长途跋涉,辗转流入昌都。他们失去赖以生存的资料后,成为逃避灾难的“流食之人”。以上三种人是昌都穆斯林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所以昌都穆斯林族群是在人口流动情况下产生的,当然宗教是民族形成的基本要素。“回族来到昌都,至迟在清代中期,起初多为商业人口,后来逐渐定居昌都。”

穆斯林流入昌都,在民族结构上增加了新成员,打破了原来的民族宗教格局,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现象,是社会交往、族群意识、族际通婚、宗教与生活习俗“变量”的结果。

昌都地区穆斯林不同于拉萨的“藏回”,后者是从克什米尔、拉达克、尼泊尔等地陆续流入的,藏语称他们为“拉达卡契”,后来从内地来到拉萨定居的称为“甲卡契”。而昌都地区的回族基本上都是从内地陕西、青海、甘肃、云南等省迁入的,以陕西人最多,陕西回民中尤以径阳人居多。这些移民都保持着原来的姓氏,以标志氏族血统关系,人户较多的姓氏有杨、徐、毕、马、罗、铁、米、牟等。

昌都原有四十余亩回民公墓,1951年政府动员搬迁时,公墓内有三百多个坟莹,其中立有石碑者数十个,以清康熙年间和光绪年间的居多。清代昌都驻军回人墓碑,镌刻有归真者的姓名、籍贯、官职和生卒年月以及立碑者姓名、与卒者关系。

三、伊斯兰教传入昌都和昌都清真寺的建立

伊斯兰教是入世的宗教,这就决定了穆斯林走到哪里,伊斯兰教就随之传播到哪里,昌都伊斯兰教也不例外,也是伴随着穆斯林先民的到达而传入的。根据伊斯兰教的要求,如果有三名男性成年穆斯林在一起,就要成立“哲马提”( JAMAT ,穆斯林集体)。“哲马提”是形成“乌玛” (UNMAT ,穆斯林社区)的前身,而一旦“乌玛”形成后,“哲马提”就成为“乌玛”的核心。

1、“陕西回馆”的建立

清真寺是穆斯林叩拜真主的地方,是穆斯林的文化中心,是处理穆斯林内部民事纠纷的机构,也是宣传伊斯兰教文化的窗口,是各地穆斯林联系和交往的纽带,在穆斯林社区起着非常重要的社会调适作用和文化传播功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哪里有穆斯林,哪里就有清真寺。当穆斯林的先民们踏上这片异域空间的时候,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有座清真寺,以方便他们履行日常宗教功课。

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在杨怀德阿訇的倡导下,修建清真寺提上议事日程,得到教民们的一致赞同,他们表示要把伊斯兰教的根留在昌都,扎深扎牢,这是民族文化的自觉。决议形成后,教民们纷纷捐资捐财,出勤出力,在杨阿訇的领导下,在昌都城中心修建了一座汉宫式建筑的土木结构礼拜堂,被命名为“陕西回馆”, “陕西回馆”的蓝底金字木牌竖挂在馆堂门前。

“至民国初期,定居昌都的回族曾建立联谊组织‘陕西回馆’。定居昌都的回民建立联谊组织‘陕西回馆’,并曾垄断了昌都城的牛羊屠宰及零售。昌都解放时,定居昌都的回民仍有五十多户,他们为昌都地区的解放事业做了贡献,具体表现在‘通事’(翻译)、护理受伤士兵、磨炒青棵等方面。回族的嵌入亦将伊斯兰教传入昌都。”

“陕西回馆”有两层含义。因教民中陕西人所占比重较高,前二字寓示他们缅怀故乡,寄情于屋,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后二字有投石问路之义,以探测土著民族对外来文化的反响。昌都当局宽容默认,不加干涉,表现出对伊斯兰文化的友善态度。所以说“陕西回馆”实质上发挥着清真寺的各项职能。

2、“陕西回馆”更名为“陕西会馆”

随着社会环境趋于安定和移民生活逐步改善,穆斯林宗教热情也同步提高,焕发出空前未有的活力,“陕西回馆”里礼拜的人越来越多,而馆堂有限的空间已容纳不了众多人的礼拜。于是商议在“陕西回馆”东侧修建一座清真寺,原“陕西回馆”更名为“联谊馆”,成为陕西籍回、汉民族活动的中心,以示乡土情节,体现两个民族地域文化(如语言、服饰等)的亲和力。

毋庸讳言,回汉民族信仰不同,一个馆堂难容二教并存,于是回民则放弃不用,汉族则以本民族的特点,把“联谊馆”改名为“陕西会馆”,内选会长、会计各一人,每年自筹资金,在节令上张灯结彩,进行娱乐活动。“回族将伊斯兰教传入昌都,并在昌都修建了大型的清真寺,至今尚存。关于清真寺的始建年代,或云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 年),比较肯定的是在咸丰年间已建立。”

新建的清真寺和联谊馆在同一条街道上,回汉民族在感情上互相依存、互相联系,各民族和谐共存,在宗教上各行其是,井水不犯河水,诚如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3 .昌都清真寺的建立

根据现存资料,昌都清真寺修建在昌都镇中心位置,始建于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在杨怀德阿訇以及清真寺修建小组的精心组织下,教民们同心同德,出财出力,踊跃捐款,甚至还有驻防昌都、信奉伊斯兰教的清军官兵也解囊捐款,所以工程进展顺利。教民们各尽所能,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修出了一座中国古典宫殿式建筑,歇山顶寺宇,前后卷棚相连,檐角高挑,棚顶装点15个白尖坨,远远望去,古朴典雅,蔚为壮观。

正门和南侧单扇门是拜主的进出口,大殿顶棚有垂柱俯悬,柱头雕为莲花状图案,花瓣线条清晰,煞是好看。墙壁上挂满名人赠送的匾额,如“真乃唯一”、“清净无染”、“咸尊真教”、“本然清高”等,令人惕然有悟。

清真寺建筑面积2700平方米,其中大殿占地300多平方米。寺内建筑得体,礼拜殿、学房、教长室、厨房、水房等错落有致,布局合理。

从大门到二门的过道用石条铺砌,长15米,宽1. 3米,厚0. 6米,从二门到大殿全由小青石铺就。大殿前有一颗千年大榆树,树根部砌有高1. 5米、3米见方的花台,四面种花,每年夏秋季节妮紫嫣红,中间留有一处空白,作为宣礼台,以呼唤教民按时礼拜。

在二楼,门楼里竖一椭圆形石碑,高1. 5米,宽0.7米,石碑两边浮雕为二龙戏珠,正中刻有汉文。大殿双门上悬有一幅非常权威的大匾,据传是康熙五十年(1711年),康熙皇帝册封昌都佛寺帕巴拉为呼图克图,正式颁发帕巴拉呼图克图诸门汗册印时,御书赠给清真寺的。

清真寺基础设施比较齐全,运作功能正常。开学阿訇杨怀德继续担任教务工作,管理工作强化了董事会,大家分工负责,各司其职,清真寺充满了生机。原来零星居住的教民自行迁到清真寺周围的色仓生和达然通(即现在的东幸福街和聚盛街东),聚合成一个回民社区,类似于唐代的蕃坊(蕃客们居住的教坊),形成了一个拥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信仰和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4、早期主持清真寺教务的阿訇

阿訇一词是波斯语的音译,阿拉伯语称“伊玛目”,意为“领袖”、“表率”,狭义上指清真寺寺内主持教务活动,如率众礼拜、教授学生、主持婚丧嫁娶等的学者。昌都清真寺自创建至1953 年,文献记载的有三位知名阿訇,他们是:

杨怀德阿訇(生卒年不详)。祖籍陕西径阳,后丧妻未娶。杨阿訇学识渊博,品学兼优,为了使昌都地区的穆斯林保存和传承信仰,使伊斯兰教扎根昌都,他带头创建清真寺,带领移民进行生产自救,是昌都穆斯林新族群形成的核心人物,是民族事业的开拓者。他活了92 岁,为弘扬伊斯两目教门,奋斗了几十年。他不仅在本民族教民中德高望重,而且在当地藏民中也受到敬重。教民们称他为阿訇爸爸,他的陵墓被称为“爸爸坟”。

马文乾阿訇(生卒年不详)。祖籍陕西径阳,具有较高宗教学识,通晓《 古兰经》 ,在教民中有较高威望,其子名曰马扎西。

杨志平阿訇(?-1953)。祖籍陕西径阳县。他是民国时期乃至解放初最后一位执教昌都清真寺的阿訇。他有一定的宗教学识素养,操守教法教规,能诵读《 古兰经》 ,能参加劳动,物质生活淡薄,在双目失明后仍关心教务工作,在子孙的搀扶下,坚持聚礼和会礼活动。现在杨志平阿訇的后代在昌都已繁衍至第五代人了,其子杨纯灵现任昌都清真寺管委会主任,在当地深孚众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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