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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辑要》概说

2012年12月19日

赵心愚 秦和平
(一)多年来,我们一直期望能够出版一本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今天,这个希望终于得到实现,感到由衷的高兴。

这些年来,藏学研究成为学术界的“显学”,参与者众多,论著丰硕,影响广泛。不过从涉及内容看,这些论著多集中于卫藏地区,即今西藏地区,对康区与安多地区的研究情况相对薄弱,不尽如人意。其中原因,既有研究重心的限制,也与研究者的兴趣或相关单位的要求有关,以及受资料多少的制约等等。当然,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先中心后边缘的过程系科学研究的必然趋势。

更为重要的是,据我们所知,民国年间对民族地区广泛开展社会调查,撰写数量如此众多、内容如此详实资料的地方惟有康区的主体—甘孜藏区。且不讲现存的数量庞大档案,仅就当时刊载资料而言,甘孜州18个县,每县均有数份或数十份当年的调查材料,调查者有政府官员,有外来学者;有汉族,有藏族,还有外国人,视角有别,反映不一。然而,共同之处是它们均为调查的实录,至今仍有较大价值,能够反映斯时康区社会政治、经济、交通及风俗等面貌,记录了一个逐渐消失的“世界”。反观其他民族地区,难以寻找到县县做调查,处处有材料者。如此涉及内容丰富、数量多众多的调查材料是康区藏族社会历史文献的特别所在,不可替代。

(二)

民国年间对康区开展广泛的社会调查是时代需要、形势所迫,具有特殊的政治用意。如欲弄清其中的缘由,须从国民政府及刘文辉两方面谈起。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实施“北伐”,进入北京,赶走奉系军阀,控制华北诸省。经过“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中原大战”等战争,蒋介石逐渐消除竞争对手,巩固政权:促进“东北易帜”,实现形式上的统一。进而为了控制西南、西北地区,实现全国范围的统一,必须开展调查,认识研究,思考措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1930年,国民政府在中央政治学校开办西康学生特别训练班,招收部分西康学生,藉此媒介,着手奠定开发康区的工作基础。当国民政府考虑施调查时,日本人的军事侵略加快了这一步伐。

1931年9月,日本人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次年元月,日本人发动“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侵略者的行动,欲图吞并华北、华东,变中国为殖民地。面对日寇的咄咄逼人态势,中国人民势必积极抵抗,救亡图存。如欲抵抗,需要后方,需要拓展及建设后方,建立依托之处,开发西南、西北地区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加快培养边区人才的步伐,1932年在中央政治学校内附设蒙藏班,扩大规模,增加招收藏族、蒙族、维吾族等地区的学生。继而,将蒙藏班升格为蒙藏学校,增加投入,完善建制,扩大招生,发展规模,规范教学。

与此同时,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季陶)以信仰佛教等因素,联合一些人,支持创办《新西康》、《新亚细亚》等杂志,出版丛书,藉此平台,联络同志,发展势力,传递信息,扩张影响。在其支持或影响下,《边事研究》、《西北》、《西北研究》、《康藏前锋》、《新青海》等杂志先后创办。不少边疆青年受到影响,来到南京,就读蒙藏学校等,开展社会调查,撰写资料,介绍情况,反映问题。还有,任乃强先生将《西康诡异录》内容加以充实,在《新亚细亚》上连载,产生较大影响。不久,《边事研究》、《康藏前锋》等杂志就刊载相关的调查文章,设计经营构想,讨论开发措施,等等。

除了国民政府外,四川军阀刘文辉也涉足西康事务,一度支持对康区社会的调查工作。他支持创办《边政》杂志,作为宣传喉舌。该杂志除刊载该军及政务委员会的公文外,还登载康区的文献及调查资料。只有当时刘文辉的经营重心放在四川,欲图统一川省,称霸西南,逐鹿中原,《边政》杂志只办9期,便缺乏支持,难以为继,无形中止。

1993年,二刘争霸,刘文辉战败,退至康区。1939年,为拓展后方范围,加快建设,应对日寇深入侵略四川的可能,国民政府将原四川第十八行政区(西昌)、第十五行政区(雅安),与川康特区合并,新建西康省,由刘文辉担任省主席。

刘文辉再掌政权,吸取教训,兵权全由刘家子弟控制,不假手外人;对于行政官员相当地注意。他认为千重要万重要,选择官吏最重要。故刘文辉将训练行政干部、转移社会风气和健全基层组织作为建设新西康的着手点。然在社会上,人才以中才为多,要使中才成为人才,必须经过认真选择严格训练,造就廉政的行政人员。

早在1928年,刘文辉在成都设立边政人员训练所,自兼所长,招收大专院校学生一百余名,学习半年后,以“建设筹备员”名义派往康区各县,佐理县政。30年代中叶,刘文辉退守西康后,进一步加强培训力度,在康定再办县政人员训练班(县训),招收学员八十余名,毕业后担任科长、秘书等。通过他们起到示范作用,改善吏治,推动康区统治的正规化、现代化和清廉化。

西康省成立后,康区的政治统治得到明显加强。西康各级政府的管理观念、方式及措施开始与规定的行政管理体制接轨。为此,需要清楚认识康区的社会特点、经济概况、风俗习惯、行为观念等,以便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制定与贯彻政令。所有这一切,需要实地调查,了解情况,摸清家底;亦要求有报刊杂志能及时发表资料,反映现象,交流经验,总结措施等。加之县训学员多系大专院校毕业生的选拔者,素质较高,眼光敏锐,文字功夫强;且系热血青年,富有理想,朝气蓬勃,来到藏区,充满好奇。既有认识社会的行政要求,更有调查研究的能力,两者结合,促成调查工作的广泛开展。

1938年9月,县政人员训练所同学会在康定创办《康导月刊》。声称“我们藉在边疆工作的机会,就所见、所闻、所行,关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宗教的、法律的、生活的、习俗的、气候的、地理的、生物的、矿藏的实际情况,现象,在我们的理解的范围内,尽量介绍,提供素材,以作为政府施政的参考,引起国人开发的兴趣,纠正过去一般人对边疆的“唯蛮论”和“唯冷论”①。藉此刊物为研究的园地,刊载调查资料等,反映社会现实,探讨相关对策。从1938年9月到1947年,《康导月刊》坚持了10年,发行六卷,以每卷12期统计,共67期②。

还有,30年代初中国银行将触角伸入西南地区,在重庆设立分行,由张禹九负责。作为金融家,他非常关注川黔滇及康区等地的资源,认识区域经济的特点,思考发展规划,为投资决策提供依据。1932年7月,重庆分行创办《四川月报》报道相关消息,刊载调查资料。依靠这些资料,该行研究室张肖梅女士编撰《四川经济参考资料》、《云南经济参考资料》及《贵州经济参考资料》,形成当年西南地区的权威经济数据库。1935年3月,中国银行针对康区而创办《川边季刊》,作为《四川月报》的辅助刊物,试图使对康区等地的认识经常化、全面化。可惜的是,《川边季刊》仅办5期便停刊了。

另外,抗战期间一些学者来到后方,进入康区,利用掌握的理论知识,开展调查工作,丰富了康区调查资料的内容。

(三)

本书共搜集整理46篇资料,从涉及的范围讲,涵盖包括四川甘孜、西藏昌都、青海玉树及云南德钦在内的整个康区,其中甘孜地区18个县,每县至少搜集1篇,个别县份多至三四篇。之所以如此,考虑有二:(1)根据资料数量及价值而定;(2)考虑外界对该地的认识状况,或当地调查资料的数量。如康南诸县数量稍多,康北数量较少。原因是康北的资料多,人们认识较清楚、全面,康南则相反,模糊片面。意在拾遗补缺,便利认识,提供研究,非厚此薄彼,心存偏爱。

从时间上讲,本资料集的调查时间为20世纪20~40年代,即民国中后期,没有收录清代及民初的相关资料。我们考虑清代已有《巴塘志略》、《里塘志略》、《阿墩子志》、《康定志略》,以及《泸定乡土志》等。它们既是地方志书,也是调查资料汇集。稍后,刘赞廷汇集部分清末及民初资料,结合亲身经历,编辑康区各县的图志。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些资料经吴丰培、范学宗先生整理或印刷,流传颇广。此次我们再予辑录,确有累赘之嫌。基于如此,我们对那些再次出版的调查资料也没有收录,如李安宅《德格之历史与人口》、任乃强《泸定考察记》等等。此外,贺国光《川康边政资料辑要》曾辑录部分二三十年代的调查资料,主要取自《四川月报》、《川边季刊》等杂志,对《康导月刊》等刊载资料没有加以采摘。故本资料集将时间定在民国中后期,避免撞车;选择范围限制于《康导月刊》、《新西康》、《边疆通讯》等与康区关系密切刊物,显示权威性。

从方法上讲,我们争取全文录入,不予删除或修改,避免渗杂个人的主观看法,影响读者;必要时加少量注解,方便阅读。当然,为了解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部门的调查情况,我们附有相关目录,请读者自检。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资料多出于旧政府官吏之手,受阶级因素的影响,请读者阅读时加以鉴别。更要特别强调的是,虽然调查者的文化程度较高,但他们未受过人类学、主要是文化人类学的专门训练,对文化的多样性等缺乏正确的理解,对藏民族特殊婚俗或葬法等的真实寓意与表现符号等认识模糊,往往单凭己见加以判断,妄加评说;甚有个别者存在大民族偏见,说三道四。

对资料中少许对藏民族某些习俗的不当表述或歪曲,我们并不赞成,非常愿意完全删除,变为“洁本”;然而,作为保存史料,我们更希望能保留全貌,毕竟本书的读者(基本上是科研及教学工作者)期望看到真实的、全部的资料,而不愿意看见仅凭己意而删除的残缺之文。何况同一文本,解读不同,得到结论也有不同。我们相信读者具备鉴别是非及正误的能力。

(四)

如前所述,今天看来,本资料集仍有较大价值,它们勾画出半个世纪前康区的社会面貌,而且一些提法、一些认识直到当前,也没有过时。如,有人在认识道孚榆科社会时,认为过去“莫尔甘(摩尔根LewisHenryMorgan)以亚美利亚加土人印第安人来探索古代社会”,他拟借鉴此种方法,将榆科与内地相比较,藉以透视中国的古代社会。在六十余年前藏族聚居区,竟然有官吏提到摩尔根这位大学者,试图仿效其方法,藉康区认识内地,我们感到非常惊讶!

不过,更令我们感到吃惊的还有,该作者对藏民族的观念存在这些认识:“西康关外人民一般都忽略物的所有权,似乎物之所以为你的,并不是你有物的所有权,而是你有威力可能保管它。假如你的威力不足或消失,你的物未尝不可为我的物。所以康人都喜欢出高价买好枪,因为有枪便可以增加保管物品的威力”(王涤瑕《榆科见闻记》)。这段对占有权认识可谓直中的底,不仅是解释当时藏族社会某些行为及现象的钥匙,而且涉及到私有制观念产生问题。

毋庸解释,私有观念产生、发展及巩固与婚俗及家庭形态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藏民的占有观念甚于私有观念,是与其婚姻及家庭形态、宗教信仰等密切联系。如果对康区藏民婚俗及家庭状况,以及社会习俗、宗教信仰等有所了解的话,或许对以上这段关于占有观念的认识产生深刻理解。

从民族划分、宗教信仰等来讲,康区属于我国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康区与卫藏、安多之间有鲜明的区别,属于不同的区域,中央政府对此的统治方式及施展力度有所不同。无论明代,还是清朝,中央政府均在康区实施有效的统治。进入民国后,青海省、西康省及属下各县先后建立,加强了统治力度,统治方式更趋规范。藉此史实,有人质疑西藏高原的提法,认为西藏地名仅限于西藏地区,以其概括西康、青海等地是不全面的。“康青藏三省同位于西陲之大高原上,为藏族所聚居,西人称藏人为土伯特,故称此高原为土伯特高原。中国无适当名称,常误译之为西藏高原,实则此高原之政治区划,分康、青、藏三省,而不能以西藏包括之”(佚名《西康产业述要》)。即使在今天,这样的质疑有其积极意义,既维护青藏高原的地理称谓,更是对国外一些别有用心者所谓大藏区概念的有力驳斥。

关于三岩锅巴的认识。锅巴的“锅”在康语中系管理意思,“巴”为一个系统,“锅巴”为一个管理系统。从其组织形式看,锅巴是一个氏族组织。三岩系白玉县偏僻之地,锅巴系残存至今的父系氏族组织。受进化等因素的影响,不仅三岩的社会结构、管理方式与周围藏区明显不同,而且民众的宗教信仰、观念认识及行为习惯等也有较大区别。20世纪90年代后期,三岩锅巴被“发现”,成为一些媒体追捧的对象,誉为当今中国人类学的重大发现……

其实,半个多世纪前,锅巴现象就被人注意,有所研究,还发表了有关的调查报告。羊泽的《三岩概况》有记载:“三村人民,均为野番,约在百年以前,由河西迁移来此,开田荒地,聚族则居,号为锅巴(原注:康名锅系管理,巴系一个系统之意)。而且相关调查报告也不止一篇,如苏里虚生《武城做客三日记》等①。今天看来,所谓重大“发现”等提法确有问题。

藏族与汉族等民族关系如何?当时个别资料有所涉及。欧阳枢北《瞻化土酋之过去与现在》中关于中华民族一元多体、多体趋于一元的认识虽与当今中国民族学界提倡多元一体的提法不可类比,但不失为一种积极的解释之说,反映藏族与汉族等兄弟民族的亲密关系,反对所谓文化落后的说法,从政治角度上突出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

由于当地仍沿袭传统的生产及生活方式,近代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尚未实现结合,民众未把接受教育当作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要,甚有个别人视为额外负担,产生所谓“学差”现象,花钱雇人读书。部分调查者对此现象颇有自己的认识,还结合发展状况、开放程度等,加以分析。这些认识对当今完善及发展民族教育无疑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需要强调的还有,康南地区的乡城、稻城及得荣三县基本上是我国民族学(人类学)调查的空白,我们所知,民国年间只有在丽江活动的洛克(J F Rock)经木里进入稻城日洼地方,即今所谓香格里拉风景区,留有极少量的资料①天主教传教士古纯仁(F Gore)等亦路过局部地点,在著作《川边之藏边》有点滴记载②。对乡城、稻城及得荣等地有较深入认识始于20世纪40年代。不知何故,20世纪50年代,由全国人大民委或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进行的大规模社会调查也未涉及此地区。故我们对这3县均收录2篇及以上资料,意在弥补过去的薄弱,或许有助于对康南地区的认识。

(五)

我们是从事民族领域的研究者,知道科研工作的酸甜苦辣。然而,当我们涉及资料的搜集整理后,切身体验其艰辛程度有甚于研究工作。除了需要更耐心、更细致外,还需要整理者有奉献精神。今天,绝大多数单位在计算工作量时,科研的比重大,资料的比重小。故目前我国的搜集及整理资料工作,主要采用影印方式,简单快捷。然却苦了广大读者,书价太高,个人无法招架。至于多数影印本的印刷质量如何,阅读之后自然明白。

本册搜集是三四十年代的调查资料,30年代杂志的纸张、印刷等质量尚还可以,阅读不算困难。抗战爆发,一切为了前线,其时,纸张及印刷质量趋于差劣,阅读感到困难;40年代,抗战进入最困难时期,康区系贫困地区,办刊条件更是难上加难。

虽然,我们强调了当年部分刊物的劣质纸张及印刷质量,但决无反感或怨恨之情绪,毕竟是抗战最艰苦阶段的产物。时代如此,历史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加以指责呢!搜集整理本资料的过程既是我们感受与学习的过程,也是鞭策及激励的过程,促使我们不畏困难,继续努力,编辑《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等,争取早日出版。

来源:《天府新论》2004年第6期

魏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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