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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内蒙古武斗和军管(上)

2012年12月27日

作者:摩天岭岭之鹰
在和讯博客看到一篇关于内蒙武斗的文章,说内蒙67年1月军队和红卫兵发生冲突,是全国武斗第一枪。印象中,上海的一月风暴(后来引发大闹怀仁堂)才是第一家。后来在老鬼新浪博客看到宇鹏发的帖子,才知内蒙古那一枪是2月初打的,夺权比上海要迟,但军队开枪杀红卫兵,的确是独家开了先河。所以后来才有滕海清中将奉命改组内蒙古高层,并奉命大抓内人党。

文革打出的第一枪

1967年1月,离开了喧嚣的北京,离开了那漫天的阴霾和暗红色的夕阳笼罩的城市,我们在归程间奔向河套地区。

火车过了卓资山,在苍茫的原野上奔驰,远远望见北方的塬上隆起的大山的阴影。那是河套平原北部天然的屏障——大青山脉,属于阴山山脉。而眼下的卓资山,则是这个东西千里的平原的东部战略支撑点。从此向西,远远别离了桑干河流域的土黄,洪荒,逐渐进入历代草原民族欲南下侵扰中原的最大的战略集结区域。岁月悠悠,沧海桑田,昔日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千里草原,已为农耕文明和新型的工业文明变成了沃野和散布平原各处的工业基地。望着车窗外闪过的景物,我沉郁的胸怀,不觉开朗起来。

黄昏时分,火车到了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在蒙语中是有鹿的地方,旧名归绥,现在是内蒙古自治区首府。我们下了火车,想在这儿逗留两天,看看内蒙古首府的风光。

红卫兵接待处把我们安排到内蒙古工学院,住在三楼的教室里。暖气烧得挺热,教室里暖融融的。铺着毛毡,盖着毛毯,感觉不到北国凛冽的寒气。同室几个来自河套腹地山村的学生,小小年纪,却有人吧嗒吧嗒抽着旱烟。据他们说,和东北老林里的人一样,他们村子男女都从小抽旱烟。也许是生活的环境使然。我却不敢恭维这一习俗。第二天早上,进来了几个内蒙的中学生。黑而黄瘦的面庞,枯干的身躯。他们是来约我们同室的同学。我以为这些留分头的学生是男生,一张嘴说话,才知道是女的。我奇怪她们何以都装扮成男人,同室告诉我们,为了彻底与封资修决裂,做到革命化、无产阶级化,他们那儿,女生都剪了长发,留了分头。那一个个短发尼姑样的女生,怎么看都怪兮兮的。我一向认为,女孩子的美,相当一部分在头发。如此男女不分,连美丑都颠倒了。

吃了早饭,出了工大校门,就碰见几个学生拿着喇叭,呼吁同学们到内蒙古军区静坐去。我们不知就里,决定随他们去军区门口看看。内蒙古军区在呼市北郊,从工大南下,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折向东行不远,便是军区大院。几百工大学生席地而坐,要求军区副政委刘昌等交出内蒙古自治区几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内蒙古军区第一政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兼主席乌兰夫已经倒台。而军区却将另外几位书记保护起来,不让红卫兵揪斗。因而导致了学生静坐示威的行动。

军区铁栅门关得紧紧的。荷枪实弹的一排卫兵在墙内紧张地与墙外学生对峙着。学生们似乎并不畏惧这些荷枪实弹的卫兵,一个劲地喊着:

“内蒙古军区不要成为走资派的保护伞!”

“把王逸伦交出来!”

“打倒刘昌!”

第一次见到大学生们与军队对抗,我们无法评价孰是孰非。看了一会,就折转头,向市区走去。

前套地区连降了几天大雪,厚厚的积雪在大街上结成了严冰,光洁而平滑。来往车辆后面都拖着防滑链条,司机还不敢放开速度开车。街市不太繁华,行人也不算多,但街旁小吃店里的肉馅饼却异常好吃,令我们赞不绝口。虽然是内蒙古,其首府穿着民族服装的人并不多见。我们所在的新城,扩建于解放以后。据说旧城要南去十里之遥。天气太冷了,我们难耐风寒,也只在新城溜达溜达,算是认识了这座高原上的城市。

下午,从城区回来,路过军区的十字路口,只见一个军官模样的魁梧大汉,骑着摩托车,带着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正在路口用喇叭向行人宣读内蒙古军区的命令,命令认定:大学生静坐军区大门示威事件是一起有组织、有阴谋的反革命事件;勒令静坐学生必须于一小时内撤离军区,返回校园,否则将采取行动。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空气里充满了火药味。过往行人听着那体格硕壮,满脸络腮胡子的军官威严的宣告声,似乎无动于衷地继续赶路。

我们却不免为与我们一样,其目的只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大学生们的命运而惴惴不安了。

回到工大,刚刚坐到暖烘烘的地铺上,就听进来的学生说,军区开枪打死了一个示威学生。听到这一噩耗,大家心情都有些沉重。而校园里却沸腾了。高音喇叭声讨着军区走资派镇压革命学生的罪行,呼吁全校师生去声援军区门前的正义斗争。一队队学生整装赶赴军区大院,事态没有平息,反而更扩大了。在剑拔弩张的对峙中,内蒙古军区到底没有如命令所言,采取进一步过激行动。

在喧哗与不安中过了一夜,后半夜才算真正睡着。一直睡到小晌午。我不再想军区门前的事,一心想到呼市附近的王昭君的青冢去拜谒。这样一个有名的历史人物,从工大到市区,竟没有几个人弄得清她究竟是谁,说得清她的青冢在什么地方。好容易弄明白了个大概,可是青冢远在市西十五里,不通公共汽车,在冰天雪地中无法前往。我也只好作罢。

翌日,我们登上西去的列车,告别了这座粉妆玉裹的城市。

越来越多地听到内人党的传言。这本来是一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内蒙古一些有民族主义倾向的青年成立的图谋内蒙独立的非法组织,随着伪蒙疆自治政府的倒台,共产党的入主草原,他们早已作鸟兽散。如今却被从垃圾堆里翻出来,成为乌兰夫以下,大多数蒙古族党政干部及部分内蒙当地汉族干部无人能幸免的政治冤案的罪名,内蒙古算是倒了霉了。内蒙,革命历史悠久。有自己完整的干部体系。但它沿长城线与内地广泛接壤,无险阻可守;加之深受中原文化影响,汉族占绝对优势,根本不可能独立割据。但编织罪名,网罗无辜,涂炭生灵,是政客们一贯使用的伎俩,戕害几十万内蒙古干部又算得了什么?

内蒙古大学学生静坐军区门口,要求揪斗内蒙走资派的闹剧,仅是这整个大闹剧其中的一幕。它却开启了全国武斗的序幕,开启了文化大革命平民死亡的先河。尽管这一插曲已淹没在历史的风烟之中……

1967年2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处理内蒙古事件的决定发布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逸伦,内蒙古军区副政委刘昌等被交与群众批斗。改组后的内蒙古军区以腾(滕)海清为司令员。内蒙古事件暂告平息,而揪内蒙古人民党的斗争却仍然如火如荼。又有什么梅花党的消息不胫而走,仿佛于1965年归国的李宗仁的老婆郭德洁,以及王光美等人均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潜伏于中国大陆的战略特务。一时间人们谈虎色变,再也分辨不清消息的真伪。

一个是非颠倒,浑浑噩噩的时代!

注:刘昌:少将,福建长汀人,1030年参加红军。1934年入党,长征前为团政委。抗日战争时任陕甘宁边区独立营政委,八路军留守兵团陇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任内蒙古军区骑兵四师政治部主任,骑三师政委。建国后,为内蒙古军区副政委、政委。文革遭受迫害,后平反。

王逸伦,出生于1904年,赤峰翁牛特旗人。

早年在赤峰二道街中学读书,初中毕业后在赤峰接官亭学校、林东小学校任教师。1932年赴北平求学时,由内蒙特委书记陈镜湖、刘刚介绍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上海中央训练班学习。1933年受内蒙特委派遣回家乡热河赤峰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1934年在河北省委任组织干事。后到河套从事地下活动,任中共临河县委书记。

1935年夏,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问题研究院学习。1938年秋回国。1939年4月到延安。7月奉派到华北敌后工作,任冀南区党委工农委员会书记。1942年受东北工委派遣做地下工作,在赤峰一带发动群众,组织对日斗争。1945年9月任热北游击支队司令,热北军分区政委,中共热北地委书记,中共热辽区委员会秘书长,热辽警备区政委,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常委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内蒙古自治区财委主任,中共内蒙古东部区委员会副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内蒙古党委财贸部部长,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86年6月2日在呼和浩特逝世,终年82岁。

七 枪声,惊动周恩来

1967年2月5日。军区大院被围攻已经六七天了。南墙外交通阻断,人声鼎沸,军区大院内的车辆行人,进出一律受到禁止,日常工作陷于瘫痪。

鉴于局势危急,军区领导正电询总参谋部:一旦造反派冲进军区重地,是否可以开枪。总参请示叶剑英、徐向前,叶、徐二帅尚未答复。

大门内,原先为防止“呼三司”冲击,停放了两辆大卡车。此刻,军区等候总部的指示,已做好开枪的准备。两部卡车驶离南大门,围堵在大门外的红卫兵暴露在枪口之下。同时,军区大院南门外的胜利路两端也各放了一个连,准备相机行事。

12时15分,内蒙古师范学院四年级学生韩桐手持话筒,正在南门口喊话,要刘昌出来辩论。这时,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柳青怒气冲冲地走来,挥刀便砍,韩桐闪身躲过。柳青随即举枪,清脆的枪声压倒人海的嘶喊,在空中回荡。子弹从韩桐左边第五根肋骨下打进去,肺动脉被击穿。经抢救无效,韩桐身亡。

当时,驻呼和浩特的《红旗》杂志记者于××和《解放军报》记者宋××正在现场。他们受中央文革委托,支持“呼三司”,迅速将枪击事件上报中央。

内蒙古的枪声惊动了周恩来。他立刻在2月6日,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名义发出急电:要求立即停止冲突,不要扩大事态;要求内蒙古党委、内蒙古军区、呼和浩特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和革命职工红卫军总部四方面,各派3至5名代表来北京,商谈解决内蒙古问题。

同一天,两架专机从北京起飞,1小时后,徐徐降落在呼和浩特白塔机场。四方代表共20来人,分乘两架专机,直飞北京。

1967年2月1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周恩来和总政治部主任肖华首次接见内蒙古四方代表。周恩来环视小会议厅,先一一询问了四方代表的姓名、民族、年龄,然后向“呼三司”代表高树华说道:“你们三司有一个同学被打死,怎么不让检验尸体?”

高树华回答:“因为他们要抢尸,毁灭罪证。”

周恩来浓眉一扬,问“是谁要抢尸?”

高树华道:“红卫军。”

周恩来转向红卫军代表,责备地说:“怎么能抢尸体呢?为什么搞得这么对立?人是怎么打死的?”高树华、郝广德报告了事件经过。

周恩来听罢,微蹙眉头,问军区代表道:“开枪打死人是怎么回事?”

军区司令部军务部长蒋××起立回答:“那天12点打死人,到下午3点才听说。后来有个老工人反映说,他看见放了两个爆竹,还冒了一股烟。”

周恩来一摆手,打断了他的话:“放爆竹怎么能打死人?他自己能把自己打死吗?你们检查枪膛子弹没有?”蒋××答:“没有。”

周恩来挥手让他坐下,神情严肃:“你们没有检查枪膛子弹,怎么能断定不是你们打死的?你们这就输了一着嘛?如果我是个司令员,我马上就把人集合起来,检查枪膛子弹,你们没有做到这一点,你们追查凶手了没有?”

接着,他缓和了一下语气说:“我们都是军人嘛!我是个老军人,后来退伍,现在因为工作需要,又穿上了军装。打死人很容易查清,一清点武器、弹药,就清楚了嘛!”

周恩来当即命令内务部带法医去呼市,调查事件经过。第二天拂晓,内务部部长曾山乘专机飞抵呼市,总政保卫部也派侦查处资深技术员王士一,随同前往。

内蒙古军区探明中央态度,深知闯下了大祸。此前,军区个别领导为掩盖错误企图将枪击事件嫁祸于地方造反派。他们造出舆论说,凶手是呼市河西公司造反派的人。同时,军区也成立了一个调查组,组长正是柳青部下的一位营职干事。

然而,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不是军区所能控制了。

曾山部长赶到呼市,立即着手调查。验尸结果,打死韩桐的是五九式手枪子弹,而且子弹正是来自军区方向。实际上,早在开枪当天,就有群众在南门外拾到子弹壳,上交给军区保卫部。保卫部当晚便命令侦察科科长青吉如木调查。青科长带人来到南大门,在右侧门柱上发现了弹痕。撬开上面的五合板,终于找到了钻进里面的一颗五九式子弹头。五九式手枪是1959年的新型国产手枪,当时在内蒙古军区只有师职以上干部才配备,数量有限。验枪结果,只有柳青的枪最近使用过,而且缺少两发子弹。同时,司令部有几名干部密报:2月5日,他们目击了柳青开枪的全过程。保卫部立即将柳青的手枪、弹头和弹壳上交总政保卫部,柳青被拘押起来。

2月16日深夜到次日凌晨,周恩来第二次接见内蒙古四方代表,做出了四点指示。可是内蒙古事态仍不见好转。支持“呼三司”和支持军区的对立双方继续、武斗、捕人,军区宣布内蒙古党委的高锦明、权星垣等是“三反分子”,支持军区的群众组织抓了权星垣、康修民等人,严刑毒打,关押游斗。3月7日凌晨1时,呼市革命职工红卫军总部和工农兵革命委员会两个组织,约3万人,乘着夜色团团包围了内蒙古师范学院,一举捣毁了“呼三司”总部。

3月9日下午,周恩来在国务院小会议室单独接见“呼三司”代表,随后又单独接见了红卫军代表,苦口婆心地劝告批评,然而局势仍不断恶化。

这时,军区个别领导人扣押了《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驻呼市的两名记者,没收了他们的笔记本,还派兵到北京,在甘家口大街上拘捕了上京告状的军区干部。同时,支持军区观点的造反组织连续三天,围攻内蒙师院。

3月18日拂晓,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第三次接见内蒙古四方代表。这次,康生也参加了,这是他第一次直接参与内蒙古事务。

这次接见结束时,周恩来派副总参谋长李天佑,立即率中央调查团赶赴呼和浩特,平息内蒙古局势。内蒙古军区副政委吴涛也随中央调查团,一同返回呼市。

吴涛是沈阳人,蒙古族,“9

八 军人抗命(此处略)

九 夺权运动落下帷幕

1967年6月17日,在大西北戈壁深处,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翌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华广场,炎热的阳光下,红旗飞舞,人海簇拥,15万群众隆重,热烈吹呼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同时,大会宣布: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于即日成立,滕海清任筹备小组组长,吴涛任副组长,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以及郝广德、高树华、刘立堂、霍道余、杨万祥、王志有、周文章,那顺巴雅尔等造反派头头共17人为成员。

应该说,滕海清和革委会筹备小组巧妙地借用了这颗氢弹的巨大政治威力。

在前几个月的内蒙古政治风波中,自治区党委和内蒙古军区两败俱伤。滕海清则随××军××师进驻呼市,快刀斩乱麻,一举平息了事态,稳定了局势。此时,内蒙古各派造反组织正在逐步实现大联合。而原定内蒙古革委会筹备小组组长刘贤权,因忙于青海事务,抽不开身,中央便把内蒙古自治区七盟二市交给了滕海清。

滕海清奔走于各盟市之间,谈形势,讲任务,归纳起来就是三条:第一,要把对敌斗争搞好;第二,要把群众组织的大联合搞好;第三,要把生产搞好。

6月底,在“呼三司”各大专院校造反派总部头头们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会议上,滕海清做了长篇讲话。他谈到内蒙古的形势时说:“这里有乌兰夫黑线;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军队又犯了错误,有一小撮人是反党反中央的反党集团,这就增加了内蒙古地区阶级斗争的复杂性。阶级敌人采取各种阴险、毒辣、隐蔽、曲折的手段进行公开和隐蔽的破坏活动,如暗杀、打黑电话、破坏生产等等。”

1967年10月28日,北京,钓鱼台。

近日,康生案头又堆满了有关内蒙古的文件。其中有一份是内蒙古自治区关于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毛泽东和林彪已经亲自审阅并刚刚划圈通过。

滕海清等人到京已经几天,送上报告后就一直等候着批示。

这天中午,康生打电话召来滕海清和高锦明,同时,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也应召赶来了。郑维山同滕海清一样,也是红四方面军出身,1955年授衔的中将。

在8号楼豪华的会客室里,康生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找你们来没有别的,就是叫你们看看这个。”说着,把毛泽东和林彪圈阅过的报告递给了滕海清。

滕海清接过报告,看到毛、林圈阅的笔迹,问道:“就这样定了?”

康生答道:“定了吧!”

还在前一天下午,康生曾把滕海清召到钓鱼台谈话。那时,毛泽东和林彪还没有批复内蒙古的报告,康生只谈了内蒙古的一般形势。滕海清的笔记本上记录着康生的重要指示,康生说:“内蒙古的敌人是很多的。”“你了解乌兰夫在内蒙古用的人就知道了。奎璧、吉雅泰是叛徒,权星垣、王再天、王逸伦是特务,王铎是走资派。”

康生提到的这人都是内蒙古党委书记处的成员,有的已被打倒,有的还在台上,而且准备作为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结合到革委会中去。

此刻,在讲到内蒙古时,康生又说:“内蒙古对乌兰夫的斗争很不够,系统地揭露很不够,乌兰夫很舒服,要从政治、思想、理论上把他搞臭。”

接着,康生结合前一阶段内蒙古的动荡局势说:“要斩断背后操纵的黑手,提高警惕。内蒙古很复杂,有苏蒙二修、汉奸、日本人,傅作义的,乌兰夫的,复杂得很,这方面要提高警惕。”

康生就这样主观臆断,对内蒙古形势做了极为歪曲的判断。当时,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已被公开打倒,康生则从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第七位跃居第五,同时,他又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职务,因此,滕海清唯唯喏喏,把康生的一席话当作中央精神,再三领会。他起身告辞,第二天就赶回了呼和浩特。

11月1日,深秋的塞北草木凋零。这天,内蒙古革委会召开盛大的成立大会。

滕海清坐了头把交椅——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吴涛、高锦明、霍道余任副主任,常委除以上四人外,还有谢振华、权星垣、杨永松、李树德、李质、张广有、郝广德、高树华、王金宝、王志友、刘立堂、杨万祥,那顺巴雅尔、李枫、周文孝,其中郝广德以下都是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

当天,大会发出《给毛主席的致敬电》。至此,惊心动魄的内蒙古夺权运动,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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