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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火溪河:“56个民族”质疑…

2012年12月29日

在火溪河,本想做一下关于“白马藏族”的功课,没想惹出来一个大话题:中国的少数民族究竟有多少个?56个民族的结论从何而来?

白马藏族就是处于灰色地带(指族源划分不清,地跨不同行政区域的少数民族)的一个典型民族。延宕逾40年的民族识别,今日已鲜少人知。在“56个民族56支花”的歌声中,戛然而止。近摄川北,平武,南坪,以及甘肃的文县,最新估计约有2万多人口的白马人,平武县境内大约有四千余人。远焦全国,四千是小分子一个,目前,中国还尚有70多万待识别的民族人口的大分母呢。

白马人的问题,并非个案。与西方大多由单一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不同,中国自古以来民族混居杂处,难以细分。鉴于此,1953年大陆第一次人口普查,要求按“名从主人”原则,让各民族自报族称,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全国自报登记下来的民族名称逾400种!仅云南,便有260多种民族。不成了“400多个民族400多支花”?

56个民族的说法,是否涉嫌把未识别民族排斥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之外?中国版图之内的所有中国公民(包括港澳台及侨居在国外未放弃中国国籍者)是不是只有“56个兄弟民族”呢?

白马藏族的来由和族属问题,是学术界一直争议关注的话题,1978年,学者费孝通专程赶赴平武研究白马藏人,对他们的族属提出疑问,他考证贝不是藏族,贝就是贝,是氐人的后裔,为此,四川民族研究所于1980年编印了《白马藏人族属问题讨论案》,以后却沉寂下来。据平武县政府官员说,解放后白马人就被视为藏族的分支,称白马藏族,如果重新讨论其族属问题,无疑会引起很多麻烦,所以尽管他们的习俗、宗教、文化都与藏族不同,但仍然把他们视为藏族的一支。

其实,民族识别1986年已至落幕,国家民委向中央报告称,我国民族识别的任务在五十年代已基本完成,更改民族成分的问题,现已基本解决。对待定民族识别问题,亦提出了处理原则,对于相互近似的民族集团,尽可能地相互合为一体,认定为同一民族。

有文献说,1951年的川北行政会议,协商决定将四川南坪、平武、甘肃文县一带的少数民族都归了藏族,因为他们一部分会说藏话,与当地藏族人也有来往,加上那时人们的民族意识也不强,稀里糊涂地就定了。后来,白马人的民族意识强了,多次要求重新调查和识别自己的族别。

其实,对存有争议的未定民族,包括族属未定的“待识别民族”和本族不认可的“已识别待定民族”,就此失去被确认为单一民族的机会。官方态度是,民族学术可继续研究,但事关稳定,56个民族编制将不再允许突破。

火溪河沿岸,白马人依山而寨,集居于此。在平武的白马藏族集中分布在白马,木座,木皮,黄羊关几个乡的几十个寨子里,最大的乡是白马乡,辖有额里,伊瓦岱惹,稿史脑等几个小村,乡首府就在“伊瓦市”。

华能涪江公司梯级开发的水牛家水库下游,是涪电人在火溪河谷的大本营,所处的坐标,是四川绵阳平武白马乡的罗通坝,叫“伊瓦岱惹村”,涪电人把这个白马语译音的小村,戏称为“伊瓦市”。

可以把藏族同胞分为三类:以游牧为生,逐水而居的安多藏族;刀耕火种,依山建寨的嘉容藏族和生活在川甘的特殊藏民:白马藏族。

白马人听不懂藏话,藏人也听不懂白马人的话,双方语言上只有“茶”、“酒”等少数单词能对接上。

有记载,贝在纷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来到陇南、陕南、川西北,找到了难得的真空地带,先后建立了前后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阴平国。据说,李世民和李白都是贝族的。严格说起来,白马藏族并不是真正的藏族,而是西北地区氐族分支白马氐的后裔。他们虽然深受藏族传统的影响,但在风俗习惯上和藏族有很大的区别。

白马是藏语的音译,原指士兵。相传这里白马藏族的祖先是当年藏族军队撤离以后留下来的士兵。白马藏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相传公元6世纪的某一天,吐蕃王朝东征大军与唐朝的部队在九寨沟一带相遇,于是,一场昏天昏地短兵相接的激战开始了,最后,这场战役以吐蕃王朝的胜利而告终。奇怪的是,这支打了胜仗的队伍并没有跟随大部队继续前进,而是就地留守。整个东征结束了,大部分的士兵都相继被召回,而这支队伍却没有接到任何回家的指令,永远被遗忘在这片异乡的土地上。

从白马藏族的布局分布看,吐蕃军到此后自称“贝玛”即藏军人,当地汉族和其他民族都跟随称“贝玛”,随着唐蕃关系融洽,文成公主与藏王松赞干布和亲,藏族和汉族的频繁交往,当时藏族口语和汉族汉字写法不准造成了误差,于是就有今天的“白马”。如今的“达尕”、“窦布”都是白马藏族居住区的地名,“达尕”是文县区域的白马藏族;“窦布”平武县区域的白马藏族。

过去白马妇女的头发多梳成数十根小辫,再总成一大辫,然后用黑色羊毛加长,多饰以海螺等物,长及脚跟,重着可达八斤以上。两耳戴银耳坠,个别老妇耳穿达一公分;男性头发则剃去四周,头顶梳一小辫。左耳带环。现在白马人多将头发扎成一个辫子,在上面饰以海贝。

白马人的服饰绚丽奇特,在中华诸民族中,只有白马人有这类独特的打扮。他们男女皆编发,一年四季均头戴盘形圆顶荷叶边的白色毡帽,上插白色鸡尾羽,在,在风吹或走动中,摇曳招展,分外引人注目。男子在毡帽上插一支挺直的白鸡毛,表示勇敢刚直;女子则插二至三支,寓意纯洁温柔,鸡翎情结。

白马妇女的对襟裙袍是用各种花布镶嵌而成的,腰间系着一条很宽的花腰带,腰带上拴着用麻绳穿成的古铜钱币。在这种袍子下面,白马藏族的妇女们还穿着一种压制着密褶的黑长裙,裙边镶着几圈五彩花边,脚蹬黑马靴;白马藏族的男人穿得很像蒙古服,领口和下摆用红褐色的花边装饰着,腰上缠着同样质地的腰带,还把腰带垂系下来。经过这一套繁琐的打扮之后,白马人不论男女,出门前都要戴上一顶盘形的羊毛毡帽,并在帽子上插上一根或者两、三根白色鸡翎。

帽子非常有特色,是盘形荷叶边的白帽,羊毛做的,叫“盘盘帽”,又叫“蝉皮帽”。帽子上面缠有红,蓝,黑三色的彩带,而且飘扬在帽缘外有五六公分。女性的帽子更为特别,上面缠着珠饰或铜钮,在帽子上还插有白雄鸡的尾羽,别具风情。没有出嫁的带一支尾羽,出嫁了的带两支尾羽,非常容易辨认。为什么要带白雄鸡的尾羽呢?是因为雄鸡在白马藏人心目中是吉祥的象征,有一个古老的传说,雄鸡曾经救过白马藏人先祖们的性命。

白马人居住在高寒山区河谷地带,房屋依山而建,一寨一村,以农耕、畜牧、狩猎、采集为生。原始的生活方式形成了白马人对自然的崇拜,对山川的顶礼膜拜,也造就了他们勤劳、勇敢的性格,孕育了白马人原始古朴的民族文化。

罗通坝这个小地方是一个完整的人文世界。村子位于一条溪流边上,建在山坡上,邻近就是闻名遐迩的白马神山。从村子往上看,是一座森林密布的山。白马人将牦牛放到山顶的草场上,日常在山下耕作。他们不像汉族那样在庙里祭祀,大自然的山川就是他们的神圣空间。在这样一个地区生活,天、地、人的关系十分密切。

平武白马藏族的近代和以前山寨,主要分布在山原上,随着社会的稳定,治安的好转,加上对外交通和联系的需要,逐渐从高山的山原向河谷平坝迁徙,交通不便的老寨,人口已经很少了。老寨,现在已是掩映在草丛中古代信仰的遗迹了。白马老寨已成历史遗迹的“板屋土墙杉板房”,与先秦史籍记载的氐人“板屋土墙”相比,是几千年一脉相承的建筑形式。

现在白马藏族乡各寨尚存近10座,但大多数都没有住人。住人的房屋主要是木构吊脚楼或土墙木构楼。木构吊脚楼最多,有旧有新。土墙木构青瓦楼都在老寨,土墙有板筑的,有土坯砖砌的,砖混结构的建筑,只在白马寨门以下的九环线上的木皮和木座白马乡出现,越近平武越多。

住宅一般分为三层,底层圈养牲畜,第二层住人,第三层储藏粮食和杂物。火炉是全家人的活动中心,室内生活的全部如吃饭、喝酒、休息、睡觉和待客、开会、跳舞、敬神等都在这里。过去,白马人一般不与外族通婚,特别不与汉族,只能在部落内或本村寨族内通婚。现在白马青年男女的婚姻自由度较大,有的可以自己做主,甚至可以和汉族人谈恋爱通婚,现在白马婚姻的过程和仪式都比汉族简单得多,都是量力而行。

“杉板房”的屋顶呈“人”字形,上盖青瓦,记房屋均为三层,下层圈养牛、羊、猪、鸡等禽畜,中层住人,上层堆放粮食和作祭祀场所。

白马人以农业为主,无藏族式的游牧业。白马人最隆重的节日是春节。白马人也无天葬的习俗。白马人以燕麦、黄豆、洋芋等杂粮为主。不爱吃酥油及奶制品,更不吃生肉。白马人无论男女着装,从衣料到式样都与藏族不同。白马人善良耿直,朴实好客。每每有客人走进白马山寨,他们都会按照男左女右的传统,把火塘摆到靠近神柜的地方,把最好的位置让给客人。

山里人真的是不乏木料,外人看起来极为奢侈。室内陈设,木墙壁、木桌椅、木地板,只有一件东西特别,那就是铁制火炉。铁板很厚,显得敦实厚重,上面一把铁壶,呼哧呼哧冒着热气。炉灶里却又塞着一截又长又粗的木头,冒着通红的火苗,要是在城里,这木头少说也要打造一把椅子,剩下的废料也能改造成两个马扎。“山里人离不开木头,要做饭,要烤火。”院子里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的木头,劈得差不多大小,有棱有角,堆得整齐,细嗅起来,一丝木料的香气。

80年代开始,白马人允许了与异族通婚。著名的白马姑娘,中央电视台播音员耿萨,她的爱人就是汉人。

“白马人组合”是平武县白马藏族乡张莉(呷呢早),张勇(尕荣才里),张焱(达娃卓玛)三姐弟组成的音乐组合,还在“中国红歌会”比赛中夺得全国大奖呢,可惜没见到。以前姓杨的最多,杨姓曾经是氐族所建国家的皇室姓氏,是当时国家的大姓,而现在白马人中姓张的居多。

在白马人的历史传说中,曾与诸葛亮作战,而藏族则不可能有和诸葛亮作战的历史。白马人的姓名基本与汉名相同,每户都有姓,以杨姓最多,此外便是王、余、田、李、曹等,而藏族没有姓和名之分,藏名中的扎西、多吉、达瓦等名字在白马人中也未发现。

白马藏族的每个寨子后面的山都是神山。白马藏族不信佛教而信奉原始藏族苯教,其中最崇信的是称为“叶西纳蒙”(意即“白马老爷”)的一座神山。长在神山上的树都是神树,这些树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是绝对不可侵犯的,如果有人胆敢砍了这里的树,不但会遭到全寨人的唾弃。

他们不识藏文,语言与松潘藏语相近但却不相同,全靠白马人的长辈口传给下一代。但大部分的年轻白马人说母语的时间都不及汉语多,说不定啥时候,失传都有可能。

白马藏族乡的寨口,是用白色花岗石做的拱形寨门,寨门两边分别是一男一女两个白马人劳作的浮雕,寨门顶上的圆圈象征帽子,帽子上面是不锈钢做的象征羽毛。山门造型独特,山门两侧绘着代表白马风情的图案。从这里走进去,就将进入一个古老而神秘的白马藏区。

两山之间,一个独具民族风情的寨门。不规则的山石砌成墙,上面栅栏一般插满了木桩,中间酷似白马人戴的帽子:白色、盘形、圆顶、荷叶边,帽顶侧面插了四只白色雄鸡的尾羽作装饰,尾羽长长的,中间还衬托着一个古铜色的龇牙咧嘴,竖发瞠目的人面道具,在远山的映衬下显得美丽,神秘,威严。

进了寨门,就看到三三两两的白马藏族人了。他们都穿着色彩艳丽的镶花袍裙,白的黑的花的,女人胸前佩戴者白玉般的鱼骨牌,腰间围几匝金亮的古铜钱,五彩斑斓,艳丽夺目,或袅娜行走,或于自家屋舍前忙碌。

这里没有寺院,也不信奉活佛。强大的藏传佛教为何未能在白马藏区立足和发展呢?

白马藏区周边为汉族所包围地带,藏汉民族间交往颇多,使白马藏族在信仰上具有一定的选择和取舍,没有外界因素的限制。汉藏交界地带从佛教盛行的唐朝和吐蕃时期起,即成兵家必争之地,唐蕃政权的不及之地,因此,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都没有从政策上得以传播。既使偶尔有僧人来此弘扬佛法,也是仅被个别人所接受。

白马藏区属农业区,气候好,人们种地为生需要劳力,而藏传佛教是家有二子,必有一人出家为僧,还受周边汉族多子多孙观念的影响,认为与其让人出家到寺里修行,还不如无寺无僧,自然崇拜。藏传佛教要传播,首先要普及藏文,这在汉藏杂居且藏文普及率低的白马藏区会受到阻碍。他们对容易掌握,眼睛能看得到的自然崇拜有浓厚兴趣。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其实是没有民族的。只是到了资本主义时代,才出现了民族。在古代中国,都是一些氏族在活动。以白马藏族为例,首先白马族人不承认自己是藏族,他们说自己人是氐人,其次有些古史本已明确白马为氐族,但却没有得到史界和民族学界的认同。

灰色地带的白马藏族文化的传承保护,是一件艰巨的事情。而白马藏族只是一个例子,还有云南的摩梭人,贵州的穿青人。这不仅仅需要社会的帮助,也需要当地政府的努力。

中国有56个民族结论从何而来?

1950年9月29日,来自湖南永顺的山村教师田心桃,成为周恩来的座上宾。田老师提出,自己并非苗族,而是土家族儿女。当时,土家族之名并不为人所识。意外浮出水面的土家族,牵连一个大问题:中国共有多少民族?当时中国人普遍缺少民族概念,自古以来的历史,亦从无确数。

这是国家亟望解决的命题。唯有确定民族数量,才能推行民族区域自治。1953年始,大规模考察团分赴各地,开展民族识别工作。这项延宕近40年的工作,成为前所未有的尝试。中国少数民族究竟有多少?要回答这一问题却并不容易。近代之前,“民族”一词在古汉语中并未出现,仅有称“民”或“族”者见于史籍,“民族”一词及其观念为西方传入。

庞大的民族数量,将令民族自治区域难于划分管理。此外,各民族人口多寡又涉及到少数民族代表名额问题。按规定,少数民族代表需以人口比列分配,比例不同,会在各民族间一些待遇上产生不平等。

故而,甄别上报的400多个民族,判断其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是单一少数民族还是较大少数民族中的一支,这成了1953年后民族工作的首要任务。“文革”这任务中断了,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继续,当时全国要求恢复和更改民族成分的人口达500万之多。若再进行大规模民族单立,影响过巨,故当时倾向于对民族成分进行更改,认同已有民族成为民族识别工作的题中之义。

因此,除1979年基诺族被新确认为单一少数民族外,从1978年至1990年十余年间,未再新立民族。但涉及到数百万人族属的归并工作,却如火如荼。

其中,贵州归并整合“穿青人”等23个待识别少数民族;湖南将“哇乡人”、“本地人”、“梧州瑶人”等归入汉族;广西将10万待识别民族人口分别归并至壮、瑶、苗、彝等10个少数民族;云南的“苦聪人”划入拉祜族,“摩梭人”划入纳西族;新疆的“图瓦人”则仍被认为是蒙古族的一支。

民族归并保持了现有民族格局,也带来了新问题:1980年代民族成分更改开始后,许多原被划为汉族,苗族的人口纷纷改为土家族,规模最大的是鄂西140万人口归并至土家族。由是,土家族人口从1957年的50余万飙升至2000年的802万,人口在各少数民族中居第六位,大幅提升了土家族的政治地位。湘西地区原为苗族自治州,后土家族人口数量压过苗族,遂改名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其后,根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中国正式确认56个民族,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总人口为9120多万,占全国总人口8.04%。

目前中国70多万待识别民族人口,绝大部分分布在贵州地区,如人口约67万的穿青人和革兜人等,虽被划入汉族等民族,但成为单一民族的意愿强烈,对民族归并结果并不满意。这些民族的归属问题,成为贵州敏感问题。

此外错划民族亦仍需纠正。如云南普米族,专家看实属藏族,且同一族体,在四川被划为藏族,造成一族两分。情况相同的还有壮族和布依族。两族语言相同,历史文化亦出入不大,但在贵州皆为布依族,在广西便成壮族,一个民族因省际行政分野而造成割裂。另外,彝族,傈僳族,哈尼族,拉祜族等族,从历史考证应为一个民族,但在民族识别过程中,却被划为七八个民族。

广西大学的教授罗树杰,最近放了一炮:中华民族到底由多少个民族构成?这是一个似乎已经毫无疑义的问题。仔细琢磨,似乎又还存在不严密之处。

众多待识别的不同族称,归纳分为类:一是要弄清待识别的民族共同体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二是在少数民族内确定究竟是单一民族,还是某一民族的一部分。经过几十年的民族识别,1979年确认了第56个民族,基诺族,这就是中国56个民族说法的来历。也就有了“56个民族56朵花”唱遍中华大地。

中国境内未识别的和外国人加入中国籍的民族人口,当然是中华民族的成员。这些未识别民族也基本上认为自己不同于已经识别的民族,而是单一的民族共同体,政府也就很难将他们合并到已经识别的56个民族当中。只提56个民族组成中华民族,无意中就把他们排斥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之外,显然是不恰当的。

就中国目前的少数民族实际情况来看,有必要对“中华民族是由56个兄弟民族组成的”的提法进行重新思考,这是关系到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问题。

民族身份政治化,是前苏联阵营国家的特有现象。其他国家的民族身份和认同问题,官方不介入,更避免进行政治标签式的认定。所以,人家在一切可表明其身份的证件上,均不刻意记载其民族属性。

也许,中共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最新的文章,是权威的意见:

民族意识是客观存在,有民族就有民族意识,民族没有消亡民族意识就不会消亡。积极的民族意识就是民族自尊自立自强,珍惜和发展本民族文化,以本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贡献为自豪,愿意向其他民族学习,这样的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意识是一致的。

应当是多讲各民族共同创建祖国大家庭,多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讲在近代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各民族共同捍卫祖国统一,而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我还想说,不要一提分裂主义分子就以为只是少数民族的事。也不要一提防止狭隘民族意识就以为只是少数民族的事,汉族喜欢说的“龙的传人”,“炎黄子孙”其实并不科学,近年东中部一些服务窗口对来自西藏、新疆的客人“另眼相看”的做法,很伤民族感情。汉族作为人口最多的民族,尤其要坚决同本民族的分裂主义分子作斗争,尤其要防止大民族主义。

中国历史上,一些民族不断融合,一些新的民族又不断产生,这是普遍的经常的现象。自司马迁著《史记》以来,历朝历代社会政治舞台上民族格局没有完全一样的。如果不是北魏孝文帝主动推动自己的鲜卑族与中原民族同化,就没有后来隋的统一和唐的盛世,中国历史就得改写,也许现在还是“五胡”。

融合交融不是“汉化”,而是各民族的优点长处为大家共有共享,各民族的一致性增强。要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促进交融,作为民族工作的基本取向。我个人倾向于将来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不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不搞“民族自治市”,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

梦离别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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