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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新疆问题应有的几个视角

2012年12月31日

因为一些机缘,这十多年多次去新疆,对当地有一些感悟。 随着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加速,对于民主化进程中关键风险点的探讨已经越来越凸显其紧迫性。由于多数内地人士对新疆的情况了解不多,而新疆当地人士由于种种原因,要站在更整体地高度发出声音比较困难。因此,关于新疆我想提供一些基本视角和背景信息,否则我们按照在内地惯常的思维来进行分析推导当地的情况,很可能会出现南辕北辙的状况。

观察新疆问题应有的几个视角

新疆作为中国目前边疆治理的难点,有几个基本背景是需要提前有所认知的。

1、首先新疆是少数民族聚集区,而且被中央政府直接进行治理的时间相对国内其它边疆省份较短。

特别是南疆和北疆的伊犁,当地的几个少数民族与中亚几个国家的主体民族基本属于同族,只是跨境而居。在历史上这里曾形成过几个汗国,而且都带有一定政教合一的性质。近代以来,真正被中央政府实施有效直接治理其实也就是晚清左宗棠、刘锦棠建省以后,之前基本都是由其各部落族长管理日常民政事务。在上个世纪的1930年代,南疆曾短期事实独立,也就是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后来,1940年代,国民党从盛世才手中接管新疆,由于政府腐败,再加上苏联的作用,在伊犁、塔城和阿山三地发生所谓的三区事件,1946年英国驻迪化(现在的乌鲁木齐)领事到伊犁考察发回的报告里有关于当地政府和军队的内容,原文是:“该地区所有的汉族官员都被清除掉了,所有的汉族军队也被清除掉了,实际上连所有的汉族人口都被清除掉了”。因此,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凭借当时中共强大的底层动员能力,才在整个新疆建立了真正有效的基层组织体系。

王力雄曾提到兵团“军队不象军队,政府不象政府,企业不象企业”,认为兵团本身属于一个过去时代的产物。对于这一点,我只想说如果对南疆的历史有了解的话,特别是对几次和卓叛乱的经过有了解的话,就知道兵团这样一种组织化的力量还是不可少的,否则光靠军队警察,平时的社会面很难控制;而且一旦有事,无组织的汉人移民在短期内是很难形成战斗力,对于这一点没有必要去装什么安定团结的面子,因此兵团这样一种组织化的体系是有必要的。当然具体如何改,可以充分讨论。

2、宗教因素:

在历史上这里曾形成过几个汗国,而且都带有一定政教合一的性质。内地民众从金庸小说知道得比较多的霍占集就是大小和卓之乱中的小和卓。而且由于当地政府的软弱,现在在阿富汉和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已经形成了三股极端势力的大本营,这里的极端势力的最终政治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要在中亚建立政教统一的伊斯兰国家,在它们的构想中,中国的新疆也是其中一部分。

而反观新疆,特别是南疆,新疆当地的几个少数民族和中亚的主体民族其实是同一个民族,再加上宗教的因素——对于多数神职人员来说,不管中国的政制是民主还是专制,都还是世俗化政权,都不可能奉其教为国教,因此他们的情感与向心力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因此,内地的某些人士把新疆的问题完全归咎于***的专制,这恐怕也是不准确的。对于多数神职人员和其信众来说,不管中国的政制如何变化,都不足以改变他们心底里的倾向性,特别是在中亚几个国家都不稳定,泛伊斯兰主义潜滋暗长的大背景下。对于这些有一定历史传承的政治力量那里,它们的既定目标是很清楚的,你跟它谈MZ,它也会谈MZ,但更多是把“谈MZ”作为一种束缚对手的策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在那些有MZ传统、MZ社会基础强大的国家和地区或许还有可能控制住局面,但在现在的伊拉克、阿富汗和类似的一些地方,处于反对一方的力量从其自身信仰中汲取了足够的意志和力量,会完全无视世俗化社会的民主进程,反而会将其作为推行他们眼中的理想社会的千载难逢的空间。目前,新疆某些人事实上就把内地汉人社会正在进行的“**转型”看成是他们的历史性机遇。

3、工业化城市化本身可能导致的风险

对新疆、西藏有了解的朋友都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1960、1970年代反而是汉维、汉藏民族关系最好的阶段,到了1990年代以后两地的民族关系就越来越紧张。这种变化虽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市场经济,毕竟中共官员的廉洁度在这两个时代也有天壤之别,但这两个地方的原住民文化心理相对保守,对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对于相对更勤快、灵活的内地汉族移民夺走他们工作岗位的恐惧,这应该是导致汉维、汉藏关系紧张更直接的诱因之一。

因此,工业化和城市化一方面能带来经济的高速成长,但其本身并不必然导致人心安定与族群融合。甚至,有可能激化已有的一些矛盾。对于这一点,我们最好提前就要有清醒的认识。

关于1960、1970年代,新疆民族关系的相对稳定和谐;而1990年代后,两地民族问题的日趋严峻,我不愿意将这两者的差别简单归结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因素。毕竟,维族还有藏族跟汉族最大的区别可能还是宗教信仰,1960、1970年代,中国社会因为经济的计划体制,意识形态的高度控制,事实上具有某种神权政治的特征,这恰恰与维族和藏族宗教信仰的文化心理特点相吻合,加之那时中共官员确实比较廉洁,所以造成了当时的民族关系相对和谐的局面。

现在随着内地社会全面进入市场经济,意识形态也向消费主义的世俗化转型,这种文化上的不适应感,加之市场经济所必然导致的局部两极分化,这可能是导致民族关系紧张的外部背景。市场化与全球化的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那在其它方面我们会有什么综合性的社会经济文化措施来帮助维族、藏族民众来更平和地实现这种转型呢?这可能是新时期民族工作所要考虑的一个核心问题。

此外,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心——外围”框架也是我们在观察此类问题是应该具备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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