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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社会视野下的中国族群问题

2013年1月25日

17/12/2012 作者:姚新勇
言说中国族群问题容易陷入两个极端,要么是将问题都归于「三股势力」(中共对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的简称,编者按)的破坏以及西方势力的操纵,或者归于中共统治的不民主,认为只要实现了民主化,中国的族群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两者实际上都是欠缺理性、寻找替罪羊式的思维。很容易要么导致国家族群问题管控手段的过激,要么是将愤怒的情绪不恰当地迁移到汉族民众的头上,更加负面地影响少数族裔与国家、与汉族的关系,激化族群矛盾。其实从转型社会视角看,中国的族群问题实际是转型社会的必然产物。

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指出,转型社会的基本表征就是现代国家的「法律—理性」合法性和传统的「宗教观念」合法性之间的双重认同合法性矛盾的激化。随此激化而来的,一方面是传统色彩的民族、族裔的文化认同的强化,民族主义或族裔民族主义思潮的蔓延,另一方面则是转型社会的社会结构的瓦解与重构。正是这两者的相互作用,加剧了转型社会的撕裂。虽然中国的国家性质,与西方现代国家有很大差异,但其转型前提与转型进程的现实,都表明转型分析模式,基本上也是适合中国情况的。

自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起,中国就一直面临着「双重民族认同」的合法性困惑,即民族国家层面上的(中华)民族认同与多族群国家中的(具体的族裔)民族认同的矛盾与冲突。梁启超的「大小民族主义观」的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向「五族共和」的转变,都是这种双重民族认同合法性危机的表征。

1949年建立的新政权通过推行阶级斗争理念、大力强调民族团结和对「大汉族主义」及「地方民族主义」的双重批判,建立起共产主义普世价值兼中华民族价值双重性的中华民族认同。但是新国家建构的激进性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所内含的「双重民族的矛盾」的积累,使相关矛盾在文革后期达到临界点,中国社会不得不开始新一轮的转型。

但与主流汉语社会不同,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少数族裔社会并没有走向个性解放的启蒙之路,而是走向了以回归本民族传统文化为指向的族裔民族主义之路。起初,这种转向还主要局限于一般性的族裔传统文化的复归,在文学艺术上也多表现为感伤性的民族抒怀。但随着现代化建设所带来的跨地区之间交往的频繁,少数族裔文化及传统小区所遭受的冲击性日渐增长,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冷战的结束以及前苏联的解体等带来的民族主义的国际热潮,不断地冲击着中国,再加上同期相继进入中国的全球化、文化生态多元理论、后殖民话语等,所有这一切使得感伤性的族裔文化民族主义,逐渐向边缘挑战性、文化霸权批判性方向发展,有的甚至激化为政治民族主义。

另外,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开启、社会控制的逐步放松以及某些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实施,宗教复兴运动在一些少数族裔地区持续展开,促成了民间或半民间性的传统宗教社会的复兴与重构,造成了当地社会结构的变化,并与现有国家权力系统发生了集合作、博弈、紧张乃至冲突于一体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多种宗教文化复兴运动,还可能引起教派内外民众之间的紧张。例如有关伊斯兰清真化运动所引起的一些风波,网上多有流传;再如沙甸清真寺到中甸进行的宗教再皈依活动,引起当地藏传佛教徒的抱怨以及沙特等中东穆斯林国家支持的新教派,对传统中国穆斯林教派的冲击等。这里我还没有提到境外极端宗教势力的渗透。至于藏传佛教复兴运动,在藏区以及藏区之外的影响就更大了。

在中国西藏,现在已形成了一个具有半「政教合一」形态的跨阶层、跨地域的异质性社会结构系统。该系统以寺院组织为核心,以香格里拉化藏传佛教为普遍意识形态,以达赖喇嘛为精神领袖,以海外流亡政府为半遥感中心,以广大信众为拥护者,以西方亲藏势力为响应。虽然这个结构中的具体个体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差异,不少人复兴藏文化的目的并不指向独立,对汉族和国家的态度也并非均有敌意,但作为一种集体性的普遍而强大的意识形态的功能统一体,却会在其内部形成一套「团结—排斥」的整合机制,去纯化族群共同体。

关于这一藏人文化,一起网争很能说明问题。2004 年5 月藏族作家唯色向藏人文化网转贴了海外藏人达娃的文章。该文认为这个用汉语开办的网站,不用自己的母语发言,不可能弘扬藏族文化。这引发了网站主办者之一旺秀才丹的激烈反应。他感到很委屈,本是不计名利地想为「自己的民族」做一些事,但现在却不被承认,甚至被视为「使用中文写作或表演的人」。达娃的帖子在藏人文化网上掀起了热烈的反响,形成了一个历时两年长达24 个网页13 万字左右的激辩。而激辩的结果不仅是达娃的观点占据了上风,而且演变为了藏/ 汉或西藏/ 中国双方的辩难。

不仅如此,这种集体性的普遍而强大的意识形态的功能统一体,还会借助具有紧密组织性的藏传佛教寺院社会挑战中国国家的统治。所以并不奇怪,藏区频发的冲突性事件多能看到僧人的身影,而09 年以来的自焚者,也基本都是现职或还俗的喇嘛、僧尼。从此角度说,这类事件哪怕是没有境外藏人的直接参与,也表现出相当的组织性。这与内地的群体性事件的自发性相当不同。所以,2008 年以来西藏问题的急速恶化,可能并不是什么中共的残酷统治导致了藏传佛教文化濒临灭绝和西藏人民的苦难深重,而可能是,藏传佛教政教一体传统在藏区的持续恢复,所导致的藏区社会两种对立性的权力系统相互并存互相冲突的结果。

综上所述,中国当下族群问题的基本性质,就是转型社会的结构性失调。所以将其笼统地归为中共专制或分裂势力等都是片面的。同样问题也非简单的民主化就可以解决,相反如果搞不好,民主化的推进反倒有可能激化族群矛盾,加速国家的解体,使边疆各族人民乃至于更大范围的中国人民,陷入到激烈的种族仇杀之中。世界民主化历史中,不乏类似事例。所以,我们就需要更为客观、理性、多角度地去认识中国的族群问题。

由此来观中共的族群治理,其主要问题可能并不在于高压统治,而在于其作为国家权力的最高执掌者的不尽责。面对迅速变化的转型社会,中共无论是在意识形态还是在政治体制以及族群治理等方面,始终无法切实地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实施全面、有序、

系统、及时的改革,相反倒总是利用国家机器压制来自社会自发的建设性意见与活动;总是被动地试图以经济发展和高压维稳来谋求问题的解决;民族政策严重缺乏前瞻性,纠错机制也相当的不完善。而严重的腐败和中共体制的阶梯式断续集权性,又促使了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关于这一问题,请见本刊第32 期姚新勇《中共在边疆缘何进退失据?》一文)。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宗教的复兴、宗教社会的重构,不仅向中共、也向中国国家和全社会提出了在更高、更民主、更多元的层次上,重新整合社会、重建健康的多元有机一体国家认同的责任。从这个角度说,少数族裔、少数族裔知识分子以及民间宗教社会也都有责任进行自我反思,认识到族裔性的文化共同体的建构,可能存在的片面与极端,自觉去思考如何将本族群文化认同的建构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建构谐调起来。即便是那些不想在中国格局下生存的族群也需要思考,自己的独立诉求对于他族群或本族群人民所可能带来的伤害程度究竟有多大?是否会导致其他族群大规模的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自己的民主、独立的诉求,是否又是建立在排斥其他族群甚至本族群部分他人权利的基础之上的?同样,主张宪政民主制度的建设者们也需要思考,怎样使民主化的追求,在最大的程度上落实为内地与边疆人民共同的福祉,而不是国家的分崩离析、族群的仇恨厮杀。

而对于各方来说,一个共同的重要问题是,要理性地认识中国国家的合法性。国家所拥有的暴力性和现代国家相对于传统国家的高度统一一体性,决定了任何国家都难免恶的一面。同样在世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扩张的压力下而转型为现代国家的中国,也难免某种内部殖民的问题。对于此,当然有必要通过更大程度的民主化,加以纠正和改革;但是如果因此而就简单地套用民主化或解殖话语、套用「民族自决」之主张,恐怕都是灾难性的。

可惜的是,据我观察,做如是反思者并不多。但若缺少这种自省,良性民主制度的建立、族群问题的妥善解决、中国社会的健康转型,恐怕是不可能的。

(本文已被和谐,翻墙搜寻而成,编者按)

(阳光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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