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其他民族, 政治, 文艺, 言论 > 蒋兆勇新疆问题微博点评

蒋兆勇新疆问题微博点评

2013年1月27日

维吾尔的传统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绿洲上生存不容,才背井离乡,而且他们的生存技巧也仅是烤串切糕。切糕党所折射的是边缘化群体的生存现状。对有的也变成了黑道,处理也须公民化而非政治化。作为我们的兄弟姊妹,我们更应关怀他们,帮助他们。他们过得不好,最终我们也会过得不好

我在南疆的乡镇上逛过。开初有点不安。成群的嬉嬉哈哈的少女,成堆的无所事事的男人,脸上洋溢着快乐,淳朴热情。环境相似于我六七十年代生长的四川小镇,有的地方象阿富汗坎大哈。在乌市二道桥,店铺职员也还吆喝得悠扬欢畅。在内地卖烤串的就少了点笑容,空洞无神,有的略带威胁,眼神不敢交流

3.14时,凤凰记者陈琳报道称点火目标,提前有人做了记号。其实袭击者最恨的是川人和回民开的小店,挤垮了他们的生意。西藏的好多旅游纪念品来自义乌。南疆也有不少手工艺品来自义乌和温州。西藏有海拔阻隔,竞争有季节性。南疆本身自然条件恶劣,但还有不少口内人也还能适应。这叫竞争恶化族群关系

计划经济时期,维汉关系还算可以。随着竞争激烈,族群关系也趋恶化。比如在和田,阿克苏,擦皮鞋的好多是四川人。维族善于做小生意,现在面临直接竞争。而且最近有大资本建立新疆产品在全国的仓储中心,配以电子支付,不知又要挤压多少小生意人的机会。维族如何适应社会变迁,适应现代化,这个课题很大

现在人都浮躁,没几个人愿意拍纪录片。浮皮潦草的走马观花,口水加镜头的节目多。记得新疆电视台有个节目,哈萨克族的儿媳看到河南人在博斯腾湖打渔,也想学。他公公反对:我们祖祖辈辈都是放羊,羊子怎么跑也抓得到。鱼儿在水里跑,又看不到。游牧与农耕文明也是有差异,好多摩擦也是由此产生

我们对维吾尔族并没有系统的人类学观察,对维族心理,社会状况不甚了了。我本人研究新疆十年,也没有条件做田野调查。了解新疆,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些研究者:李晓霞南疆文章及通婚研究,刘亮程村庄散文,陈平兵团记忆,齐顺清民族分布,民考汉大哥,刘学杰,崔保新,马戎,姚新勇,本人研究族群冲突

土地与民族自治结合形成主客的民族心理。这种民族心理渐渐构建成了民族话语,有文化的没文化的有意识没意识的都会用这种话语去解释自己看到的一切。族群之间的差异又为这种话语提供了证明,使得这种族群怨恨的话语体系不断得到强化。再有人催化这种怨恨,就会诱发冲突。个体摩擦,群体冲突,是非难辨。

新疆建省于1884年,改维吾尔自治区是1955年。拟叫新疆自治区,习总的爸习仲勋去征求赛福鼎意见,赛:自治区不是给山川河流的,是给民族的。毛同意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当然地州县还有哈萨克族蒙古族回族等自治地方。从今天看来土地与民族结合在一起,是否是主客心理的来源呢?

族群怨恨形成后,社会个体之间矛盾常常以群体参与爆发;族群冲突发生后,相互之间敌意蔑视增加,如若得不到缓解,又为下一轮冲突埋下隐患。维族感性易激惹,汉族族群意识不强,因为冲突发生后,也有很强的族群意识,族群分界,相互敌视,就容易形成族群隔离。

族群矛盾是随着竞争加剧而恶化的。从八十年代起内地去疆打工农民越来越多。和田擦皮鞋的基本上是四川人,南疆乡下承包土地的四川河南人,他们种蔬菜,维吾尔种粮食,种果树。乌鲁木齐有固定户口维吾尔三十万人,维族流动人口二十多万,这里边有不少破产农民,也就是流民,疆独就是在利用这部分人。

「族群怨恨形成」 维汉矛盾大多源于文化差异,习惯不同,语言不通等,个体之间交往形成矛盾,比如,刀具在维吾尔是生活工具,而汉人觉得是凶器,以致相互形成偏见,渐渐形成族群边界。因为利益竞争等原因又形成怨恨。族群冲突越来越多发生在大城市,这与城市竞争激烈有很大关系。

有一些精英分子出于族群意识的唤醒,有意制造压迫与反抗的话语体系。似乎暴力恐怖活动也找到了合法性。现代化过程让被边缘化的群体聚到了一起。他们生活质量下降,抱在一起取暖只能依靠宗教,共同体会相同的境遇。这种情况更容易发酵出民族心理失衡。抱团的过程,族群意识和民族心理就会得到不断地强化

「族群冲突」族群边界激活后,参与冲突的各方都是以族群性为基础动员起来。保持族群性,就要排斥另外的价值观,以清晰族群边界。特别是族群身份与利益挂钩时更是如此,更会加倍凝聚一一这也会成为族际冲突的根源。偏见与歧视无处不在。从表征上看,眼神敌意。所以我们都应该自觉训练,从相互微笑开始

集体行动发生发展往往会掉进一个框框里。比如近年大多群体事件会走到官民冲突。边疆民族地区因为更复杂的原因,往往是个体摩擦,族群介入,以族群为界,实际上就是族群冲突。自由竞争是冲突之重要原因,而且大多发生在城市,反而很少发生在乡镇。族群冲突事件里边的是非难以分不清的,往往另有原因

隔些时间,准备再写一个族群冲突管理的文章。研究族群关系,推荐:李晓霞的维汉生产交往调查,李洁的阿克苏村庄的维汉相处,王维博南疆浩罕乡村庄观察,关凯的族群政治学。现在出的书政治语言多,有内容的比较少。

1953年共党新疆局就搞过南疆农村调查,不少内容对今天也有价值,社会结构,阶级结构,甚至人类学观察。主持调查的是邓力群。近年关于反分裂反恐资料不少,但有价值的不多。近年除了历史书,现实书很少。最近刘亮程「在新疆」倒有不少社会状况信息。本人反对疆独,但对维吾尔生活境遇也很同情。

北大马戎教授的提法是民族的去政治化,应该弃用政治性强的民族概念,改为族群这样的文化概念。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差异在于文化的差异。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文章透露,以后身份证不填族别。其实德国法国从来都不填民族的

将来要弱化族别概念,更多强化国家认同,强化公民意识。任何族群认同都不能高于国家认同。不过,两少一宽的法律优惠还没有根本矫正。「公民化而不是政治化」必定是大趋势,公民化,也要强调保障公民的权利,尊重每一个人。

藏汉有矛盾,但之间通婚,而且民间交往并没太大障碍。维汉矛盾,通婚几乎没有,维族通婚几乎是族内通婚和教内通婚。新疆学者李晓霞有专着研究通婚状况,值得一看

「新疆民族心理研究」里有这样的表述:维吾尔族的反应性主动性皆很高,是个充满希望理想的民族,对现行统治不要满时常常诉诸行动,而不愿默默忍耐。易冲动,易表露感情。而我在08年接受记者张玉玲采访时称:在沙漠边缘之绿洲,一股水都会成为争夺的焦点,斗争惨烈,这是民族性格形成的地理原因。

维吾尔族原来的称呼是回鹘、回纥,1933年时候在一个语文工作会上成为”维吾尔”,”维吾尔”意思是维护你和我,这在当时也是汉族弄出来的一个政治概念。严格说来,1955年之前,”维吾尔”在新疆没有多强的民族意识,就像问”你是哪里人”,回答是”我是伊犁人、和田人”。55年后维吾尔族自我意识大大增强。

乌兹别克斯坦的维吾尔族来自喀什,哈萨克斯坦的维吾尔族来自伊犁。九十年代起,哈萨克斯坦的清真寺出现了维吾尔清真寺,鞑靼清真寺,乌兹别克清真寺,也抹上了一点民族和政治色彩。有人煽动在哈国七河地区的维吾尔族独立。之后,哈国也开展全体「哈萨克人民」的公民意识和国家观念教育。

霍梅尼利用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搞革命成功。他的口号是: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张信刚先生描述:飞机离开伊朗领空,妇女们纷纷摘下头巾,涂上唇膏,换上时髦衣裳,在机舱内见到了伊朗未来的轮廓。

土耳其曾做出规定,当妇女在学校和政府机构工作时,不得戴头巾。头巾似乎象征了凯末尔奋斗目标的背弃,象征了保守与传统。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的观察,土耳其世俗化的特殊表现是法律禁止女大学生戴头巾。他观察最西化的海峡大学应是唯一允许女学生戴头巾的大学。埃尔多安就任时,他的夫人就戴头巾

德国记者来访,我问他们,为何疆独的活动中心在慕尼黑,他们也不太清楚。其实是,土耳其劳工在德国有三百万,维吾尔族随劳工队伍在德国生活工作,就象抗美援朝时联合国军土耳其旅有他们的身影一样。土耳其民间对这些人比较同情。他们聚居的城市忘了叫什么名字。几月前习副访土,之后土总理到访新疆

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实行严格的政教分离,解散苏菲教团,限制穿传统和宗教服装,实行一夫一妻和男女平等。土耳共宪法规定公职人员和军队必须世俗原则。最忠于凯末尔主义,维护世俗的是土耳其军队。大约十年左右搞一次政变。不过现在军队再要搞政变已不太可能,但仍然对当政者构成压力。

土耳其是心比天高的,热点地区热点问题常有埃尔多安政府的身影。75时的一些做法令中国愤怒,土卫星电视台造谣不计成本。其实土国的库尔德分裂倾向严重,他们称库尔德是山地土耳其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慕克曾说1915年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是大逆不道。西化的帕慕克在一些人看来是讨好西方。

这两天在看阿富汗的书。联军撤除后,卡尔扎伊这个总统实际上就是喀布尔市长能撑得住吗?对新疆有何影响?那些帮塔利班打仗的来自新疆的恐怖分子要活着回流,情况又会怎样呢?

海外媒体提到张春贤总用"柔性治疆",而查公开文字,张从未说过这个词。这个也许与本人有。张上任前推特报料是鄙人,香港明报陈小强来采访,冲口而出柔性治疆。其实也反映本人的看法,这一说法成为一种期望,成为标签。刚性,不要忘记保障公民权利;柔性,着力解决贫困,也不能法律优惠。又有人要骂了

1943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称:”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称中华民族为单一民族,将汉族以外民族称作宗族。张治中还提出,”修明政治,收拾民心”,”对各族的仇恨心理要用友爱去感动他们”。张也要对提拔麦斯武德这样的双泛分子负责。最近茆永福先生出版了一本张治中治疆的书

解放之后,主政新疆主要是王震王恩茂王乐泉。所以解放后新疆其实是三王时代。王震被一些人说成大老粗,其实他也是有政治手腕的,他经常戴个小花帽,这个小花帽其实就是一个政治符号,与少数民族沟通的政治符号。当年,张经武见达lai喇嘛也是要行大礼。我看这些手法都是毛泽东教的。

可能现在好多人不知道,新疆还是政治异见者的逃生地。我生长的小镇,杨姓邻居在学校说了不同意见而被开除,一气之下,他逃到阿克苏。文革新疆没有太浓的政治色彩,各族民众宽厚,待人友善,给了很多走投无路者以生的机会。那时,各族虽有派性却无维汉分界,这段历史也是值得研究的

杨增新对宗教人士采取拉拢分化瓦解,也限制泛伊斯兰主义在新疆的传播,还禁止土耳其人充当教习和阿訇。杨公不主张用行政力量干预正常宗教活动,在利用伊斯兰教的同时,也采取了限制措施。如不许私设道堂,严禁在家聚徒念经,只许在公办的清真寺中举行宗教活动

对杨增新治疆,新疆本地学者批评多,北京学者多赞扬。在1911到1928年这十七年中,新疆并没有发生大的动乱,也没发生民族仇杀,他采取的政策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他认为新疆的治安不是兵能维持的,新疆的治安必须从政治上入手,他对付大的动乱事件都是政治手段为主,军事手段为辅,并且取得成功。

对照中文和英文的新疆问题报道,我的感觉是:新疆话题不同于西藏议题,国际社会对新疆话题的关注度、报道视角、观点都存在很大差异。实际上,新疆话题只是一个西方精英话题,且更多是政治、媒体精英话题,普通民众并无特别关注。相比西藏问题已成全球性议题。

9.11之后的西方社会对伊斯兰信仰的族裔普遍存在芥蒂。不少媒体即便是一贯讨论的人权宗教自由问题,在涉及新疆地区时,一方面强调政府对当地宗教自由的干涉,另一方面也会补充“该地区存在伊斯兰极端主义”。有一德国记者来访问我,她问:别的地方恐怖活动人肉炸弹多,你们怎么还有用菜刀?我真是哭笑不得

国内媒体强调新疆政策宣传解析,强调经济和对口援建,同时措辞严厉地反对分裂分子。文章框架习惯“经济发展—繁荣稳定”。国际媒体关注个体收入、人权保障、言论自由、军警行动、文化保护等议题。基本上的思路是“镇压—反抗”。文章框架习惯“冲突事件+个人故事+背景补充”。

近期国内报道逐渐淡化了之前新疆的“反恐—维稳”的报道框架。近期报道大量引入人类学社会学的观察视角、族群政治、族群冲突、治理政策比较等。国内媒体及网络博客的丰富性使一些把新疆问题视为反恐问题的声音边缘化,预料也会影响海外媒体的报道,稀释疆独的话语气氛。

国内媒体在新疆议题上也用“讲故事”的报道方法,从普通维吾尔族个案开始,描述新疆。信息量远超王力雄的几本书。当然王力雄的书也是有价值的。维吾尔村庄观察、喀什旧城改造等。周宇,谭一飞,欧阳洪亮,张弛,覃爱玲,王维博都写过好文章

对新疆报道,正如江总说,全世界就数你们「指香港记者」跑得最快!七五时,香港有线新闻台有五组人马在乌鲁木齐。几乎每小时有动态新闻。吕秉权等很努力。报纸跑得快的是香港明报,新加坡联合早报。这两家的新疆报道也是最有水平,韩咏红,陈阳,刘洪庆都写过精彩之作。

http://marcopoloproject.org/online/%E8%92%8B%E5%85%86%E5%8B%87%E6%96%B0%E7%96%86%E9%97%AE%E9%A2%98%E5%BE%AE%E5%8D%9A%E7%82%B9%E8%AF%84-weibo-reflections-on-the-xinjiang-question-espanol/

分类: 其他民族, 政治, 文艺, 言论 标签:
本文的评论功能被关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