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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80后教师:五年后一定离开!

2013年1月29日

2012-12-15
“ang、eng、ing”,教室里回响起一阵稚嫩的朗读声。

米玛次仁挥舞着小教鞭,敲打着黑板。这位表情略显严肃的藏族老师,站在羌纳乡小学一年级教室的讲台上。只有26岁的他,却是这所乡村小学资格最老的教师,纵观羌纳乡小学,从校长到老师都是80后。

过去几年里,随着中央政府对西藏义务教育的重视,雪域高原的学校在校舍硬件条件上都有明显改观。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各地师范院校毕业后走上西藏各地最基层乡村学校的讲台。在那里,他们逐渐取代了老一代的乡村教师,承担起振兴西藏教育的重任。

不过,这些80后的年轻教师却面临着老一代教师所没有的挑战:藏语和汉语双语教育的难题,当地特有的“虫草经济”的冲击,更有青年人所特有的孤独感。

在另一所山区小学,一位80后的老师谈到自己的未来时狠狠甩出一句,“我只给自己五年时间,五年到了,一定要离开这。”

怎样的政策能够更适合这些有着鲜明个性与追求的80后教师新群体?如何让他们可以安心于三尺讲台?他们从内地学到的新知识又如何带给藏族孩子?这些都将成为未来西藏义务教育发展的新挑战。

“80后”乡小

斜倚在旗杆旁的花坛边上,德吉卓嘎瞟了一眼五十米开外的教学楼,这是一幢新盖的二层楼,米玛次仁和几位老师正在给孩子们上课。

“12个老师,三个民族的,全都是80后。”这位披着一头狮子毛般的齐肩卷发的巴族女子,说起话来嗡嗡的。德吉卓嘎其实也是个新人,两个月前刚从另一所学校调到这。

羌纳乡小学是一所藏区乡村小学,位于林芝米林县羌纳乡。学校盖在山下的一块平地上,旁边紧挨着雅鲁藏布江。有1-4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再加上学前班,总共有113个孩子。

去年刚刚盖好的教学楼里,二楼走廊上张贴着的一张教职员工表,印证了校长的说法。在这张表上,每位任课老师的照片后面都写着详细的个人信息:

德吉卓嘎女1983.6 校长本科2006.8参加工作

白玛卓玛女1984.1 教师本科2008.7参加工作

格桑曲珍女1983.5 教师大专2012.3参加工作

次央女1985.4 班主任大专2006.7参加工作

米玛次仁男1986.6 教师大专2009.7 参加工作

……

12位老师,从校长、班主任到普通教师,都是80后,年龄最大的是1982年生,今年刚刚30岁。最小的米玛次仁老师今年才26岁,23岁大学毕业后就来这里教书。

羌纳乡小学并不是特例,在林芝地区另一所乡村小学——朗县登木乡小学,最年轻的老师今年不过23岁,已在学校教了2年书。

在过去十余年间,相对于全国其他省份教师年龄老化的大趋势,西藏的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构成则呈现出年轻化、知识化。

“西藏保持了全国最低的教师平均年龄。”北京师范大学曾晓东教授表示,她是一项名为“中国教师队伍发展报告”的课题报告的负责人。

这份由北师大中国教育调查与数据分析中心出具的报告结果显示从2000年至2009年,西藏是全国唯一一个小学专任教师加权平均年龄没有超过35岁的省份,仅为30.81岁。

这与中央政府对西藏教育的重视有很大关系。

西藏教育主管部门采取了多种措施来充实基层教师队伍,比如在当地将教师资格认证扩大到覆盖区内即将毕业的师范类毕业生,并鼓励符合中小学教师任职资格的大中专毕业生到农牧区基层学校任教等。

米玛次仁就是在这样的政策下,来到羌纳乡小学做教师的。他是林芝本地人,2006年参加高考,后被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录取,学的是汉语言专业。

三年后,这个小伙子大学毕业,作为林芝地区师范类院校毕业的应届生,参加了当年的自治区教师选拔考试,因成绩排名靠前,被分到了离家较近的米林县羌纳乡小学。“我们那个班当时有31个同学,后来毕业后全部在自治区当老师,各地都有。”他说。

羌纳乡小学的其他老师的职业轨迹也类似:德吉卓嘎2006年从苏州师范大学毕业,四年级班主任敬久赟2007年从湖南师大毕业,三年级班主任次仁央珍2008年从咸阳民院毕业。

这些每年不断从各类师范院校毕业后登上学校讲台的年轻老师们,也给西藏各地最基层的乡村小学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变化。他们有着多年在内地生活学习的经历,更加熟悉外面的世界,也更加了解先进的教育理念。他们想给自己所教的藏族孩子们来点“不一样”的东西。

一、两位老师

10月,我到林芝地区采访,跑了两所乡村小学,这趟见到十来位乡村教师,大多是80后年轻人,藏族老师米玛次仁和汉族老师周波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

同样一个问题,我都问过他们:今后有什么打算,还在这儿当老师?

米玛次仁说自己“想干这行一辈子”,去年曾有亲戚拉他一起去做生意,月薪给到8000块,是他现在收入的两倍还多,米玛次仁拒绝了。

问他什么原因,是不是不喜欢钱?这个26岁的当地藏族小伙子笑着说,“如果我只是看着眼前的利益出去干生意,以后老了怎么生活?”米玛次仁觉得还是“给国家干有保障”,他对未来的规划是努力工作一步步干上去,最后能做个藏区中学的校长。

23岁的周波对于自己的未来,说不太清楚,他仍然记得当初来的时候不适应。

“现在习惯这儿了吗?”

“劝自己呗,有时我自己也想,吃好了也是一天,吃不好也是一天,高兴也是一天,不高兴也是一天,现在哪个地方找工作做都不容易,我们几个老师呆在这边,打打球啊,吹个牛啊,还是挺嗨皮的。”

“如果明天有调令,你走吗?会不会舍不得这帮同事和你的学生?”

“走,肯定走。舍不得,也得走。”

二、6.3万、30万

中共十八大召开期间,专门组织了一场网络采访,主题是“中国的教育公平”。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回答一个关于“如何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提问时,用“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九个字来概括决策者的政策诉求。

为证明主管部门所做努力,袁详细列出一组数据:在部属师范大学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共招收6.3万名学生,毕业生中的92%到中西部中小学任教。实施了特岗计划,招聘30万名毕业生,其中80%留在当地从教。

6.3万、92%、30万、80%……

三、上山下乡

书架上有本买了很长时间没有翻过的书——《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是法国汉学家潘鸣啸的一本学术著作,讲的是我父辈的故事。从西藏回来,决定读一遍。

1968年,成千上万的中国城市青年高喊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口号,奔赴中国最边远的边疆、最贫困的农村。

10年之后,远在云南西双版纳国营农场的知青中一个名叫丁惠民的上海知青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他以“5万名云南的知识青年”的名义哀求:“不求金、不求银,只求让我们回到父母身旁吧。”请愿信末尾是几万知青的签名。

1979年开始,知青们以惊人的速度于纷纷乱乱之中返回城市。统计显示,1968年至1980年间,约有1700万城市青年被卷入到上山下乡的洪流。而到1980年,仅剩96万知青滞留在农村,占总数6%。

四、一段对话

前两天,参加一个关于农村教育的研讨会,山西晋中一位教育局长跟主持人有段对话:

主持人:中央给特岗老师的政策是一年2万7,如果每月再给特岗老师加一千块钱,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吸引力?

局长:吸引力太小,为什么这么讲?我们招的都是二十几岁的大学生,有的还不是当地的,你把他放到山沟沟里面,交通不便,一千块钱够干什么?我发现现在终身从教只是一句口号,没有变成实际的行动。前一段时间我下乡,最远的学校坐车去要走一个半小时。按照规定,这儿的老师每月多给一百块钱的农村教师津贴。有老师每周要回一次县城,一个月四次,津贴费连车票钱都不够,国家太抠门了。

作为政府来讲,我成天想着的就是如何给这些老师解决后顾之忧,无论是工作条件,还是生活条件。他们付出那么大,我们的政府给了他们什么?就中央电视台的一台晚会?

坐在拉萨飞北京的飞机上,从舷窗向下望,群山连绵,山顶笼罩的积雪在阳光照射下反射出刺目的光泽,大山褶皱处散落着公路、村庄和奔涌的江水。

突然想起周波,想起米玛次仁。想着如果我是他们,在二十多岁的年纪,生活在大山的褶皱里,我会作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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