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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新疆暴力

2013年8月5日

2013年的中国释放着和平与暴力的信息:一方面,达赖喇嘛和中国有关方面互释和解讯息,暗示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 藏人抗争和因西藏问题影响的中国外交的尴尬局面将有所好转;而另一方面,最近新疆暴力问题的频频爆发以及中国政府的强势反“三股邪恶势力” (即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却意味着旷日持久的意识形态战争。

尽管中国官方的新疆学者倾向于以“一战”、“二战”和“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如“泛突厥主义”、“泛 伊斯兰主义、”“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成立)试图衔接和解释新疆自1990年以来据说是被统称为“三股邪恶势力”发动的各种暴乱,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新疆问题的集中爆发却是自1990年以来。那么以20世纪初民族国家独立建国的国家理论、伊斯兰世界反帝反殖民的宗教理论、以及在军阀混战和苏联操控下建 立的临时地方政权的短暂现象来解释中国新疆问题是一种以历史解释现实、以外国的猫来抓新疆的老鼠行为。

中国的官方学者在思考新疆问题时,自觉不自觉地在地理位置上和意识形态上将新 疆和中亚相提并论,完全忽略了新疆是中国的一个省区的政治和行政现实。言及新疆问题必称“车臣”“阿富汗”,而现在又同“叙利亚”相提并论。以地理的临近 和周边国家意识形态的输入来解释新疆的本土问题纯属想象。诚如中国政府最近公布的关于和田暴力的11名通缉犯为例,他们都是农民,其中8名嫌犯具有小学文 化教育、3名嫌犯具有初中文化教育。而反观美国9/11事件中的19名袭击者,几乎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换句话说,仅以当前中国发布的和田通缉犯 名单来看,所中国新疆的“三股邪恶势力”在物质和知识储备上还达不到“恐怖主义”的资格。将底层的农民暴力行为意识形态化或许只是中国特色。

将新疆问题“外国化”和“意识形态化”不但反映了中国新疆专家固有的“去中国化”倾向,而且也反映了中 国学者(尤其是新疆学者)有意识无意识地遗忘近代新疆以国家主权和安全为借口而实行的“军阀”警察政治传统,也忽略了这种传统在当代新疆的隐晦衍生:以政 法委、新疆建设兵团以及其他强力部门管理新疆的模式,而这些部门常常以“国家安全和主权”为名而行腐败之实的事实;另外,中国学者忽略了新疆的真正分裂主 义,那就是官方以各种理由和借口剥夺维吾尔人作为中国公民应有的基本权力(如护照和宗教权力)。尽管最近主管新疆问题的机构和人员已经从政法委书记转向政 协主席和民委主任。但在依然以意识形态斗争为纲的氛围中,这一转向究竟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值得怀疑和观察。

(本文已被和谐,翻墙搜寻而成,编者按)

《新疆评论》博客
http://xinjiangreview.wordpress.com/2013/07/07/%E5%8F%8D%E6%80%9D%E6%96%B0%E7%96%86%E6%9A%B4%E5%8A%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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