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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的西藏 (下)

2013年8月11日

2013年6月3日星期一
——恰巴•格桑旺堆先生的回忆

◎ 朱瑞整理

十九

由于康区进行了民主改革,1957年开始,四水六岗的好多人到了西藏。他们在拉萨集中后去了山南,在赤古县建立了一个根据地。后来,四水六岗又到了后藏南木林县,抢光了西藏地方政府的武器仓库,回到山南,流散打解放军。

西藏工委批评噶夏政府,让采取措施。噶夏就召开了西藏所有僧俗官员大会,在罗布林卡。可能是1958年夏天,提出了四水六岗打解放军、武器仓库被抢、工委生气等问题,然而,我们怎么办?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有的让达赖喇嘛到印度,因为局势不稳;有的要平息康巴叛乱,让中央高兴……最后决定各级官员派代表加强改良政策,具体措施在改良会上商量;还决定了噶厦政府派那木色林等两名代表,到赤古地方,进行说服教育。但是那木色林等人的话没有起作用,还是经常传来他们打解放军运输车子呀什么的消息,四水六岗采取的是游击战。

1958年春节,西藏工委、军区联合举办一个春节慰问团,我当团长,到林芝、波密这些地方慰问部队,我还带了一个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电影队。

这一年,达赖喇嘛考格西,他先到三大寺去辩经。1959年传召的时候,在大法会中,还要辩经。

局势越来越紧张了,工委、军区一定要噶夏政府负责,每发生一件事,他们就找到噶夏,让噶夏处理。噶夏也生气了,说解放军威胁达赖喇嘛的安全。1959年藏历1月15日传召时,在桑颇的房子(后来成为贸易总公司)上,解放军的机枪都是对着讲经会场松却热。双方矛盾越来越激烈,都提高警惕,各说各的理。另外元月三四号时,从布达拉到祖拉康的路上,也发生了问题,有人说,西藏工委里面有个雕堡,当时机枪对着马路,而达赖喇嘛要从马路过来,本来这条路是不允许随便走人的,又突然过来一个了汉人,大家都怀疑是害达赖喇嘛的,就把这个人抓了。

发生了这些小事,局势更加紧张了。噶夏政府也提高警惕,比如传召法会达赖喇嘛的警卫员也增加了,再说喇嘛集会的地方当兵的不能来,那一年也来了。各种谣传都起来了,引起了人们的恐慌。

1959年春节,贸易总公司请客,包括我和归夏巴,桑颇、占东。这以前,军区后勤部常请我们。我们的枪支弹药工厂不是给了他们吗?本来请我们的是徐爱明、牛青山,平时都是他跟我们打交道,后来,吃饭的时候又来了一个政委,他说,现在局势很紧张,你们地方政府采取什么措施呀?这个人说话挺强硬的,徐爱明也不好意思了。后来这个人走了。

请客的内容一般是打打牌,不睹钱,输了喝酒。这天归夏巴先说要回去,我说,我们一起走吧。可是牛青山(工作中我们常有联系)说,归夏巴他们先回去,等车回来再送你。牛青山又说,现在,到处是康区的叛乱,形势不好了。恰巴色,我们的看法还是一致的,工作中我们合作得很好,你人也很忠诚,我们在工委(他是工委委员)分析了噶夏的官员,有人说恰巴色虽然到中国去了好多次,但回来后(我去中国时剪掉了头发),还是留了辫子,戴上了帕角,而另外的人没留辫子,这就是不进步啊。虽然别人这么说,但我们合作得很好,将来有什么问题,直接告诉我。我是公司的总经理,还有李正副经理。他们都很好,如果我不在,找他们谈,还是我们看法一致的好。

这是跟我打了一个招呼。我想,区统战部下面有几个干部会说藏话,可能内部有分工,他们一个礼拜最少去两三次贵族家里,我这里徐宏山同志是懂藏语的,经常到家里来,随便谈一谈,吃一吃,将工委的一些情况通通气。

1958年,他也经常跟我们讲现在形势不好,还说,拉萨搞叛乱的话,就完了,都得要饭了,应该立场坚定,不要动摇,还是要相信共产党。

我和老伴说,平时老徐也说,这回牛青山也说,其实就是一句话:要么跟共产党,要么跟噶夏。老伴说,共产党对我们不错,并且叛乱的话,我们有小孩在北京和寺庙。我说,那就跟共产党走吧。我们的三个儿子都是活佛,传召结束,应回寺庙,但形势紧张,都留在了家里。

1957年底,康区的人(四水六岗)都到山南时,我们察嘎活佛的管家就住在这院子里,他说,我们康区的人都到山南去了,你们都是干革命的,我们去山南打解放军对你们不好,最好我们去印度。那时他们有银元。

我说,你们山南去不行,国外去也不行,还是在我们院子里好好呆着吧。

他说,有一天西康的人逮捕了,可我们不逮捕,对你们不好,我们还是去国外吧。

我说,我知道党的政策,不会抓不搞叛乱的人,如果抓你,我来说。

他就没去国外。

藏历元月,记不清是几号了,我去了区工委,跟牛青山说,我跟老伴商量了,还是坚决不参加叛乱,跟着党走,这样万一拉萨发生叛乱,我们家呆不住,就搬到你们那里。

他说,可以,我和几个副经理交待一下。

这时,我老伴准备生第五个孩子,已住进了四十九医院,这是军区医院的前身,我留在了家里。

3月10号这一天,本来达赖喇嘛去西藏军区看文工团的节目,他们从中国培训回来,有个新节目。

归夏巴来了,我们准备做机关的车一块儿上班。吃早餐时,有个女佣人突然进来说,祖拉康那边很多人都去了罗布林卡,有点乱。归夏巴也说,外面是有点乱,好多人在大街上跑。

我们就上了二楼往外面看,正好桑颇的车子开过去了。当时桑颇已任噶伦了。我说,现在没什么问题了,桑颇都去上班了。

我们就坐上车子,接索康•堪琼(当时,我们单位的占东已换成了索康•堪琼),快到军区门前时,桑颇的车子又从罗布林卡过来了,停在了军区门口,我从车子上下来,到桑颇的车子那里,发现桑颇已经受伤了,躺在一名小吏的怀里。我说,桑颇噶伦,出了什么事呀?

小吏说,在罗布林卡那边,被人打伤了,他在德吉林卡包扎了一下,打算到军区门诊治疗。

我说,我跟门卫说一下。

等桑颇进去后,我们就从林廓路接索康•堪琼了。门关着,他的一个亲戚说,他很早就去罗布林卡开僧官会议了。

我对归夏巴说,看起来,今天的形势不太好,上班那里可能不安全。

归夏巴说,是呀,我们单位那边有噶夏政府第二代本(算噶夏的一个部队吧),还是回去吧。

我们的车子就先到我家,然后送他回家了。

那一天,佣人到帕廓街看过,说有好多游行的人。晚上,我也把自己的手枪步枪拿出来发给佣人,让好好看门。我估计明天会通知我去罗布林卡开会,我对佣人说,如果通知,就说我不在。

这天晚上,军区的车辆呜呜地开着,一夜没停。

军区就建在我家的草坪、朗敦林卡、孜仲林卡上面,我听得清楚。

第二天很早给我来了一个纸条,一个俗官四品官说,昨天在罗布林卡开会,你没来,卓尼钦布叫我通知你,今天一定要参加开会。

我说,昨天我和归夏巴上班没去成,今天要去上班,处理一些着急的事情。

快到中午,归夏巴坐车来了,他也接到了去罗布林卡开会的通知,他说,我准备去开会,你怎么办?

我虽然决定了不去开会,但我没跟他说,我说,昨天没有去上班,今天是不是去上班呀?

他说,还是去开会吧。我们是不是一起去?

我说,你坐机关的车先走,等一会儿,我坐自己的车去。

他猜出来了,说,你要不去开会最好不要呆在家里。

我说,这个你放心,我一会儿就来。

归夏巴走后,我给牛部长打了电话,我说,请你们来一下,我马上搬到你们那里。等了好久,他们也没来。这么在家呆着也不安全,就坐着我的车到阿沛•阿旺晋美家去了,那里有解放军站岗,安全一些,另外我也给佣人留了话,说我去阿沛家。

我和阿沛说一说情况,一块吃了中午饭,这样,贸易公司的几个人来了,说让我搬到筹委会去,说搬到贸易公司不安全,离帕廓街太近。

我跟佣人什么也没说,就带着三个儿子,在三月十一号这天,来到了自治区筹委大院。那时,我们只有一个女孩,南杰拉孜,她还在北京读书。

我们住了下来。筹委也忙得很,都在准备打仗,不停地挖工事呀什么的。

十四号,叫我到军区后勤部去,徐政委说,筹委和军区商量了,让你搬到四十九医院,因为你爱人正在那里住院。他说,坐你的车不行,卧车也不行,还是坐大车,带上几个解放军,才比较安全。因为我们路过布大拉宫下面,他们说布达拉宫上面经常往下打石头,让我和孩子都穿上军大衣。

我的车子就放到了后勤部,我们坐后勤部的大货物,我和孩子、两个佣人都带了枪,四周是解放军,他们也带了枪,就这样,到了四十九医院。

第二天晚上,我老伴安全地生下了拉珍。

医院里也忙得很,搞调堡呀、挖洞呀,堆粮食呀……院长跟我说,如果打起来,你们要住在洞里。当时有几个一代本的兵,病还没好,就让他们出院了。

医院内部都担心哲蚌寺,因为哲蚌寺在山上。如果正式打起来,哲蚌寺的喇嘛要和他们医院打。总医院很注意哲蚌寺。

我觉得这样打起来不好,对寺庙医院都不好,我说,要不要我到寺庙去谈判,双方打起来都没什么好处。

医院说,这不行,你虽然是好心,可是不能去。

3月19号夜里,北京时间二点吧,到处都是打炮的声音,好像是外面往医院打炮,我们觉得个个窗子都在响,后来他们说这是炮出扣,是医院往罗布林卡打,哲蚌寺只有几个喇嘛出来,但没打。

在打仗其间,我和老伴、老伴的表姐、表姐的女孩子,还有两个佣人,抱着孩子住在洞里,当时,还有一个贵族夫人,也住院了,我们一块住在洞里。

洞是一个钢筋水泥做的,在楼底下。

解放军有大炮和战术,而藏军康巴没有统一指挥、没有战术、没有好的武器,两三天的时间,战斗就结束了。

我听说噶夏那边开了许多会,有人说恰巴•格桑旺堆投降汉人了,他的房子也没人住了,我们就借用他的房子。他的房子离军区近,从他的房子打军区方便。

我马上跟军区后勤部说了,后勤部说,你放心,我们派人保卫你的房子。打仗那天,解放军很早从朗顿那边跳墙过来,站领了我们家。我的房子对着藏军总司令英吉赤政喇嘛的房子,他的家藏了许多藏人,他们从那里打,解放军从这边打,解放军也伤了几个。

我在噶夏的职务被俗官然巴•南杰旺迥接替了,他是大四品官,原为第一任达赖喇嘛在北京的办事处处长,我就等于免了职,不过没有什么免职宣布,只是新任了一个人。

后来,像我这样到军队这边的人,都算没参加叛乱,财产也进行了赎卖。

二十

自治区筹委会通知我,回到自治区去。我就和老伴索南卓玛(当时她生孩子只有七八天),带着小孩子离开了四十九医院。这时,路上好多尸体都没有搬,大部分是四水六岗的,也有藏兵尸体,解放军的尸体,我一个也没有见到。

后来,尸体在罗布林卡围墙的南边,就是拉萨河这边,全部烧了。我去罗布林卡上班时,味大得很。我们在自治区筹委呆了一两天。

成立一个军事管制委员会,罗布林卡那个地方叫接管会。其中,有自治区筹委会派去的崔科•顿珠次仁、军区派去的徐爱民等几军官。

自治区筹委会叫我换崔科•顿珠次仁参加接管工作。崔科成为拉萨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他曾是孜本。我带几个筹委的藏族干部,其中有朗顿•旺堆、执于、唐本等,接受接管会的工作,我既在文件组工作,又担任物质组的组长,后勤部的几个军官是副组长。要求我们把达赖喇嘛的卧室及殿里的东西进行保管和整理。

这时,我发现大炮直接打到噶夏的办公室,很准,首席噶伦的宝座上方有一个大炮洞,警卫喇嘛在屋里被打死了,他老家在西康。

在整理和保管罗布林卡时,我发现达赖喇嘛的一个手表盒子在,但里面是空的。我给这些东西收拾收拾,好好装一装,贴上封条。可是,早晨贴了封条,下午就开了,看管这些东西的是藏人,他们说,是解放军的军官来了,打开了……,他们阻止也没有用,人家不听。

这样的事情出现了几次,我就采取了西藏办法,用皮子做一个绳子,在我的小印章上打了黑蜡,以后再就没有人动了。看管的人也说这个办法很好。

达赖喇嘛在罗布林卡期间,每年有一个噶伦住在罗布林卡,五九年这一年轮到了夏苏,在他房间的桌子上,我看到了一个文件,是索康亲笔写的,盖了达赖喇嘛的印章,日期是藏历二月八号,是任命几个司令员,有功德林札萨、旭会巴、洛该、拉顶塞、夏格巴、堪琼•格桑阿娃……我记得任命了八个司令员。

在贵重的文件当中,有西藏独立国的宪法,一个大本子,内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不是一样的,但有些相同,像男女平等呀什么的。

还有一个西藏党党章,就是所有信佛教的人都可以入这个党。

我估计是在中央民族学院学习的阿旺顿珠、阿旺僧格这些人写的。他们是僧官,阿旺顿珠还在,听说在美国。五二年他们到中国学习,后来当了中央民族学院的教师,是海淀区人民代表。五七年,从中央民族学院回来,他们在中央民族学院也搞了泛地方民族主义。这些本子通过没通过也不知道。

达赖喇嘛屋里有一个恰白•次旦平措给达赖喇嘛的一封信,内容是恰白任南木林宗宗本,本来这个是六七品官,但恰白特殊地提为五品官了,这样,他要高桑结,是一种提拔仪式,在后藏,这个信就代表了桑结。他写道,本来我是六七品官的地位,这样特殊的照顾非常感谢,保证好好干,永不忘记达赖喇嘛的恩情,因为字写得很漂亮,我们看了几遍。

我和后勤部的徐政委等其它军官,工作了一个月,就撤了,留了两个人做长期工作,一个是朗顿,另一个是路易寒。

二十一

1959年9月,组织国庆观礼团,有一百二三十人,规模很大。是平叛以后的第一个国庆观礼团,往年的话,都是统战人士,即上层人士组成的。那一年平息叛乱刚建立基层组织,参观团就以基层的积极分子为主,统战人士只有二十几个,其他都是翻身农奴。

代表团团长,是崔科•顿珠次仁,副团长,李本善(黑河地区书记)、多吉次旦,另外,团里还成立了一个党组,有了党的领导。

代表团分拉萨、昌都、日喀则、那曲四个队。我担任拉萨队的队长。我们从拉萨出发,做轿车,到那曲、西宁、兰州,然后坐火车到北京。

有人说,以前西藏参观团大多数都是贵族,到各地参观时,火车上还要挂一个专门装行里的车箱,给中国留下了不好的影响,这次平息了叛乱,翻身农奴当家作主了,国庆观礼团要改变过去不好的影响。这样就有一个严格的纪律规定:比如参观时,从车上一下来,就一个一个地排队,队长在前面,副队长在后面,稍微晚到都不行,好像部队。晚上还要开会,一方面谈白天参观的感受,另一方面谈出现的问题。在北京我们参观了十大建筑后,马上到了东北、内蒙、华东,范围比较广,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吧。当时,参观非常紧张。好多从前到过中国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很不习惯。

我们到北京那一天,班禅大师也到了北京参观国庆观礼,包括我在内,大该七八个人,参加了周总理举行的欢迎班禅大师的宴会。

参观团住在北京刚修建的民族饭店。正是大跃进、炼钢炼铁、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高潮,同时三年自然灾害刚刚开始,各方面都比较紧张,虽然我们吃得没受到影响,可是不停地参观,回来还要开会,会上总是说某某人士怎么怎么不对,经常有批评。

到武汉参观长江大桥的时候,西藏工委给我们团发来一个电报,让我参加全国工商联第三次会议。就这样,他们送我到了火车站,平时参观团除了几个团长以外,我们都是坐硬卧,这次从武汉到北京给我买了一个软卧。上了火车,车箱时只有我一个人,很舒服,很高兴。到北京,全国工商联有人接我,住到民族饭店,从拉萨来的除我以外,还有九个人。我是西藏方面的团长。

那年工商联会议,在民族饭店召开。全国工商联的代表说,这次开会比较紧张,有的人带来了大字报、检讨书,我看,大字报就不要贴了,这次是神仙会,要和风细雨,自己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实行“三不”政策,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大家尽管谈心,交心。

西藏代表单独一个小组,吃饭也在一个小餐厅,都是单独的,我参加国庆观礼团心情很紧张,一到北京也轻松了,另外我参加了全国工商联主席团,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多次做报告,主要讲阶级斗争问题,他说,你们不要怕阶级斗争,我今天讲的阶级斗争你们怕不怕,我们都说不怕。

李维汉使大家开阔了眼界,尤其是刚经过反右斗争,大家不安时,使大家解除了顾虑。

工商联的会,开了两个多月,我们在北京过了元旦,过了春节,过了藏历年。那年,我觉得在中国的时间很长,差不多六个月吧。

最后选举产生第六届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常委委员执行委员等。我选为常委。

搞选举时,拉萨来的张同和,他是市商业局局长,跟我们打了招呼,他说,这次选举党委执委,要先有个准备,他提出让我选一个常委,工委财贸部的牛青山也选一个常委,昌都的选一个执委,日喀则的选一个执委,在小组内都先选出来,把名字交给大会,再进行选举。江萨多拉、拥珠索那是执委,一共是两个常委两个执委。

会议结束后,又组织参观,但我没去,其他人去了,我直接回到兰州。从兰州回到拉萨。

回来后,听说跟我们一起开工商联会的切玛康•顿珠被捕入狱,工商联的执委拥珠索那,过了一两年也入狱了,并死在狱中。

62年年初,全国工商联通知我,列席全国政协会。我带了一个翻译从青藏公路、兰州做火车到了北京。

还是住在民族饭店。

全国人大、政协正式召开,我列席了两个会议。参加政协会时,周总理做了一个报告,内容是你们回去都不要怕,有什么意见直接提出来,如果当地抓辫子、打棍子,可以直接给我写信,我来担保。

会前,班禅大师在全国各地参观,并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就是后来所说的请愿书。

人大政协结束以后,开民族工作座谈会,西藏的部分人参加,我也参加了。我们这个座谈会西藏小组的组长是洁吉美,副组长是西藏工委的夏付仁、张晨武。

参加这个民族工作座谈会的还有帮达多杰、达拉木•阿旺津巴、德格•格桑旺堆、姜措林、强资•僧根巴顿。

西藏小组民族工作座谈会,在民族宫召开。

这个民族会也是神仙会,让大家有什么说什么。也是“三不”政策。李维汉部长做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中心内容是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区别很大,将来这个区别会慢慢缩小,以后共同的地方就多了。另外,还联系西藏的叛乱,说民族叛乱本来不该死的都死了,非常不好,像藏区的叛乱,当然包括青海、甘肃、四川的一部分,人已经死了,想活也活不了,这是件让人难过的事情。还说到这次班禅大师也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民族工作座谈会开了两个月,大家都提出了很多意见。概括起来,西藏小组谈得最多的就是平息叛乱的扩大化、民族区域的自治、宗教信仰的自由、民族政策等问题。

会议结束后,周总理和邓颖超以私人的名誉欢送班禅大师,举行了一个小型宴会,有三个桌子,那天,是统战部通知我参加的。

回到西藏后,中央根据班禅大师的请愿书,在自治区筹委会组织了四个小组,研究落实班禅大师的意见,主要是平息叛乱问题,宗教信仰自由问题等。

62年下半年,爆发了中英自卫反击战。战斗结束后,组织了两个团,一个到门达旺,一个到察隅进行慰问。我参加了门达旺这个团。我们团长是杨东生,副团长是帮达多杰、雪康•土登尼玛。就这样,西藏上层爱国人士、寺庙代表、群众代表、军区文工团、西藏歌舞团,来到了门达旺。

门达旺在麦克马洪防线以内,早被印度占领,但62年解放军把印度士兵从门达旺赶了出去,我们团部就在印度代表机构住的地方住了下来,这是个木头房子。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慰问部队,我和雪康•土登尼玛等年轻人到部队住的地方上山慰问,年龄大的到平原上慰问。

回到拉萨,政协召开一届三次会议。即62年12月份。我等五人增补为西藏自治区政协常委,另外,我还担任了西藏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到政协工作。

在政协,我主要为几个副主席服务。他们几个星期开一次主席办公会。政协有个学习小组,我担任副组长,组长是桑颇•次旺仁增,负责学习统战部的部署。经常在政协成员中征求意见,也到几个副主席家里听从他们的意见。

二十二

64年,我陪老伴索南卓玛到北京治病,回来时,正赶上召开自治区筹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政协马上让我参加,我是列席。

当时,针对彭真的讲话(谈的都是反复辟斗争),上层人士都要学习,比如筹委会、政协、佛协,都讨论了彭真同志讲话。

自治区筹委会几个副主任委员跟张国华、谭冠三、张经武到林芝开会,会议的内容就是反复辟斗争问题,挽救教育班禅,叫他承认错误,大家都要帮助、批评。听说班禅大师没有承认错误,他认为那封请愿书不过是对中央和人民负责,根本没有什么阴谋诡计。

刚开始,自治区筹委开了一个宴会,宴会上班禅代理主任委员讲了话,然后,代表发言的时候,就批评班禅,说到大班禅、中班禅、小班禅。会上,班禅在中间,张国华等人在两边,我们列席人员在下面。第一个是拉美•索南顿珠(当时是班禅大师的私人秘书)斗班禅,说是后藏有个机械学校,一个技术员嘎杰望布,被关在监狱,后来死了,拉美说,死因是班禅打了辫子,班禅是凶手。后来僧沁也揭发说班禅打击寺庙的极积分子,是哭着批判的。佛协的姜措林活佛也批判了班禅,还有昌都等地的基层积极分子及各地的代表,都批评了班禅。

大家都谈反复辟的问题,专区的县里的积极分子,把班禅大师从中间的位子拉到了边上,然后又拉到下面的前排,下面的人都轰轰烈烈起来,主席让大家排队讲。

本来去会场的路上,班禅坐吉普车,有警卫员。后来他的车子换成了卡施六十九即部队的越野车,警卫员变成了看守员。又把班禅拉到了台上,这时有些群众还动手打他。有一次,姜措林上去用劲拉班禅,大师差一点仰面倒下。

当时,洁吉美(筹委副主任委员)在北京,马上把洁吉美叫来了,经师望久也来了。洁吉美一来西藏,就挨了批斗,斗了一天,公安人员给洁吉美戴上了手扣,逮捕入狱了,后来望久也斗了一天,结束时公安人员也给他戴了手扣带走了。

恰白•次旦平措发言了。当时会场不大,有的只能听广播,恰白自首组织爱国自由战斗队,配合班禅复辟,承认了错误,当时,其他五六个成员已经逮捕了。

就这样,筹委七次扩大会议结束了,但班禅问题还没有正式处理,软禁在班禅小楼,有人看守,班禅身边的一些爱国人士也遭遇了厄运。

当时,自治区政府有个学习小组,政协有个学习小组,佛协有个学习小组,拉萨市还有个学习小组,有时是分别,有时是合起来,也批斗了拉美,常常是四个小组合并斗他,还从日喀则叫来了四个对拉美比较了解的上层人士,一是批斗他配合班禅的复辟斗争,二是批斗他写了一本书《加琛普哪琼屋觉巴》,污蔑共产党。另外也给团岗、顶极活佛等人开了斗争会,这些人后来都降职或撤职了,但没有入狱。

我当时是政协学习小组组长,有一天统战部有个叫李做民同志到政协找我,说,反复辟斗争时,你一直不积极,这是为什么呢?

我说,班禅的情况我不了解,怎么能随便批评呢?

他说,可能是你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

的确,我不了解情况,但很多不了解情况的人也批斗了班禅大师。

人是多么容易被发动起来啊!

65年年初,召开了全国人大政协会议,西藏新选了代表和政协委员。

西藏的代表和政协委员变化很大,班禅大师仅留了政协委员的身份。开会时,大师没有坐飞机,只是坐一辆轿子车,由部队护送到兰州,然后到北京参加政协会,那以后,直到1982年,班禅大师才回西藏。

完稿于2000年冬天

(本文已被和谐,翻墙搜寻而成,编者按)

图伯特,在破碎与完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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