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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的西藏(回忆录•中)

2013年8月11日

——恰巴•格桑旺堆先生的回忆
◎ 朱瑞整理

十四

1953年五月,成立全国工商联合会,这是工商界组织的一个群众团体,资本家都要参加。中央要求西藏派代表,也要求有工厂的人参加。张经武代表和张国华司令员提名让我参加,说,恰巴•格桑旺堆比较年轻,将来工商联这边还有许多工作,就推荐给阿沛。阿沛和达赖喇嘛汇报同意:我、帮达羊陪、察珠昌、旺久啦,还有后藏两人、昌都三人,西藏贸易总公司经理罗加昌等十个人组成工商代表,当时,帮达羊陪和察珠昌在印度,我们首先到了印度。

印度有两个西藏商会,他们说,这回西藏的贸易和工业方面都好了。在印度的雅帮桑,也一个个请我们,说,你们可要给西藏贸易方面多做工作呀。

我们带着达赖喇嘛给陈淑同、沙千里、业继庄的信,带着大家的希望,上路了。

我和归夏巴带着达赖喇嘛的礼物和信,坐飞机到香港,然后到广州,从广州坐火车到北京。当时,我带着只有九周岁的大女儿,她要到中国上学,把她一个人放在那里,我不放心,就带了一个佣人跟她在一起,以后,佣人和我女儿一块在中央民族学院读书,毕业后,也当了干部。我们家的几个佣人后来都当了干部,都是我们介绍到妇联或青联的。

到北京时,全国工商联的主任委员、中央政务院的副院长、副总理陈淑同、国家民委负责人、达赖喇嘛住北京办到事处,都到车站迎接我们。

那年,我二十六岁。代表中帮达羊陪年龄较大一些,五十四五岁吧,归夏巴也有五十岁了。全国工商联接待了我们,接待得非常好。比如,我们藏族喜欢喝牛奶红茶,吃西餐,每天的早餐就都是西餐,中午和晚上是中餐,这个中餐是征求了我们的意见,按照我们的口味做的。

有一次,还拿来了好多料子,要给每个人做一套衣服,藏装、西装、中山装都可以,我们想,藏装都带来了,西装也从印度卖了,就都要求做中山装,他们用一样的料子,给我们做了,后来,我们一出现,很像一个新型的部队。

原来工商联会七、八月份召开,又推迟到了十月份,工商联民委说,推辞没关系,你们可以在中国参观。我们就去了东北,到了沈阳、大连、抚顺、旅顺;又去了西南,在康定,帮达多杰也来欢迎我们。

帮达羊陪和弟弟帮达多杰好多年没见面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不久,土登贡培被流放,引起了帮达仓的不满,帮达羊陪曾在春都杰措上发表言论,引起了噶夏对帮达仓的警觉,远在康区守卫边防的帮大多杰,听说哥哥将会遭遇麻烦时,便在康区起兵,轻而易举地战胜了噶夏的一个代本团部,击毙了几个士兵,夺取了这个代本团的所有枪支弹药。后来,在西藏政府军进攻之下,帮达多杰带领自己的部队和战利品逃到了巴塘和波密地区。消息传到拉萨,噶夏政府下令逮捕帮达羊陪,他在拉萨的房屋被查封。噶夏政府甚至通过英国驻锡金的政治专员,要求冻结帮达昌家族在印度的资产;还通过南京办事处向国民党政府发出了一封信,要求引渡帮达多杰。国民政府没有答复,但也没有帮助帮达多杰进行反攻,从此帮达多杰一直留在汉人控制区。

现在帮达多杰是昌都解放委员会的副主任,专门到康定和我们见面。给我们请客。

我们开了座谈会,发现当地的活佛也参加了政府工作,比如追古叶桑,还介绍了当地的情况。

我们朝拜了康定的多几喳、拉姆孜等几个寺庙,参观了解放以后的康定。代表中帮达羊陪和归夏巴旧社会都到过康定,还呆过一些时候,认识的人不少,他们说,过去的康定虽小,但热闹极了,西藏的好多生意人都要来,现在不一样了。

我们又回到华东地区参观:到了上海、南京、杭州。中央说,过去中国和西藏就有贸易往来,西藏的茶、绸缎,都是中国运去的,这几年由于战乱,中断了,这次你们一定要给西藏人看一看新中国的绸缎,为中国与西藏贸易做贡献。

我们就凑了资金,帮达羊陪凑了六万,我凑了三万,归夏巴和察珠仓每家一万五,我们共凑了十二万,和上海一个丝绸公司定了货。当时和我们一起的有几个夫人,颜色、规格,都是由她们选的。

绸缎在杭州织的,很便宜,一公尺三、四元,现在是太贵了,可能涨到几十元了吧?绸缎从上海运到昌都,然后帮达多杰用马驮到拉萨。

我们跟中央提出来,西藏的地毯都是手工的,产量低,最好有一个织地毯的机器、洗羊毛的机器和技术员。

十月份,全国工商联第一届代表大会召开了。进行了二十多天,选举产生了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淑同,几个副主任委员,如罗干、荣毅仁等。荣毅仁,是上海市副市长。中央也照顾得很好,比如西藏代表在一个小餐厅里吃饭时,我发现荣毅仁也在这里吃饭,是一个人在一边的一个小餐桌上,大多数都是吃西餐。西藏代表十七八个人两个桌子。

另外,帮达羊陪选为全国工商联的常委,我为全国工商联财务委员,归夏巴为业务委员,当时还有个任命书。工商联会议期间,我们见到了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也照了相。国家民委和全国工商联及西藏工委的张经武、张国华,也多次小型地宴请了我们。

西藏国庆观礼团由多喀尔带队,也到了北京,中央在怀仁堂专门宴请西藏观礼团、工商联代表、西藏青年参观团。那天,朱总司令也参加了,他是第一桌的主人,我在第二桌,我们桌的中央主人是邓小平。

那时,对我们招待得非常好,每天晚上看戏回来,房间里都摆好了蛋糕、点心什么的,自己随便吃。回到祖国的怀抱是不错。

离开北京时,陈淑同给达赖喇嘛送了一对花盆,我们带着这个礼物到了广州。在广州,我们住在埃群大厦,那是三十号晚上,楼上的人跳舞,我们也去跳了,一直跳到新年到来,春节就在广州度过了。

在香港,原计划住一周。飞机起飞时,肩膀着火了,帮达夫人首先发现了,就说,哎呀,飞机着火了!她在飞机的肩膀旁坐着。我们以为她害怕了,有个英国人说,不要叫,他起来说,请坐,请坐。但飞机上跑道时,火越着越大,飞机停了,当时,梯子也撤了,用了一个软梯,大家急急忙忙地下来,我坐在前面,差不多最后下来,软梯两边把我的手都烫坏了。这是英国的BBC飞机,起飞前没有很好地检查。后来人们才来救火,我们害怕得很,决定坐轮船回印度,不过时间长一些,要半个月左右。当时接待我们的是香港新华分社和香港亚洲公司,都是共产党办的。他们说,如果坐轮船,得请示中央。这样在香港又住了一个星期。我们住在山上,要经常下来上街,那时亚洲公司和香港分社就怕出问题,来了好多人,我们每人的后面都派一个人陪着,说是负责安全,说是国民党的特务呀什么的,很多很多。

这时,其他代表又急着回去,决定还是坐飞机。不巧,我们坐的飞机正是着火的那个,肩膀黑黑的,是十九号。大家又害怕了,可是,都到了机场,也没办法了。发动时又说电力不够,让我们下来,大家都怀疑起来,还能不能回到西藏了?能不能中途把我们掉下来?谁都不敢说话。

路程很远,从香港九点或十点起飞,天黑时才到达缅甸的仰光,飞机要加油,停了一个多小时。仰光的中国大使招待了一顿晚餐。

到加尔哥答时是晚上十点左右,差不多夜里了。大家这才高兴起来:没有从飞机上掉下来,又能回到西藏了,多好。

从加尔哥答到噶伦堡,就快过藏历新年了。噶伦堡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像故乡。可是,我却觉得印度很穷,城市、住房、道路,一看就不想住下去。那时,我和罗部长及后藏的代表,住在帮达仓家,察珠仓住在自己的家,归夏巴住在桑杜仓家,他的老婆是桑杜仓的女孩。

帮达仓家接待得很好,我住四楼。1951年达赖喇嘛到了亚东,如果来印度的话,就是住在帮达仓家,上面都画了黄色。

过了噶伦堡,就开始骑马了,牲口走得慢的话,要二十天才能到拉萨,但是,我们只花了十六天。从拉萨到北京,我们花了二十八天,要是从昌都走,得一两个月。

我们在上海定的绸缎,1954年夏天到了拉萨,我们四家在帕廓街开了一个商店,卖了一部分,剩余的根据自己的资金,就分了,自己处理自己的,送人啊什么的。

织地毯的机器也运进来了。中央从天津派来一个技术员,这个人后来找了一个藏族老婆,还培养了织地毯方面的技术员,几年后,才回去。但是,洗羊毛的机器太大了,一直没有运进来。

地毯厂先安排在查几林卡,就是今天西藏军区的西边。西藏地方政府派了一个四品官多底负责管理地毯厂,后来,地毯厂给了“青妇联”,再后来给了我们单位,由我负责。等归夏巴(54年从中国回来)当了我们察西列空的总管助理时,地毯厂就由他负责了,直到1959年。文化大革命中,归夏巴去逝。

我们从中国回来后,向青妇联会议传达了在中国的感受,尤其是去全国各地参观的看法,经济的发展、民族政策……归夏巴和我分工,会议的过程我说,他传达了中国参观的感受,他举了一个例子:传说西藏牧区有八个部落,我虽然是这个头头,但是我的头头在家里。我的头头是妻子的意思。说明家里女人权力大。当时擦绒夫人生气了,说,你们传达的很好,再传达一次,结果我们再没传达。

十五

1954年秋天,我最小的儿子被十四世达赖喇嘛认定为甘孜寺的嚓嘎活佛。甘孜寺向地方政府写了报告,请我们参加坐床点礼。地方政府完全同意。这样,我和老伴、岳父、老伴的小弟弟及接我们的寺庙管家,沿着昌都的北路,去了甘孜寺。

小活佛和母亲坐了两个螺马拉的轿子,一前一后。我们一天天搭帐篷,看哪个地方草好,就停下来,从拉萨到昌都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从昌都到四川我们坐了汽车,西藏工委也写了介绍信,昌都解放军派了一辆美国吉普车,另外,还有十几个佣人和东西派了一辆解放车。过了却儿山,就是二郎山,然后到了甘孜,我们从多多寺骑马到了甘孜寺。

坐床典礼后,在甘孜住了一个多月,我和老伴还有她的弟弟和一个佣人,到北京看望在中央民族学院读书的大女儿。国家民委接待了我们。先住在一个饭店,后来,我们搬到了鼓楼那边的达赖喇嘛办事处。民委又安排我们到华东地区的上海、南京、杭州参观。还派了接待员和翻译,达赖喇嘛办事处的江坚•次仁旺姆和我们一起去了,参观结束她返回北京。

1955年5月,我们回到甘孜,老伴的弟弟留在了中央民族学院学习。

小儿子嚓嘎活佛、岳父,还有老伴和我以及佣人从甘孜回到西藏,54年12月25日,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通车,回来时已有车子了。但路不太好,到波密时出现了泥石流,没有办法,我们只得把车子放在这边,寻找没有泥石流的地方。

十六

1956年,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陈毅副总理率中央代表团到了西藏,噶夏在西郊搭起了帐篷,达赖喇嘛也参加了,西藏所有的官员都参加了,我也参加了。后来,陈毅到了日喀则班禅那里,其他代表团的成员也分别访问了牧区、农区等地方。

代表团的副团长有个叫宫无明的人,是全国工商联的副主任委员,沈阳工商联主任委员,他召开一个工商联大会,介绍全国工商界的一些情况,我和帮达羊陪就组织开会,当时打算贸易公司来负责,跟我们协商准备成立西藏工商联,后来决定六年不进行民主改革,成立工商联的事就暂缓了。

1956年秋天,成立西藏青年联合会,我被选为青联委员。中央派了青年代表团,代表团副团长之一孙福林,是全国工商联的副秘书长,到我家里访问,也讲全国工商联的一些事情。

1956年夏,我参加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工商处,当了计划统计科科长。五六年冬天,召开第二届全国工商联会议。由拉萨、日喀则、昌都的代表组成了十个人的代表团,参加了第二届全国工商联大会。我和帮达羊陪及翻译坐军用飞机到北京,其他的代表、佣人及陪同的干部都走青藏公路,坐汽车到青海,然后到北京。

到北京时,都在敲锣打鼓的,赶上了公私合营。

第一届工商联会议时,是三反五反,会上、小组都是讨论这个问题。那时西藏刚解放,我们也不懂,就找翻译,让他好好看汉文,给我们说说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说,哎呀,你们西藏不用讨论这个问题。

这次会上,是讨论公私合营。工厂的经理、厂长和工人在一块,和过去不同了,他们谈思想改造、谈定息……无论是小组会上还是大会发言都是这些问题,我们又不明白了。

会后,我们十个代表组成一个参观团,到全国各地参观。翻译是帮达吉米。到了杭州以后,遇上西藏国庆参观团,我们就合并了,一起到了华东的一些地方。到上海时,去了荣毅仁等几个资本家家里。了解了过去的经营情况,公私合营以后的情况及安置的情况。那时,荣毅仁不在上海,五六年,他调到了北京工作。西藏工商代表分别去的资本家家里,都准备了晚餐。他们的经理还是经理,只是官方派了一个代表,他们定息拿百分之五,可以拿十年。

1953年第一次去上海时,我住在一个花园里,叫东福路招待所,窗帘及桌布都是黄缎子的,在一个花园里。那年,参观团长是桑颇•次旺仁增。名誉团长是帕帕拉•格列朗杰,当时,他十七岁吧?

1956年,我们住在上海大厦。

在北京时,全国工商联孙福林等人,还请我和帮达羊陪吃了饭。饭店在西单,据说非常有名,毛主席也在那里吃过,是吃烤肉。

吃饭时,孙福林让我们到苏联参观旅游,说,苏联现在挺好的。我和帮达羊陪商量一了下,觉得还是回西藏吧。我们说,哎呀,我们不怎么想去,苏联么,没什么意思,就拒绝了。那年,工商联组织去苏联的都是民族资本家,和其他的接待不一样,非常周到。

在中国呆了五六个月吧,就回西藏了,还是我和帮达羊陪、帮达吉米坐飞机,我的两个佣人、帮达的两个佣人就坐火车和汽车沿青藏线回来了。

我们在中国时,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去了印度,参加释迦牟尼诞辰二千五百周年,好多西藏官员陪着去了,也有的是自己请假去的。好多贵族都去了。

我们回来时,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也回到了西藏。

有的官员说,哎呀,我们都到印度朝佛,你们却都去了中国。

1956年到中国以前,拉鲁夫人央宗次仁请达赖喇嘛讲授《金刚经》。三大寺及其他寺庙的喇嘛尼姑——僧俗群众都到罗布林卡听《金刚经》。所有的大活佛、呼图克图、白教、萨迦教等都参加了。就在演藏戏的那个地方。

人们纷纷送礼,发酥油茶、发措玛哲希,向达赖喇嘛敬献茶、米、绸缎、银子、金子,按照自己的经济情况而定。

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回来后,决定六年政策不变。好多机构就撤了,西藏的干部职工凡是有希望的、年轻的都派到中国学习,因为这里没有工作了。我们有个女佣人央吉,是1956年时我老伴介绍给妇联参加工作的,1959年精简后,叫她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当然,回家也行,反正没有工作了。她回到了我们家,她说,她还要供养妈妈。她妈妈是个瞎子,是我们一个庄园的老百姓。我们说,你这么年轻,还是去学习吧,工资我们照发给你,她就去了中国,民主改革后,她回来当了拉萨市统战部副部长。

十八

1957年7月,团委良风叫我参加第四届世界青年和学生联欢节。

派了一个美国吉普,送我从拉萨到青海,然后,我坐火车到北京。在北京,好多省、市、自治区的青年代表都集中了,团中央组织报告会,学习会,提前训练了一个多月。

我是西藏代表,住在和平宾馆,其他代表住在小旅馆,中央给我派了一个翻译,叫益西措,是德格人,团中央干部。几天后,青海的一个代表——塞赤活佛搬来了。

代表们天天听报告,学习讨论,当时代表团团长是胡耀帮,还有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部长吴学谦。报告的内容,主要是当前的国际形势,中国对国际某某问题的态度。结果,专有一个题目是西藏问题,谈西藏将怎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问题就交给我写了。我把稿子交给益西措翻译成汉文,中央肯定后,就共同来学习。

团中央给男代表发二百元人民币,女代表发三百元人民币,因为她们要买一些化妆品,做一些衣服。

我们都带了很多很多纪念章,像和平鸽什么的。

团长、副团长、秘书长坐飞机去了。其他的人坐国际列车,通过满洲里到苏联。

在火车上我跟塞赤活佛在一个包厢里,我们的包厢最好,软席,有沙发,有卫生间,有淋浴。塞赤活佛是塔尔寺的主持,塞赤在藏语里是金座的意思。

从北京到莫斯科一共用了十七个昼夜,每到一个站,都有迎接和跳舞,最少也要停十几分钟,也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时候。

到莫斯科后,都住在诺什山根旅馆,是专为联欢节盖的。我和青海的塞赤活佛住一个房间,苏联给我们派一个小伙子扫地,整理屋子、被子、倒茶、倒水,那个小伙子是穆斯林,星期五下午就不来了,他去做礼拜。当时,连团长都没有派人伺候。

一共有一百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参加,四万多人。国内去的有党员、干部、军官、科学家、知识分子、劳动模范、艺术家、运动员、民主人士占的比较少,虽然是青年代表团,七十多岁的老头也有。

联欢节进行了十五天,有体育比赛,文艺比赛。西藏民族歌舞团也参加了,他们跳了热巴舞,得了铜质奖章。跳热巴舞的时候,跳不开,台子小,有一个人摔了。中国的其他项目得了好多金质、银质奖章,我记得一个搞体育的举重运动员叫陈敬开,就得了金质奖章。

我们参观了克里姆林宫、列宁和斯大林遗体,当时他们两个都在水晶棺里。苏联的一个记者采访塞赤活佛,说,你们到苏联看了列宁、斯大林的遗体,有什么感想?活佛说,列宁和斯大林生前在世界上是有名的,现在他们都去世了,只留下了遗体,其他什么都没了;我们宗教上就是讲这个道理,地位再高再大也要死,死了以后都是一样的。

记者立刻不采访了,生气了。记者走了以后,我说,哎呀,你这个活佛用宗教的道理回答不行呀!

后来,参加过联欢节的人来教我们怎么回答。第二天,有个记者采访我,列宁、斯大林的事都没提,只说你到苏联有什么感想?对你的一生影响最深刻的是什么?我说了苏联怎么好怎么好,大街呀、建筑呀,卫生呀、美呀,我说,一生最深刻的就是这次联欢节。

记者乐了,不停地记笔记,说,你是从世界最高的地方来的,我们应该照个像。还说,采访的东西写成稿子后,要征求你的意见,对,发表,不对修改。就找了一个印度人和我照了像,后来,报纸登出了我和印度人的照片,还谈了我是从世界最高的地方来的。

青联节的口号叫:和平友谊。一见面就交换纪念章及我从西藏带的布达拉宫照片。男女青年拥抱接吻,中国青年男女都很害羞,其它的国家不害羞。

在莫斯科,就中国青年穿得最整齐,排队去,好像部队式的,规规矩矩的,一看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其他国家都是随便的,像匈牙利、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没什么区别。

我们有个规定,晚上都要回来,不能在其他宾馆、饭店留宿。要五六个人一块上街,不能单独行动。结果呢,苏联同志提出意见,说态度最不好的是中国青年和美国青年。我们就开会了,说咱们中国青年像保温瓶一样,里面热,外面看不出来。从此,要大家表现出来一点热情,也可以单独行动了。

联欢节期间,在苏联的一个公园里举行了大型酒会,除了团长副团长,还有十七八个人参加,我也参加了。赫鲁晓夫来了,跟大家握手、敬酒。

中国住苏联大使馆也请了中国代表团,说,今天你们回家了,平时,你们吃西餐,今天你吃中餐。

参加联欢节的接待人员包括炊事员,都是各大学的学生,培训了一两个月吧。招待得很好,说是一天四十五卢布的标准,那时候算非常高了;吃的都是自助餐,餐厅里摆着柜子,大盘子里装几个小盘,要吃什么就选什么。早餐是牛奶、咖啡、茶,都是装在保温桶里,自己倒。吃饭时,门口都是大学的学生,不停地说,请进、再见等。

各国都在举行联欢。我陪胡耀帮同志参加了印度等几个国家的青年联欢,联欢时大家一块儿跳舞。团长胡耀帮从不穿西装,只穿中山装,开幕和闭幕时,我都穿了缎子的藏装。

听说莫斯科大学很大,一个人生下后,一天住一个房间,活到一百岁才能住完。

中国代表团到列宁格勒参观后,就从西伯利亚坐国际列车回来了,艺术团的红线女、杜尽芳、魏喜奎及日本青年代表,也和我们在一个车上,我们在火车餐厅里也开了舞会。演员们都说,和藏族喇嘛一块儿照像光荣。抢着和塞赤活佛照像,还有的和活佛拥抱着照像。活佛才二十三岁,连芭蕾舞都不看,他说妇女太露了,这个不好,他是很有宗教规矩的。但是,演员们由不得活佛同意不同意,也说,恰巴同志,给我们照个像吧!

1959年,塞赤活佛死在了监狱里。

我参加世界联欢节结交了许多朋友,学会了一些歌儿,像中日友谊歌,世界青年友谊进行曲……红线女还教了我一个广东戏。跟我一块的荣毅仁的弟弟荣宏仁,我们成了好朋友,他说他喜欢西藏,他想自己开车到西藏。

那一年日本的好多人要求到中国参观,国家同意的就到北京来了。

我住在北京新桥饭店。有一天,团中央通知,在我住的地方,周总理参加接待外国朋友。宴会前,先把周总理介绍给了我,当时我穿的是藏族官员服装,有点像蒙装,周总理说,你是蒙古人吗?团中央干部介绍说,不,是西藏的。酒会上周总理给各国青年敬酒,也让我跟周总理一起敬酒。听说周总理懂许多外语,可是,他从不讲外语,只讲汉语,都是通过翻译。

回来时,在兰州呆了几天,等待拉萨派来车子和一个陪同的干部,后来我们坐汽车回到拉萨。

青妇联让我传达参加世界青联节的情况,当时,拉萨有个大礼堂,我给传达了,这个地方后来着火烧掉了。另外,西藏军区政治部也让我给部队传达,我给五十二师等几个地方及社教办传达了大致情况和我个人的感受。

《自由写作》首发

(本文已被和谐,翻墙搜寻而成,编者按)

自由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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