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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的西藏 (上)

2013年8月11日

2013年4月5日星期
——恰巴•格桑旺堆先生的回忆

◎ 朱瑞整理

恰巴•格桑旺堆:前西藏噶夏政府金融总管,后历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工商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西藏分行副行长,拉萨市副市长,中国工商联常委,西藏自治区第四、五届政协副主席,第五至七届中国政协委员等职。

1927年12月15日,我出生在印度的噶伦堡。

父亲札色康•索朗多杰,曾和九世班禅大师一起到中国,任南京办事处处长。一九二五年,作为班禅大师堪布厅的四品官员,到噶伦堡工作——为从西藏去中国看望班禅大师的人们发放路费。同时,父亲在我们住房的一层,开了一个绸缎商店,专卖中国丝绸。

那是不丹大臣察绪(印度语:雅泽色朴)的一座两层楼房,后来,人们称札色康•古知,意思是壮观的札色康住宅。十三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的时候,住在离札色康只有二三里路的一座房子里,人们叫颇章。

六岁多一点儿的时候,我和姐姐一起,进入了一个叫甘班知的学校学习。这是一所女校,女孩子可以一直学习到高中毕业。而男孩子只允许读到十三岁。

学校离我家有三、四公里的路程。每天,我骑着一匹小马上学,那马的品种就是小的,由一个马倌牵着马,一个保姆扶着我。

同学中有锡金王子焦奇、锡金公主古古、古拉,还有不丹大臣也就是我们房子主人的女孩札西拉。

父亲专门找来了一位锡金人,帮助我复习课程和学习英文。

1933年10月30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父亲代表九世班禅,于1934年,从噶伦堡启程,回西藏为达赖喇嘛发放布施。

我们,父亲、母亲、姐姐和我四人,先到了尼泊尔,朝拜了蓝毗尼和其他佛教圣地。每到一处,都要点酥油灯、献哈达,向穷人、乞丐布施。在加德满都,尼泊尔国王接见了我们一家。我们住在切荣卡雄的附近,东边有双塔,西边有帕巴新宫,有山、有树、有猴子。那时,每次出门,我都带些花生米喂猴子。下午四点左右,尼泊尔国王要派人送来班丹,就是一筐素菜,一筐水果:有芒果、橘子、香蕉。一到时间,我就站在房顶张望,我想吃水果。

后来,过了喜马拉雅山,噶夏政府从挺日的藏兵里,派出十名警卫,一个排长和一个连长一直护送我们到了札什伦布寺。当时的警卫还包括九世班禅大师从中国派来的僧官旺堆,后来,在十世班禅时期,他叫达拉木•阿旺晋巴,死于文化大革命。

我们在札什伦布寺及后藏大大小小的寺庙时,都点了酥油灯,并向集会的僧人们发放了酥油茶、大米做的各种干果,藏语叫明达,大米里加了盐和牛肉的粥藏语叫哲杜,以及用糌粑做的粥,藏语叫土巴。最后全家到了拉萨。刚到拉萨的时候,我们住的房子在鲁普,没有玻璃,风吹来吹去的。不久,搬到帕廓朗吉冲卡,房子才好了一些,也是两层,仅仅住了几年,又搬到了帕廓东街的伦康萨。

从印度回来的时候,父亲给我和姐姐带来了一位英文老师,是印度人,叫哥比,二十岁左右。后来,他在西藏结了婚。女人起先是藏族,不知怎么的,又成了回族。我们都叫她藏回族。

那时,早晨和下午合起来,我有四个小时在家里学习英文,其它的时间,我们在塔不林度过。

塔不林,是干达乌杰啦开的一所藏文学校,从前,父亲也在这所学校读过书。进这所学校有个规矩,要给老师送礼,随便送什么礼都可以,羊腿呀、牛肉呀、米呀、面粉呀。第一天入学要给同学们吃措玛哲希,也就是人参果米饭,倒酥油茶。老师会指定大一点的学生,替新生倒酥油茶。仪式结束后,学校放假一天。就是说,每当有新生入学,学校就要放假。另外,每月的月圆日,即藏历十五和三十,也要放假。

藏历的十四和二十九要进行藏文书法考试。按成绩排列。第一的学生要打比自己成绩差的,第二的学生也要打比自己成绩差的……男孩打脸,女孩打手。

老师是农垦局的秘书,西藏有名望的人,很少说话,也很少打骂学生。他培养了很多的学生,比如索康噶伦等贵族子弟。

当老师下乡收粮时,他的侄儿维色坚赞喇嘛就代替管理学校。这个人脾气大,粗暴,有一次,我的字写得不好,他往我的屁股上打了十多下。后来他去了印度,当了功德林札萨。现在也有八十五、六岁了吧?

每天早晨,学生到学校后要念文章,有的念卓玛、色记母(护法神)、恰车、九九乘法;有的念报告、合同、政府的布告,只要是练习,什么都可以念。还要练习写字,先用木板,后用纸,很有规律。

学校里,贵族家的小孩坐在一个小的屋子里,房子靠东,有窗子、有地板。其他一百多学生,在一个大屋子里,不分年级,由藏文字母区分每个孩子的文化程度。一个孩子要在塔不林学习六、七年,最长的也有学习十几年的。这所学校只学习算法和书法,如果学习文法,毕业后,得再找学校,像这样的私塾,拉萨有十多家。

一年后,我跟母亲回到了噶伦堡,继续学习藏文和英文。父亲去了玉树班禅大师那里。

1937年,传来了九世班禅大师圆寂的噩耗,母亲哭得昏了过去。不久,我随母亲开始了为班禅大师发放布施。像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布施一样,我们先去了尼泊尔,除了原来朝拜过的地方,还去了措边玛,那是莲花生大师的出生地。湖里有一块块草坪,草坪上有莲花,如果有缘份的话,莲花会移过来,按正时针绕着香客转上一圈。标志着莲花生的莲花,就有这个特点,不过,不是所有的香客都会得到莲花的环绕,得有缘份。

我们从噶伦堡回到拉萨后,又和父亲一起,到西藏的大、小寺院布施。而后,我们一家到了日喀则。不久,姐姐嫁给了日喀则附近的一位贵族:德赖拉木得,他是宗嘎和帕里的宗本。姐夫还有两个妹妹,一个是同父同母的次央,后来成了热振仁波切的弟媳;另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朗杰泽珍,嫁给了热振时期的俗官觉札。

姐姐完成婚姻大事后,母亲返回了噶伦堡,而我和父亲回到了拉萨。从那以后,许多年,我没有再看到印度。

在拉萨,父亲送我到车仁夫人家里学习。车仁夫人对学生们很耐心。她的英语标准,方法也灵活,比如教写信,我们写好了后,不对的地方她总要修改。在车仁夫人的家里,我学习到十五岁。

1939年,热振摄政的拉章修好,大贵族们纷纷前去祝贺,我也随父亲到了热振寺,一待就是十几天。家家都搭起了帐篷,附近的大坝子上,天天都演藏戏,林周藏戏团、觉木隆藏戏团……都来了。当时,不仅贵族,连普通的百姓也对热振很满意,因为热振摄政寻找了达赖喇嘛的灵童,并且拉萨的物产丰富了。

从热振寺回来,姐姐快要生小孩子了,我从拉萨启程,母亲从印度启程,我们在日喀则的姐姐家见面了。我和母亲在一起待了半年左右。那时,没有专门的人接生,母亲根据经验为姐姐接了生,是一个女孩。

1940年春天,我和姐姐、姐夫还有生下不久的女孩,一起到了拉萨。母亲又回了印度,这时,我的父母已经离婚了。

姐姐的命运极为悲惨。她一连生了四个孩子,四个孩子一个挨一个地长大的时候,帕里一带流行痢疾,四个孩子在一年之内,都死去了。姐姐在生下第五个孩子的时候,也难产去世了,那以后,姐夫的精神就受了刺激,许多年,都被精神病折磨着。奥地利登山家哈勒,在《西藏七年》一书中,也记录了我的姐姐和姐夫的不幸。

噶雪•曲吉尼巴,是有名的噶伦,我父亲的好朋友,也是夏札小姐拉云卓玛的朋友。

1942年,在噶雪•曲吉尼玛的介绍下,父亲与拉云卓玛,我与拉云卓玛的女儿索南卓玛结婚了,这在西藏叫朵巴知瓦或朵吉,就是两家合并的意思。

结婚的时候,要送给参加婚礼的人措玛哲希、切玛,楼上吹起长短唢呐。四个盛装的女人为大家献酒。头两个女人举着银子镀金的杯子,后两个女人举着银子做的长壶,在场的人都要用手沾三下,向佛法僧祝福。

晚上,新郎新娘睡觉的时候,被子下面是青稞写的“雍仲”,四个男人要为新郎新娘跳舞,跳的是西藏传统的舞,叫协琴。各地的协琴不一样,我认为拉萨的比较好一些。

开始,亲戚朋友们都是主动来的,每人都要献哈达,有的还带来了面粉、大米、有的带来了茶、绸缎,各种各样的礼物都有。比较亲的,还要拿出一天的请客钱。

过了三四天,该来的都来了,再看账本,派佣人拿着哈达去请客,和今天发请贴一个意思。大家又都来了以后,一般的朋友,坐一坐,喝喝酥油茶、吃吃措玛哲希、切玛,就走了;比较亲的人,要吃喝两三天。每天都是一大早就来。婚礼至少要进行七天。我们的婚礼是借吞巴的房子举行的。

1942年,我进入孜康工作。孜康负责的事情很多,比如噶厦在各宗谿存放的粮和物,当支付包括军饷在内的各项需用时,必须先经过孜康核准。

孜康里有四个孜本,三个孜主巴,孜主巴分两种,散那巴孜主巴和孜主巴,散那巴孜主巴的地位高一些。孜康里还有一个依杂,就是文字保管员。

进入孜康,要经过文字和算盘考试。一般来说,录取第一二名,三四名就算落榜了。在参加孜主巴考试时,我的算术和书法,都考了第一名。这不是偶然的,过去我在姐夫的父亲那里,专门学习过算法;后来又跟着噶雪巴、鲁康娃以及当时的孜主巴夏格巴都学习过,为进入孜康,做了不少准备。

初到孜康,要给全体官员献措玛哲希和酥油茶,还要给四个孜本每人献哈达。我入孜康时,孜本是噶雪巴、鲁康娃、执于、拉鲁。

1943年,过藏历新年的时候,我当上了散那巴。当时的孜主巴是恰白•次旦平措、顶加•次仁多吉。从这时起,我戴上了官员的绿松石帕角。

通常,在藏历新年和燃灯节的时候,都要提升两个僧官,两个俗官。

1943年12月,我当了噶夏政府的雪巴,也就是小秘书,七品官。在祖拉康上班。

雪巴和马草官属平级,当了雪巴,就不当马草官了。马草官是一个吃亏的官职,每年要从自己手里赔款几千秤藏银,一秤等于五十两藏银,相当于人民币两元五角。

1944年6月,本该轮到的那个马草官,由于给达札摄政的贴身佣人送了厚礼,就免去了这个差事,硬说轮到了我。他们找到了在历史上仅有的雪巴当马草官一例,说服我。

马草官一僧一俗,三年轮换。我当马草官时,僧官是代尼仓•强巴平措。

马草官主要负责从拉鲁庄园到哲蚌寺下面的一片草场。这里的草又高又粗,是喂马的好料,藏语叫达木札。每年藏历六月十五到八月十五两个月期间,草长得最好。因为这里的地下水格外充沛。有的地方甚至很深,能听到水牛的叫声。

在割草的季节,每个宗都要派乌拉,大一点的宗要派四、五十人,小一点的宗要派二、三十人。有的宗派不出乌拉,就给钱。割草的乌拉一般要四百多,花两个月的时间。一般情况下,我们从拉鲁廓村雇用乌拉。

割草的时候,看守都是马草官的管家。只有达赖喇嘛召见的时候,马草官本人才到场,其他的事情,都由管家负责。比如马吃完了草,要马上派人送去。还有,草不够用的时候,还需要买草。

割草时,噶厦派一名占珠(每年轮换)和两个马草官一起负责。三个人都把帐篷搭在草场的边上。占珠和马草官不一样,占珠不吃亏。因为最后还要剩一些钱,我们三个人就平分了,占珠得到的钱,就成了自己的,而马草官得到的钱,要到各宗去卖马草,这些钱是不够用的,我们还要自己添钱。

马草官负责供应的草很广,包括曲水那边的赛马、罗布林卡的两个马圈、布达拉宫墙里的马圈、雪村的大马圈。这些马有一部分专门给布达拉宫挑水,另一部分给达赖喇嘛驮东西,只有拉萨草场的达木札是不够用的。

在马草官任职三年中,有一年可以从拉萨周围十八个宗勾买马草,这方面噶厦有个规定,比市场价格低。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些宗,得留够了自己用的,剩下的才可以卖。

1947年藏历6月,我的马草官任职期满,三年中,两个马草官每人差不多亏三千多秤藏银。为了补尝损失,噶厦在马草官任职期满后,给一个宗管理三年。这期间,既可以自己管理,也可以派人管理,还可以租给别人管理。

当时,派我和哲蚌寺桑木洛康村的一个僧官共同管理申扎县,就是说,我当了申扎宗的宗本。由于当马草官和婚后盖新房,我欠了许多钱,连做生意的资金也没有,只想把债务还清就行了。因此,我把申扎县租给噶雪巴,租金为一年二千秤藏银。

申扎宗出产羊毛。那年,正赶上世界羊毛价格上涨,上交噶厦的又不多,宗本就有了机会做羊毛生意。噶雪巴和桑杜仓合伙做起了羊毛生意。在西藏,人们常说到牙、帮、桑。牙,是指热振摄政的拉章,帮,指帮达仓,桑,指桑杜仓。他们是西藏有名的三大商贾。一年下来,噶雪巴和桑杜仓两人的生意尽管很好,可是,噶雪巴遭遇了麻烦,被逮捕入狱了。

这得从热振事件说起。当热振摄政被关进布达拉宫夏钦角监狱时,写过三信封,一封给达赖喇嘛的经师赤江仁波切、一封给僧官仲译钦莫群培土登、还有一封给噶雪巴噶伦,希望给予帮助。当时三封信都交给了看守,最后,落入达札摄政手中,因而,引起了达札摄政对噶雪巴的不满。另一件事就色拉寺杰扎仓在热振事件的反叛中,因支持热振摄政,噶夏内部竟有人主张摧毁杰扎仓!但是,在色拉寺作战中,总指挥噶雪巴,仅把几个反叛首领交给了噶厦,保护了色拉寺的房屋和财产。这件事又一次引起了达札摄政的不满,因而,在驱汉事件中,噶雪巴遭陷害,被终身监禁在山南一座专门为他而盖起来的特别监狱中。

申扎宗就还给了我们。我只好让管家到申扎做生意,免强准备了一些资金和马,在牧区最离不开的就是马了。

一天,我的管家被筒包找去,说,桑木洛康村那边,由他们租了。当时,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父亲已经去世,噶厦派了两位官员夏苏和筒包,专门负责亚谿家的事情。筒包是一位僧官,却长着做买卖的脑袋,他一心把亚谿家的生意做好。当时,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家庭并不富有,单独也做不起来生意。我们的管家和筒包又比较熟悉,我们就同意了和筒包一起做生意。亚谿家向噶厦借了一万秤藏银。由于我的资金不足,还借给了我两千秤,就共同做了三年羊毛生意。本来只剩两年,因为有一个结尾,就做了三年。

原来,羊毛价是一驮50卢比,后来涨到100卢比。一年中,我们从申扎宗收购的羊毛有五千驮左右,等于申扎商品羊毛的百分之五十。生意做得很好,想不到的利润都拿到了。我的管家和亚谿的管家也合作得很好。

羊毛都是从申扎宗运到噶伦堡,由桑杜仓和尼泊尔商人对换。当时,没有公家对换,都是私人的。我们挣的钱大部分存放在了邦达仓手里。小部分存入了加尔哥答的中国银行。后来,加尔格答的银行被查封,我的钱至今没有兑现,已经四十七年了。放在邦达仓手里的钱倒是都回来了。

1947年到1950年,我任农垦局局长。当时局长有五人,一个是大四品官,两个是四品官,我是散那巴官,还有一个僧官是五品官。

农垦局是张荫棠设立的,也是八个局中最后剩下的一个。农垦局负责所有西藏的开荒、或是原来的田地由于水土不好,多年没人耕种,如果有人想种,可报到农垦局,发给执照,提前量一量,并把土地分成等级。土地有三等,主要看土质,头三年不交税,然后给地的主人交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土地就属于这个人了。还有一部分房产的出租和收租,都由农垦局决定。农垦局专门有一批百姓,叫米伯尔,即人头税,人头税很少。再就是拉萨的哈巴林回族,也就是汉回族,从中国过来的,大部分住在东郊,由农垦局管,里面的头头,也由农垦局任命。拉萨的藏回族是五世达赖喇嘛时期从克什米尔请过来的,当时只有五户,现在多了,大部分住在帕廓街,由另一个单位管理。

1950年藏历10月8日,达赖喇嘛亲政。人民解放军到了昌都,形势紧张,噶厦政府开了大大小小的会议,最后决定达赖喇嘛到亚东,同时,新任了一些代理官员,比如噶伦鲁康娃,僧官洛桑扎西。大多数官员们都在寻找各种理由,想跟随达赖喇嘛去亚东,拉萨留下的差不多都是些代理。

财政金融总管本来是擦绒和觉当•达拉木,孜本为夏格巴(当时在印度)。前面两人都想和达赖喇嘛到亚东,就又提拔了两个人,即占东•洛桑多杰和我。占东•洛桑多杰原是僧官大四品官,而我,仅是散那巴官,也就是小四品官。这个任命是达赖喇嘛去亚东的头一天宣布的,下午三、四点钟吧,我接到通知。到布达拉宫时,首席噶伦索康,给我们念了达赖喇嘛的任命书,通常这个决定由卓尼钦布,在早晨九点钟左右的早茶时宣读,但,已经来不及了,就交给噶厦由首席噶伦宣读。在西藏,任命官员时,先由噶厦上报达赖喇嘛,一般要报两个僧官两个俗官。最后,达赖喇嘛只批一僧一俗。

念完任命后,索康噶伦说,这个报告留给你们两人吧,一定要好好保存。现在你们马上到察绒和达拉木那里,熟悉和交接工作。

我看到报告上的第一个僧官是:占东•洛桑多杰,第二个是堪琼•洛桑丹增。达赖喇嘛批了第一个。俗官第一个是满堆巴,他是四品官,比我大多了,有三十岁吧,我当时虚岁二十四岁。我的名字是第二位,只写了恰巴色,色,在藏语里是少爷的意思,连恰巴•格桑旺堆都没写。而达赖喇嘛在我的名字上画了圈,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因为他打了卦吧?也许因为他还记得我和他的家族在申扎的羊毛生意吧?这是我自己猜的,人家都没说。

财政金融总管为四品官,一个非常好的职务,我有点迷惑了。回到家里,我和老伴索南卓玛及母亲拉云卓玛商量起来,我们都担心,如果共产党来了算账怎么办?商量来商量去还是没有答案。那天晚上,我和老伴去了她的舅舅夏苏家。夏苏刚任噶伦。我说,我该怎么办呢?我有点担不起这个责任,想请假……他说,现在是政府危难的时候,正需要你,还是不要请假吧,这是政府信任你。

第二天,达赖喇嘛等人都走了,就是请假也没有地方了。

藏历铁兔年2月,卓尼钦布在布达拉宫达赖喇嘛的客厅,就是色木琼票屋,举行了一个提升仪式:

早晨,我穿了四品官衣服,和老伴孩子一起喝酥油茶、吃措玛哲希,然后,带了五个佣人骑马到祖拉康,向释迦牟尼献哈达、磕头后,又到了布达拉宫。我先去了达赖喇嘛的客厅,虽然人不在了,但法坐还在,我对着法坐磕了头、献上哈达,倒上酥油茶、措玛哲希,在里面坐一坐,出来后,到了摄政王办公室献上哈达,坐一坐,倒个茶,再回到祖拉康,到噶厦献一条哈达,在垫子上坐一坐,最后回到自己家里,搭起了帐篷,专门请了喇嘛念经,然后,唢呐吹起来,亲朋好友也来了,我们请了两天的客。

当时,传说很多,有的说共产党吃人,有的说共产党专门分配私人财产。大家心里都很不安。有一位贵族老太太,叫拉龙素杰,男人早死了,她本人也没有在噶厦做过工作,还是跑了,她最怕的就是共产党来了先吃她,因为她很胖。这种时候,佣人也劝我们说,谁谁贵族都走了,我们不走不好吧?在拉萨太不安全了!还说:“我们的主人呀,什么也不懂,人家都急着走了,他们还是不走!”当时,对共产党,我们一点也不了解,究竟是不是一个鼻子两只眼睛,都不知道。

以前,我并没有在噶厦担任过重要的职务,还是不要走吧,再说,人吃人,也不会先轮到我们吧?

我所在的财政金融机构,藏名叫札西洛珠康洛仓宫。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取的名字,1931年成立,牌子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手写的,盖了章,挂在办公的军械厂,位于拉萨北郊,我们叫扎基,包括造币厂、制造枪支弹药厂、电厂。

1910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学习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新东西,回来后,也准备发展军队到一万或一万五百人,并装备武器。过去,西藏的军队只有几个人,也没训练过,只有火枪。

金融机构主要发放货币,维持军队的工资和装备。刚开始,一方面造枪支弹药,一方面造币。造枪支弹药,就是造英式步枪和子弹。需要的炸药都是从印度进口的。枪是造出来了,但是试枪时,不能用手拉,必须挂在树上,用绳子拉,由于技术不过关,很容易整个爆炸。不久,这个枪支弹药厂就黄了。

达赖喇嘛从印度回来时,还带来了军事技术人员,有一个英国人叫良丹色卜,专门训练士兵。主要训练“波利斯”,即公安人员。良丹色卜和达赖喇嘛说,我和你们西藏军官一样服务,也想和西藏军官穿一样的衣服。于是,他留起了长发,还把头发卷起来,戴上了象征噶厦官衔的帕角,不过,一般西藏军官的帕角都是红绸子的,而良丹色卜的帕角是黄绸子的。

再说造币。过去西藏造币是木板印制的,数量少,质量差。现在,造币厂分两个系统,一个纸币厂,一个硬币厂,各有一僧一俗两位厂长。印纸币有八个人,都是噶厦政府的小吏,四个是布达拉宫机构的,四个是祖拉康的。硬币是指铜币和银币,有两个技术人员。

在林芝那边,有专门的造纸厂,制造钞票用纸。银子还要炼,亚东那边专门有炼银的地方,最后,拿到拉萨,通过机器,变薄,一个个下来成形。后来,炼银的地方又搬到了墨竹工卡。

实际上,制造藏币并不像说的这么简单,有好多程序。还有,钞票上的数字,数目都是手工写的。过去有三个人专门做这件事,都是山南曲松宗的人,他们在老家学的一种字体跟别人不一样。中国人来了以后,大量发行纸币,手写的数目就跟不上了,增加到了六个人。

假钞,我是一眼就能认出来的,真正的纸钞要经过磨光,打上进口油漆;再就是字体,一下子就鉴别出来了。并且要有达赖喇嘛的红印章和我们机关的黑印章。

取达赖喇嘛的印章,还有一个过程:先写报告,然后达赖喇嘛派四个贴身警卫僧人中的一个,骑马背着印章,到我们这里,先让我们看一看卓尼钦布的蜡章变没变,没有变,才打开,挂在机器上,和我们的印章一起,印完钞票后,放起来,再盖上我们机关的印章(我们机关有三个章),这时,达赖喇嘛的贴身警卫才能回去。回去后,还要写报告,说明这次印了多少张钞票,到时候达赖喇嘛一检查,就知道每年印多少张纸钞了。

印一张纸钞,要六七个程序。一下子印不出来。第一道程序,是上黄色,第二道程序上红色,第三道程序上黑色,第四道程序上深蓝色,第五道程序上绿色,第六道程序盖达赖喇嘛印章,第七道程序写这个报告。

纸币的面值,有一百两、二十五两、十两、七两五、五两。硬币分两种,银币和铜币。银币最大的是十两,也有三两,一两五,其中一两五的硬币是纯银的,质量最好。

我们三个总管,占东、桑颇,还有我不分工,有事商量,如果两个人同意,一个人不同意,也不行。

刚建立机构时,需要银子,就给各大贵族、商人发放了许多资金,从印度收购银子。开始收上了许多,后来银子涨价,都交不出来了,成了债务。我交接工作时,合同见到了,东西没有。我和僧官占东发现金库里只有五个多拉的金子,除此,都是空的,现款也不多,原有的几千张二十五两的纸币,还没来得及写字,也被擦绒带到了亚东。《十七条协议》鉴定后,达赖喇嘛从亚东返回时,这些纸币也送回来了。

过去,西藏财政开支大部分都是实物,货币发行量不大,物价上涨也很慢。1951年以后,货币发行量比过去大了,一个是物价上涨,一个是解放军一来就发银元,也就是钢洋(一箱一千块左右),钱的投放比过去大了,藏币需要量增加。比如,一百两票子,一个藏文字母,要印两万五千张左右,后来,三十个字母都用完了,又重新印,从第一个字母开始。前后印了四十六个字母,现在看起来不多,但当时很多,出现了通货膨胀,粮价也提上去了。1951年一克粮食大约值四十五到五十两藏币(一克粮食差不多有3•28斤)。到了1958年或1959年时,每克粮食大约值二百两藏币,仅仅八、九年的时间!

再说电厂,有一个厂长,是从英国学习回来的。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曾让龙夏带领四个贵族学生到英国学习。一个学习电力,一个学习地质、一个学习军事、一个学习邮电,只有学习电力的学生学成了。

1953年或1954年吧,西藏军区和我们搞了一个联合电厂。那时,西藏军区的汽车修配厂及工厂都要用电,我们的电厂也经常出毛病,技术不够。

另外,军区有个汽车修配厂,没有落脚的地方,也没机器,军区后勤部的徐政委和我们三个总管商量,想用我们的造枪支弹药工厂,我们都同意了。我们愿意给解放军帮助,为了《十七条协议》,为了人民当家作主,人民解放军辛苦地背着背包进来,不容易。

三个总管都和军区相处得很好,有时,军区那边请我们看电影、看军区歌舞团跳舞。过藏历新年时,我们也请军区的政委们吃饭,就这样,一直到一九五九年,大约六七年的时间。军区还给我们三个总管的家里装了电话,是那种背在身上的,当时只有阿沛家和索康家有这样的电话,也是军队装的。我家的电话号,到今天我还记得,是910,占东家是930,桑颇家是920。文化大革命抄家时,他们看到了这部电话,就说:“啊,你有军队的电话,你是特务!”

1956年,解放军在拉萨郊外建立纳金电厂,纳金电厂的总指挥是索康噶伦和一个姓付的参谋长,由中央政府开支。当时,需要炸药炸一座山,我们这个金融机构有好多炸药,都是建枪支弹药厂时,从印度进口的,还有比较好的水泥,也是从印度进口的,是桶装的。付参谋长请我们借给他们,我们三个总管商量后,全部献给了纳金电厂。

后来,索康跟我们说,付参谋长批评了他,说,你是噶伦,又是电厂总指挥,可是,你的工作还不如三位金融总管积极!这是索康跟我们讲的。

不记得是1956年还是1957年了,索康代表达赖喇嘛到蒙古祝贺成立多少周年的庆典。他回来说:“内蒙现在差不多都变成汉人的了,以后,我们西藏也要走这条路了……”

1955年,国务院召开第七次扩大会议,决定西藏成立自治区筹委会,藏军编入人民解放军。藏币用中央的钢洋对换,停止发行,中央给四百万银元来对换发行的藏币。中央每年给西藏地方政府七十万银元的财政补贴。这是由阿沛传达的。

接下来,按官位分组讨论。比如四品官在一组,以此往下划分。我们三个总管在会议上都说了,西藏货币发行没有资金后盾,没有什么计划,需要多少发行多少,而外国发行的货币都有计划和后盾等,所以,物价上涨,藏币贬值,老百姓吃亏。我们三个人统一发言,支持中央有关货币方面的决定。

这时,僧官反对,说私人银行才需要后盾,而我们西藏政府的货币不需要后盾,我们这个是政府的,没有问题!再说,各寺庙的好多钱都在藏币上,像贷款、宗教基金,换成银元的话不稳定,损害宗教。好多人都发了言,帕拉卓尼钦布说得多一些。还有把藏军编入解放军,也是好多人反对。

这时,长江以东的藏族居住地在搞土改,好多头人、土司都跑到了西藏,形势复杂了。但是,我们机关在积极地配合共产党工作,我们搞了停止发行藏币的措施:

首先,专门组织机构对换藏币,今后发行银元。

其次,起草了一个布告给全体西藏人。大致内容是藏币从此不发行了,过去的藏币用银元对换,希望全体人民、寺庙、庄园,都要放心,因为银元是银子做的,比藏币可靠,我们的藏币没有资金后盾,中央政府的决定很正确,希望积极对换。

1957年,西康发生叛乱。有一天我们三个总管到噶厦开会,索康说,货币暂时不能对换了,因为银元运不出来,重新组织人员制造藏币吧。

藏币就一直发行到1959年。

每年传大昭时,有五百骑兵左右,二个雅索,即骑兵统帅。1951年,雅索是我和曼堆巴,上报金融总管时,他的名字在我的前面。雅索是轮流的,每个散那巴以上的官员,都有一次当雅索的机会。

传大昭时坐在祖拉康的露天里,噶厦在前面,雅索在后面。先是铁棒喇嘛宣布拉萨的秩序,然后首席噶伦给我们两个雅索讲话。最后,每个雅索带着七个佣人和骑兵到“卢布那嘎底”,就是布达拉宫前面的草坪上,现在的自治区政府所在地。那里已经搭起了帐篷,在最好的帐篷里,有我们两个雅索的座垫,垫子很高,我们要在上面坐一坐,这一天是藏历元月二十二号,叫卢布那嘎底。牧民也有两个雅索,那是牧民的头人。

全部到达卢布那嘎底后,其中的一个雅索,给下面的官员和牧民进行讲话,宣布规章制度;另一个雅索念政府布告,是宣布骑兵的规章制度,包括传昭的重要性等。这时,每个雅索,都有五个盛装的女人(共有十个),献他扎西德勒。这五个女人要求容貌好,尤其头两个人最重要,通常是雅索请来的,是雅索的亲戚或朋友,都是贵族的太太或小姐,五个女人都带着自己的佣人,每个人差不多有二十几个佣人吧。这天,很多贵族太太都要来,主要来欣赏女人的衣服,马的鞍子,女人们比雅索先到,专有属于她们的帐篷,以便穿穿衣服化化妆。

元月二十三日,叫扎基孜卜夏。是雅索的第二天,要带着骑兵到北郊,这天,俗官从噶伦到六七品官,都要到扎基。

程序:

所有的俗官,都穿上了蓝色缎子的“占西”服,衣服上有龙、云、山、水,坐在前面,骑兵在左右两排。骑兵一家一家的到前面接受检阅。每报告一遍,俗官们就从骑兵的帽子一直赞颂到马鞍。这一天实际上是阅兵,就是检阅骑兵。

结束时,所有的官员都要吃饭,吃香坡寨(咖哩饭),锅是铜制的,有盖子,藏语叫夏多啦。我们每人的衣服里都有一个木碗,是特殊的木头做的,藏语叫“朵雅”,出产于西藏边境,一个碗差不多合人民币一千多元钱吧,上了漆,是黄色的,有好多花纹,花纹是圆的,一圈一圈的。吃过饭以后,第一个是右排,第二个是左排,和汉人算法不一样,在两个雅索的带领下回到拉萨。

藏历元月二十四号,叫莫罗木多加。这个在汉语里的意思,可能是送鬼的节日吧?在拉萨鲁普群艺馆那边,我们西藏过去的参议院的位置,专门把草立起来,点火送鬼,一年中不好的东西都送走了,喇嘛吹着唢呐,有几百个喇嘛,雅索也带兵前去。

然后,雅索到吞巴家门口,垫上很高的垫子,坐在那里,亲朋们给两个雅索献哈达,两个雅索并坐,前面各有一个放哈达的小桌子,为了避免哈达一个多一个少,事先要给亲朋发出去许多哈达。

这一天,如果达赖喇嘛在祖拉康,要透过日光殿的玻璃窗子看莫罗木多加。如果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就不看了,但有人邀请的话,达赖喇嘛会出来。这时,人们也要排着队来看,人太多的,前面已经到了祖拉康,后面还在布达拉宫。

元月二十五号,叫强巴丹真。天亮的时候,强巴佛坐在马车上,在帕廓街转一圈,意思是强巴佛的世界已经到了。大家都急着见强巴佛。

接下来是赛马、赛人。这时的赛马,是没人骑的,马自己跑,从哲蚌寺那里过一点,要跑到拉萨大桥那里。有政府的马,噶伦的马,其他官员的马,然后要表彰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都要排号。赛人,就是人跑。从功德林那里开始,跑到清真寺这边,这个我们叫坡了琼。就是中间赛跑的意思。还有,就是在财政厅卫生厅那里,过去那个地方是草坪,叫江汤那嘎,从那里跑,一直跑到今天的阿巴林公司,过去叫秋拉加。

还有人骑马、长跑,先要排好队,等开了火枪,才能跑。大家骑的都是比较好的马,以后在祖拉康看,跑的路线是一直到帕廓南街,后面的几个人到了要脱帽,给噶伦敬礼。

这天结束后,传昭就结束了,三大寺的喇嘛及铁棒喇嘛都回了寺庙。

元月二十六日,叫宗结香陪。两个雅索带着骑兵到今天拉鲁前面的草坪上,那里是跑马赛场。雅索选出骑兵中最好的。噶厦给他们献哈达,与二十三号一样,一天的时间,雅索和其他的官员在帐篷里看比赛,开火枪,射剑,舞剑。

元月二十七号,我们叫那木达。拉鲁附近那个地方有个房子,比较大,没有窗,像个栅栏,上午雅索带兵到那里,射剑,射得最远的是一千步,到一千步,就是第一名了。下午玩“帕拉嘎”就是现在比赛的那种,专门有几个俗官喜欢玩这个,然后我们要敬酒,那天就等于传昭节日的闭幕式,我们高高兴兴地玩一玩。这天还有“加卜啦”,一种专门的麦子做的,即不是大麦也不是小麦,是另一种麦子,由雪列空做的。

噶伦和射剑的人要打睹,输者喝青稞酒。这方面有个规定,四个警卫员,把噶伦的碗放在桌子上,由射剑者脱掉帽子,敬礼,表示敬酒的意思。如果射剑者输了,他便拿出自己的碗,跪着捧在噶伦面前,专门有人倒,碗由两个绸子包起来,有的是绿的和红的,有的是蓝的和红的,面里有纱。

噶伦的警卫是政府派的七品官,一个警卫当三年,然后给一个好的宗,警卫叫“僧卡”。

雅索那一天换两次衣服,上午的衣服“点西”,是黄色的,下午是金丝缎做的。雅索六天穿七种衣服。二十七号穿的两种衣服是自己借的,都是古缎,不是街上的一般缎子,做也做不出来,买也买不到,只有到大家族去借。

我当雅索时,贵族都到亚东去了,那一年,借衣服很难,我的一个亲戚占东从印度寄回来的了两件衣服。

雅索完了搞宴会,请客两天,藏语叫玛克顿,专门请亲朋和当雅索时的下面的官员和几个献扎西得勒的女人。

十一

1951年5月23日鉴定《十七条协议》,7月份张经武代表经香港、印度到了西藏。他和几个警卫员,骑着噶厦政府派去的马来到拉萨。那天,噶夏政府在一个专门接客人的林卡——金才罗朴定搭了帐篷。参加欢迎仪式的都是俗官,可能是五品官以上,我记不清了,给张经武献了哈达,有一个噶厦政府的官员把大家一个个介绍给了张经武的翻译平措扎西,张经武和大家握过手,就坐下了。那时,噶伦都在亚东,只有两个代理噶伦来了,大家喝酥油茶,吃措玛哲希,然后张代表回家了,他住在赤门家里,现在的城关区政协委员宿舍。

1951年8月,达赖喇嘛在噶厦众官员的陪同下,从亚东回到拉萨,直接到了罗布林卡。这以前,阿沛和昌都总管下面的各个官员都回来了。地方政府把他们在各个机关的债务利息免了,所有从昌都回来的官员的债务全免了。

还是达赖喇嘛在亚东时,阿沛被捕以后,秘书色木宁和现在的金中•坚赞平措,当时是阿沛的工作人员,送信来了,里面是阿沛的建议。这两个人见了摄政王,就亲自到亚东去了,阿沛的信送到了亚东噶厦手里,两人来回的路费,我们机关负担了。

1951年第一批人民解放军,从西康骑马到了西藏,这是东部路线,带队的是王其美,还有平措汪杰等人。那时,西藏政府在拉萨河大桥附近搭了帐篷迎接他们,人民解放军一来,树林里和墙上都贴了标语,内容大致是“为格达活佛报仇!”“帝国主义滚出西藏!”

我们照常给王其美和平措汪杰献了哈达,王其美发言,手敲着桌子,声音也大得很,和标语一样的内容。王其美个子虽然很矮,但说话很凶,我们过去没有听过共产党说话,那是第一天和西藏政府见面,他没什么客气的。

阿沛在西藏地方政府所有官员的会上传达了《十七条协议》的产生过程,可能传达了两三天吧。阿沛说,这个对了,大家就按《十七条》执行,如果不对,他是十七条首席代表,他有责任。人们发言都是赞扬,对阿沛表示感谢,没有人说《十七条》不对。会后,人们的话就多了,有人说共产党拉拢阿沛,西藏的实权都丢了……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但会上没人说,都说阿沛辛苦了。

然后,张国华司令员的大量部队来了。步兵一来,吹着军号,非常威武,在帕廓街转了一圈,很隆重的仪式。西藏政府的噶伦和官员都去了,献哈达。在东郊拉萨大桥附近,那时是空的,搭了一个台子,台子上有张国华司令员、谭冠三及西藏政府的噶伦和官员,大家都站起来阅兵。

十二

1952年,班禅大师回来。地方政府也在东郊搭帐篷迎接。派了许多官员陪着。其中一个噶伦、三个大四品官,还有四个四品官,好几个散那巴及五六品官。僧俗官员一共一百来人吧,当时,四品官中,我也去了。

我们先陪班禅大师到祖拉康,祖拉康举行了一个夹道欢迎仪式:我是四品官,和散那巴及五六品官走在班禅大师的前面。

那天,班禅大师的警卫员都是安多人,他们不懂规矩,因为前面的人走得慢,一个劲地喊着让路,还伸出了枪杆子,把前面的人都赶走了,他们绕了一个路,先到了祖拉康,当我们按着指定的路线跟班禅大师到祖拉康时,他们正在看着我们呢。

我们又跟着班禅大师到了布达拉宫。

快到仪式大厅时,达赖喇嘛的经师赤江仁波切和林仁波切,向下一层迎接班禅大师,班禅大师的好多警卫也跟来了,还带着枪。当时僧官四品以上在里面,我是俗官,站在门口。看见大厅中间是达赖喇嘛的垫子,班禅大师的垫子在大厅的一个台阶上,班禅大师一进来,在台阶的下面,给达赖喇嘛磕头,同时,达赖喇嘛在垫子上站起来,为班禅大师献哈达和曼札,然后碰头,最后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来,开始倒茶、措玛哲希等。

仪式结束,达赖喇嘛请班禅大师共进晚餐。后来,我们几个人陪着班禅大师回到了祖拉康。

十三

1952年的五四青年节,成立了拉萨爱国青年联谊会筹委会,由谭冠三负责。

那天的通知都是发给西藏政府年轻的官员的,包括我,还让我在五四青年节上发言。我记得加洛顿珠也参加了,那时发言用藏语,颇桑也发言了,还有一个妇女代表,是擦绒家的小姐,也发了言;金中太太的妹妹德吉卓玛,她是尼姑,也发了言。

以后,就是宣布成立拉萨爱国青年联谊会的筹委会。是宣布的,不是选举产生的。主任为谭冠三。我记得副主任是洛桑桑天。还有一个是江津索南杰布,他有五六十多岁了吧,藏文很好,还有平措汪杰。其他有十来个人吧,有我,有雪康•土登尼玛,那时他有四十岁左右、桑林•次仁白珍、擦绒•次仁卓玛,这些是委员,都是官员和贵族的太太小姐。

当时江津索南杰布去过国外,他说,今天成立的是卡拉,以为成立的是俱乐部呢,因为没有明确宗旨。实际上,当时相当一部分统战工作都是通过这个组织做的。1953年吧,又成立了拉萨市妇女联谊会。后来,三八妇女节、八一建军节、七一党的生日、5月23日《十七条》鉴定的日子,都是通过这两个组织做了一些工作。

我负责宣传,主要搞一些墙报,男女青年文艺活动、组织西藏政府的主要官员学习十七条。这是范明的爱人良风交给我的工作,她是这里的主要负责人。

可能是1952年吧,成立了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副司令员,第一个是阿沛,第二个是多喀•平措朗杰,两位都是当时的噶伦。下面还有几个副司令员,是十八军的。就在今天军区的地方,举行了隆重的庆祝,西藏政府的僧俗官员都参加了。平时,阿沛和多喀尔是带着珍珠、松石、金子的长耳环,穿着西藏官员的服装,那天,他们只戴了帕角,穿一身军装。

可能是1952年年底吧,成立了拉桑木格堆措巴,组成这个粮食基金会的目地是给解放军粮食,主要是平措汪杰组织的。他和贵族官员有联系,要求大家把存在仓库里的粮食都拿出来。当时平汪也跟我说了,我也参加了。索康、朗顿、拉鲁、阿沛、功德林等大贵族、大寺庙也都参加了。是在自愿的基础上,股票式的,一股是十克粮食。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西藏政府的粮行。这是一个新的基构。粮行一直到1959年,当时的总管是拉鲁(第一个是索康、第二个是朗顿……)。

我继续任联谊会委员。后来,组织一个西藏青年参观团,去北京参观。有我的名字,也有僧官索康•堪琼、雪康•土登尼玛、嘎雪色等七八十青年代表的名字。但西藏政府说,恰巴•格桑旺堆是财政金融总管,工作多。我的名额就让金中•坚赞平措顶替了。

同时还有一个名额,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有三个后选人:雪康•土登尼玛、嘎雪色、金中•坚赞平措。

由于在筹备阶段提倡介绍入会的会员越多越好,就达到了三百个会员,这时三百个会员进行无记名投票,选出了雪康•土登尼玛。他得了二百五十多票。他去了罗马尼亚的首都布加勒斯特。那是53年。

《自由写作》首发 http://www.penchinese.com/zyxz/92/092c3.htm

(本文已被和谐,翻墙搜寻而成,编者按)

图伯特,在破碎与完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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