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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矛盾的误读与曲解

2013年9月30日

为什么在中国,长期以来对西藏、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采用民族优惠政策,可是民族矛盾却似乎始终未见缓和,民族问题始终成为当局的心头之患对于中国民族矛盾的存在,西方国家和海外的民族分离主义者通常会将之归结为民族不平等、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而许多其他人也往往附和这种说法。其实,中国民族矛盾的长期存在而未见缓和,这其中首要的原因是与中国现有的民族自治制度有关,而另一个因素则是与民族意识的偏向性有关。

民族意识的偏向性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人性弱点。问题并不完全在于,在民族问题上是否一视同仁、公平对待,甚至大力优惠,特殊照顾,而在于,这种意识本身有一种对事物真相扭曲解读的倾向。

一、社会改造——对社会革命的不同解读

「推翻反动统治」,「打碎旧世界」这曾经被中共当作自己的历史使命。对于这种社会改造到底是不是一种历史进步,对于革命过程中的血腥暴力究竟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今天的人们可以有不同的评价。但是,应当看到的是,这种社会革命并不是特意针对某一民族而来的,不是为了消灭某一民族而发动的,而是一种不分族群的革命。这种革命打倒了少数民族中原有统治者,但它又何尝没有消灭主体民族内原有的统治阶级呢然而同样作为被推翻者,有一点不同的是,在主体民族内部,那些被打倒者,他们可以与中共有血海深仇、不共戴天,梦想反攻倒算和复辟,但却不会否定原有的民族和国家认同。而民族主义者(如流亡藏人)对此却有完全不同的解释,他们会将这种本来是不分族群的社会革命看成是一种民族压迫,一种民族的苦难,并以此作为民族分离的理由。

二、政治失误——对社会治理失误和体制弊端的不同解读

一个国家难免不会在这一或那一时期中出现治理失误,或者,一个国家在历史的某个时期,可能会选错某种体制,从而造成某种灾难性的结果。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对于国家治理中出现的失误或体制问题,如对中国过去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和文革动乱等社会灾难以及近年来出现的腐败等问题,大多数的国民即便要抱怨,也只会将之归结为某个人或某个党或某种制度的问题,即便是那些持有最激进立场的人,他们要打倒或推翻的,也只会是针对这某个人、某个党或某种制度,而不会是其国家认同。而民族主义者却会将这种不幸看成是民族压迫或民族歧视的结果,并以此作为民族分离的理由,或至少是将之作为要求更多区域民族特权和更多国家照顾的理由,而尽管那些被他们指责为压迫民族中的大多数人,因国家治理失误或制度问题,实际上也遭受了与他们同样的、甚至更多的不幸。

三、竞争中的失落——对社会竞争结果的不同解读

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同民族由于其文化不同,会有竞争上的高低之分。一些少数族群因文化宗教和历史原因而在现代化市场经济中缺乏竞争力,导致失落甚至贫穷,这是一个正常现象。这样一种结果本来纯粹是一个与自身文化和竞争力有关的问题,一个谁更适应现代化竞争的问题,一个谁应当提高自身竞争力的问题。但是这种自由竞争的结果却常常被解读为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由于竞争的失落,导致对外来竞争者的排斥,导致区域民族关门主义和区域民族分离主义。

四、传统的消失——对现代化结果的不同解读

现代化进程会改变一个社会原有的面貌,伴随现代化发展而来的是传统的建筑、服饰、饮食、宗教、语言等都会受到冲击,大气和水体被污染,自然环境遭到破坏。

城市化改变了古老的半游牧的生活方式。还有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弊病,从毒品到卖淫等等。这种情况是难以避免和逆转的。这是现代文化与古老文化的竞争。然而,如果这种变化是发生在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或发生在主体民族中,传统势力往往只是将矛头指向改革开放,只会否定现代化的必要性。可是当这种情况发生在非主体民族身上时,这种与民族压迫无关的现代化进程及其副产物却往往被民族分离主义者解读为主体民族对他们的「文化灭絶」,是「消灭民族文化」。显然,如果一定要说某些传统的民族性的东西事实上消失了,那么,「罪魁祸首」也只是现代化进程本身,而不是民族压迫。

五、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事实根据,而在于如何解释这些事实

当一种指控发生时,问题并不在于它否有事实根据,而在于如何解释事实。民族意识的偏向性就在于,它将那种并非针对某一民族的全国性的社会革命和政治失误,将现代化进程中竞争的失落和传统的消失,都解释为民族压迫或民族歧视。而那些社会革命中的血腥记录,政治失误所导致的灾难结果,自身在经济竞争中失败后的贫困,和古老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消失,都被当作「铁的事实」,用以作为证实种族清除、民族压迫和文化灭絶的证据,和作为支持民族分离主义的理由。

尽管不能否认中国在历史上并非不存在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尽管不能否认今日中国存在诸多社会和政治问题,尽管人们可以因政治观点的不同而对今日中国的执政者和政治制度持否定态度,但是在今天,在民族优惠政策、国家巨额财政补贴和各省对口支持,已经无处不体现对少数民族特殊照顾的情况下,如果仅仅因为民族矛盾和民族抱怨的存在,就以此推论一定是因为存在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一定是没有「一碗水端平」,这种看法,如果不是有意曲解真相,就是忽略了民族意识的偏向性这个因素。

要消除这种民族意识的偏向性和由此导致的民族矛盾,靠软硬两手不可能解决问题。不管是「柔性治疆」,还是「絶不手软」,或是「刚柔并济」,都只是治标维稳的权宜之计,要治本和实现长治久安,只能走民族融合之路(参见周农建的《中国民族问题的困局与出路》和《解决民族问题应走出旧模式》)。

中国古代治国者认为,族群不同,其心必异,故而主张「教化」和「改土归流」。这和现代西方人认为的,只有民族融合,才能消除民族矛盾,其实两者说的基本意思是一样的,即族群不同,难免不产生隔阂、猜忌和族群意识的偏向性,而导致族际矛盾和冲突。只不过中国古人说的较为直白而有点以自我为中心,而现代西方人说的较为含蓄温文和体面罢了。殊途同归,两者都认为民族融合才是实现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

解决民族问题应走出旧模式

周农建

(中国旅美学者)

2011-08-02

2011年7月18日和田发生暴力袭击事件以来,短短十几天,新疆就连续发生三起暴力袭击事件,死伤数十人。事实这再一次证明,一味的软硬兼施,即便能治标于一时,却难以治本而获得长治久安。要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应当彻底反思现有的民族理论和民族自治模式。

苏联模式的民族自治制其实是一种误入歧图的、失败的社会实验。中国应当走出这一模式,回归世界主流。

一、郡县制与世界行政区划制度的主流

中国自战国、秦汉以来,改分封制为郡县制(州县制度),设州置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州一县之地,非某一部族之族产,而是“王土”,即统属朝廷,一方面百姓可以在各州县自由迁徙和谋生置业,另一方面朝廷任命官员管理州县事务,职位不得族内世袭。尽管在历代王朝中,分封制仍以某种形式保留下来,如对王族子弟的分封,和对少数民族采用土司制度,册封其族内头人,世袭统治其地。但是这已经不是中国行政区划制度的主流。

从明清两代,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改土司制度为州县制度,以消除部族叛乱因素,巩固中央王权。民国时期,虽无“改土归流”之说,却实际上沿袭了明清的做法,继续推行类似安边之策。经过数百年历代治国者的努力,中国境内许多地区的少数民族逐渐与中原主体民族相融合。

从战国、秦汉实行郡县制,到明清两代改土归流,将族群概念与区域概念相分离,中国的这种行政区划制度的发展与世界行政区划制度发展的主流趋势是一致的。在欧洲历史上,也曾经历类似的由贵族世袭分封制向州县制度的演变。发展到今天,在当代西方各主要国家,除了个别国家对境内某一濒临灭绝的、人数很少的土著部落划给小块文化保护特区外,没有一个国家仍是以族群来划分行政区域的。

二、误入歧途的苏联模式

上个世纪初,苏联建立后,出于意识形态上与“旧世界”彻底决裂的心态和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美好想象,苏联的缔造者否定俄国历代统治者的治国经验和世界行政区划制度发展的主流趋势,采用了“民族自治”理论,按族群划地而治,建立起民族自治的加盟共和国,并充满自信地宣布,每个加盟共和国可以自愿加入和退出苏联。在苏联的指导下,东欧的一些国家,也建立起类似的行政区划制度。然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一场席卷苏联和东欧的政治风暴袭来,苏联等国的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民族独立,终于宣告了苏联人在行政区划制度上这一误入歧图的、逆世界历史发展主流的“伟大创举”的失败。

苏联人的这一“创举”是一种奇怪的混合物。从形式上看,这一民族自治制没有土司制度的世袭性特征(实际上是以族内民族干部的治理代替了族内头人的世袭统治),但是,它却有土司制度的民族性特征(即族群概念与区域概念合一)。我们可以比较这三种制度的区别:

郡县制(州县制度):行政区域不按族群划分;地方统治权不世袭。

分封制(土司制度):行政区域按族群划分;地方统治权世袭。

民族区域自治制:行政区域按族群划分,地方统治权不世袭(但主要由族内官员来治理)。

可见,民族自治制是一种两不象。它否定了土司制度的家族世袭的治权,却又保留了土司制度的按族划地而治的地权。

这一苏联模式的错误就在于:它一方面将族群的差异以法律的、社会的和地理的划分固定下来,实际上是强化和永久化了族群区分,使民族意识得以与地域意识合理合法地结合在一起而孕育成长,从而为未来的民族独立埋下伏笔。它另一方面又指望这些被民族化的不同族群能够在一个国家中永远和睦相处,放弃其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的愿望。这等于是缘木求鱼。

这一模式的逻辑矛盾就在于:如果建立这一模式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民族融合,那么这种人为地、以法律的方式将族群的社会身份和地理边界固定化的做法就是自造融合障碍,而有违初衷;如果建立这一模式的最终目标是以族群的地理和社会区隔来实现国家的和谐,那么这种将一个国家划分为不同民族板块的做法,等于是自造未来民族分裂条件,即等于是自掘坟墓。

三、走出现有模式,回归世界主流

在中国,中共建政后,尽管没有全部照搬苏联模式,但民族自治理论却基本上照单全收,虽然没有建立加盟共和国,但仍设立了类似的民族自治区。

许多原来已经实现族群与区域相分离的地区,又在自治区的名义下,重现回复到族群与区域合一的行政区划模式。更有甚者,为了体现民族分别,没有书写文字的,为其生造一套文字,沿用已久的许多地名也被改成民族化的地名,为“体现民族平等”,甚至“官话”、“国语”也退步为“汉语”(本来,在一国之内,无论族群,学国语是天经地义,可以理直气壮地推行,学汉语岂不是变成了“民族压迫”?后来知道弄巧成拙,又不得不弄出一个词“国家通用语言”。可见在这一点上,国民党是聪明的)。凡此种种实际上等于是否定了中国历代治国者的政治经验,否定了从明清至民国六百年来历代治国者苦心经营所取得的推进民族融合的成果。

尽管这样一种“推翻反动统治”,“打碎旧世界”的豪情和过分自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意识形态氛围下不难理解,但是不可否认,这在客观上干扰或延滞了中国境内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即将族群概念与区域概念相分离,将境内各族群融合为一个民族整体的历史进程。

如何才能走出歧途,回归主流?六十年的制度建设和六十年的理论灌输,造就了几代人的思维定式和历史沉淀,即便今日总结经验教训,也已是木以成舟,全盘重来,绝非易事。这需要经过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努力。为此,应当以务实的态度逐渐地改变局面。在具体操作上,不妨考虑如下三个选项:

1、局部调整。借鉴历代改土归流的经验,利用有利的事件、理由与时机做局部调整。例如,西部大开发、加强边疆地区建设,等等都是很充足的理由可以支持在重点边疆地区设立新的省份、直辖市或行政特区。以渐进的、局部微调的方式、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积少成多,从而最终改变整个局面。

2、一步到位。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滞不前一直为人诟病,不妨将行政区划制度的改革纳入其中这样既有政改之名,又有类似改土归流之实。如近年流传的50个省的行政区划方案之类,省市数量多少,可以斟酌,但其一举多得的关联价值值得考虑。即便这类方案在其他方面实际价值有限,其在矫正按族划地而治错误模式上的潜在价值不应低估。

3、釜底抽薪。由于从各级民委到各自治区的庞大的吃民族饭的群体的存在,这意味着任何对现有模式的触动都可能会遭遇巨大的政治阻力。因此,可以考虑维持民族自治制度的外壳,而逐渐虚化其内涵。这包括逐渐以地区倾斜政策取代民族倾斜政策,以民族平等政策取代民族优惠政策,以鼓励民族融合的政策取代鼓励保持民族区别的政策,等等。

当然,软硬两手仍可以作为应急之策,但根本的出路则是回归世界主流,走民族融合之路。其实,这个道理在在中国,在世界其他国家,早已被历代治国者悟出。所谓“恩威并施”、“宽严相济”只是权宜之计,“改土归流”、“民族熔炉”才是治本之策。  (参见周农建的《中国民族问题的困局与出路》)

其实,我们并不会比历代先贤更聪明,也不会比世界主流选择更高明。拒绝历代政治经验和世界主流智慧,只会自食其果。

《中国民族问题的困局与出路》

周农建

(中国旅美学者)

2011-07-21

近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北京抗议之声犹在,又传来有关新疆和田恐怖袭击的报道,十几人被打死,中国民族问题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为什么在其他一些国家,少数族裔占人口的百分之几十,政府很少给予民族优惠政策,族裔间相安无事,少有独立诉求,而中国藏、维两族人口仅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几十年来北京大力安抚优惠,但两地的民族问题却始终成为当局的心头之患?究其原因,这与北京在民族问题上的认识盲点有关。

一、解决民族问题没有第三条道路

在民族问题上,要么民族独立,要么民族融合,不可能有第三条道路。那种不同民族在一个国家划地而治的所谓民族区域自治,既违反中国历代的治国经验,已经被苏联的民族分裂所证伪,也违反了现代行政理念。

民族区域自治制其实在中国古已有之。中国历朝历代对于境内的少数民族,通常采用“土司”制度,册封其族内头人,管理自己的部落。这种划地而治制度的好处是节省行政成本,任其自治,朝廷省去烦恼。然而,历代治国者都明白,这种一时的“省事”隐含长期的风险,即难免出现区域性的族群反叛,对中央政权和国家版图构成威胁。故而,在历代的“治夷”之策中就有如下一些方法常被采用作为补救:

1、分而治之—— 通过重划、缩小自治区域,分化和弱化其分离的总体势力,降低潜在的反叛风险。

2、迁徙——将少数民族迁移到中原地区,与主体民族混居,使之逐渐被融合同化。

3、改土归流——改土司制度为州县制度,即从行政区划上取消民族区域制。

现代历史中民族区域制的典型例子是苏联式的民族区域自治。这一模式的不成功已经被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加盟共和国的分裂所证明。中国由于采用了类似的模式,因而也就表现出类似的问题。

让我们看一看美国的情况。按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的统计,美国拉美裔占美国总人口的16%,非洲裔占13%,亚裔占5%,白人占64%。美国有如此大比例的少数族裔人口,尽管有时会出现族裔冲突,但却几乎从来没有过民族分裂主义运动。究其原因,就在于它采用了一种民族融合的模式,而不是民族区域自治制。由于美国的族群没有被分隔成不同的区域(至少没有法律确认的区域),因此即便当族群矛盾激化时,它可能导致社会动乱,但却不会对国家统一构成威胁。如在美国的黑人和白人的族群矛盾激化时,弱势的一方可以指责社会不公,没有“民权”,但却不会有分区而治的分离主义诉求。

中国境内的藏人和维吾尔人总数仅仅各为几百万人,合计若相当全国总人口的1%。多年来,为了安抚这仅仅1%的族群,北京倾全国之力,数十年各省对口支援,动辄耗费数十数百亿的财政资源,年复一年,外忙于消音,内疲于灭火,却始终未见情况有所改善。原因何在,这就在于,中国采用了一种与美国不同的按民族分区而治的制度。试想,一个有百分之几十的少数族裔人口的国家,没有出现民族分离主义,而一个少数民族只占百分之几的国家,却长期不得安宁,两者在民族问题上的治国模式之优劣已不言自明。

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在民族问题上,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任其独立,要么融为一体,舍此没有第三条长治久安之路。

二、民族理论的认识盲点

1、民权与地权的混淆——区域族群政治割据

中国的民族自治理论存在的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即是将“尊重民族权利”与划地而治联系起来。

这种自治理论不仅在实践上是被证明是不成功的,在理论上也有问题。从理论上看,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中,本应是各民族共同拥有统一的国土。那种将一个区域民族化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区域族群政治割据。将“民族权利”问题理解为“地权”问题,必然导致那种排外性的分离倾向。应当将“民族权利”问题理解为“民权”问题,而不是“地权”问题。争取民族权利,不应当是争取在一个统一国家中的区域民族特权,而应当是争取各民族在无论哪个区域一律平等的公民权和其他“民权”。

民族分离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理论观点就是认为某一民族拥有对某一地区的所有权。虽然,民族地权意识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原因,如某一民族是在历史的某一时期以其土地和人民加入到一个国家中来的,因而有“这是我的土地,我应当是这里的主人”的意识并不奇怪。然而,一个民族既然加入了一个国家,成为整个国家的所有人之一部分,却又认为自己对某一地区有排他性的所有权,这显然是一种区域族群政治割据。

2、住民自决与民族自治的混淆——区域民族特权主义

“住民自决”原则是现代民主制度中的一个原则。不应当将这一原则与“区域民族自治”混淆起来。前者指的是一个地区的居民,无论族群和文化背景,均有平等的权利去共同决定所在地区的事务。而后者却是给予一个地区的主要族群以政治、文化和社会特权。显然,那种区域民族自治是违背人人平等原则和民族平等原则的,是一种区域民族特权主义。它对在该区域内外的其他民族是另一种形式的不公平。

3、区域民族割据和区域民族特权违反当代普世价值和现代行政理念

那种要求限制人口向某一民族聚住区域流动,要求该地区的事务由其居民中的某一民族决定,而不是由该地区所有民族共同决定的主张,显然是与当代世界的普世价值相背离的。这种以某一民族的区域割据排斥国内统一市场和人口自由迁徙,以某一民族的区域特权代替人人平等的“住民自决”原则,和按民族来划定行政区域等主张,即便搬到那些被民族分离主义者推崇的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中,也是不符合其“普世价值”和现代行政理念,而不会被接受的。

三、对民族政策的反思要跳出软硬宽严的思维定式

六十年来,北京在民族问题上不断反省反复,调整政策,可是却始终跳不出软硬失当和宽严皆误的困局。

海外有一些学者对中国的民族问题缺乏基本的了解,总以为少数民族在中国是被歧视和被压迫的一群。他们也许完全没有想到,象西藏和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每一族群的人数仅仅数百万之众,大约仅相当于内地几个县的人口,而这些族群按其人口比例,所享受的国家财政拨款,所占有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家官职比例和职级,和享有的照顾性政策倾斜,已经远远超过了主体民族。如果要问为什么在这些地区仍会有不满出现,这就象问为什么北爱尔兰人会要求独立和美国的某些少数族裔会一直抱怨社会不公。

在国内一些学者中还有一种反思:为什么在某一时期(如胡耀邦时期),国家给了民族地区更多的民族自治权和照顾,受到少数民族的欢迎,当时社会也稳定呢?这不表明多给自治权和照顾有利吗?这种看法是短视的。

当年蒋经国在台湾重用本土人士,开放党禁,台湾人曾为此万众欢呼,而后来却几乎要将蒋氏父子鞭尸体扬灰,彻底否定中华民国,实现台湾独立。原因何在?这就在于,本土意识或民族意识的成长发酵有一个过程,从一种被限制的状况,突然转到一种较少限制的状况,当然会受欢迎,也会有一段满意的平静期,而本土意识或民族意识经过一段时间的成长发酵后,又会再度膨胀,出现新的不满,要求更多。为消除不满,治国者常会采用安抚之策,于是这就导致一种循环:满足,膨胀,再满足,再膨胀,直到无法满足,矛盾爆发。

处理民族问题,应当跳出“软硬两手”的思维定式。严厉打压只会激化矛盾,而那种以照顾性特权和国家财政倾斜为内容的安抚也只是饮鸠止渴。应当意识到,问题不在于,是否即便违背了人人平等、统一市场和迁徙自由的当代普世原则,而给予少数族群更多的照顾性特权、更多的国家财政倾斜,和采用区域关门主义,就一定会消除民族分离意识,而在于恰恰相反,长期的政策性和区域性族群区隔,只会强化民族的身份和区域意识。这种民族意识与区域意识的纠结,正是区域民族分离主义存在的土壤。

解决民族问题的出路,不是软硬问题,而是应当釜底抽薪,走民族融合之路。逐渐弱化民族区域概念,推进民族融合,这应当成为中国解决民族问题,防止族群矛盾激化导致区域民族分离主义的治本之策。

对于中国来说,民族区域自治至多只应是一种过渡模式,而不应当将之当作终极模式。中国的少数民族聚族而居的状况是历史形成的,而中国现有的以行政区划在法律上强化民族区域概念的模式,在中共建政后也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要突然改变这种聚族而居的现实,或突然改变现有按民族划地而治的模式,会有社会的和政治的巨大阻力。因而除了在理论上要有所突破,形成一种新的民族理论和舆论导向外,在政治操作上应当借鉴古代行之有效的政治经验和当代多民族国家的治理模式,结合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采用渐进的、引导的方式,逐步改变现有局面。

总的目标应当是:逐渐淡化区域的民族特征,使民族概念与区域概念逐渐相分离,逐渐消除民族的区域地权意识和区域特权意识,逐渐与当代世界通行的行政理念接轨,即逐渐取消按民族来划分行政区域的体制,从而逐渐消除区域民族分离主义赖以存在的条件。

在政策上,可以考虑如下几点:

1、以政策倾斜鼓励内地人口向边疆地区流动。

2、以政策倾斜鼓励边疆少数民族人口向内地流动。

3、以地区倾斜政策取代民族倾斜政策。

4、以鼓励消除民族分别的优惠政策取代鼓励保持民族分别的优惠政策。

5、增强内地与边疆地区的市场经济联系。

6、调整行政区划,设立新的省份、直辖市、或经济特区,从外延上缩小原有的以区域民族化为特征的行政区域范围。

作者:周农建(中国旅美学者)《中国日报》2011年08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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