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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和平解放西藏的政治智慧

2014年1月19日

(说不尽的毛泽东)
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地做出“和平解放”西藏的重大决策,以“政治的”“不流血的”方式解放了西藏,实现了中国大陆的统一,是毛泽东主席西藏工作最具华彩的一章。

不战而进

1949年,由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主所组成的战略大决战胜利结束之后,人民解放战争由北向南迅速推进,势如卷席。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决意“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毛主席和中共中央适时将西藏问题的解决提上日程。然而,虽然拥有强大的军事优势,对西藏问题,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并没有沿用“军事解决”的惯性思维,而是从西藏问题的特殊性出发,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逐步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毛主席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几乎在刚刚接触西藏问题时就考虑和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然而,不久发生的“驱汉事件”使这一方针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动摇。“驱汉事件”中西藏地方当局所表现出来的嚣张及其背后外国势力的干涉,使毛主席等领导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开始考虑军事解决的方式。尽管如此,中央政府并非仅仅考虑以武力解决西藏问题,综合考虑国内外各方面因素,仍然把“政治解决”的选择放在首位,并最终决定以军事力量为后盾,采取和平谈判解决西藏问题。

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是从西藏实际出发,立足全局,着眼于历史的长远发展,充分考量国内外各种政治因素,因时、因地、因势而做出的,是实现西藏统一最为理想的方式。这一方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原则及以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为立足点的民族政策精神。为保证这一决策的成功实现,毛主席和中共中央从“西藏人民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西藏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现实出发,洞察西藏上层担心失去其“政教特权”的心态,策略地形成了以“民主改革”的“暂时让步”换取“西藏主权”的“和平收回”的政策思路,使和平解放西藏的决策有了切实可行的政策依托。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对西藏问题的解决立足于和,以和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然而自古以来,有文事必有武备,成功的和平行动必须有武力作后盾,有实力作基础。毛主席是战略家、军事家,深谙“战”与“和”的辩证关系,认为争取西藏和平解放,与进军西藏并不矛盾,而是并行不悖的,所以明确指出: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进入西藏,“首先希望不经战争进入西藏”。据此,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在努力争取和谈的同时,积极部署进军。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是原则性

高超的外交斡旋

在当时,无论印度、英国还是美国,都不希望看到中国人民和平解放西藏,完成大陆范围内的国家统一。但是出于各自利益和能力的考虑,上述三国的态度和策略却并不完全一样。鉴于印藏间的地理、文化和经济的密切联系,印度企图最大限度地保留从英国那里继承下来的特权,希望控制西藏和保持西藏的“缓冲状态”来保障印度的安全,因此走向了干涉西藏的“前台”,成为影响中国解放西藏的主要外在力量。英国“自从撤离印度之后,对于西藏的未来不再有持久的兴趣”,在西藏问题上采取了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把“责任”推给印度。美国政府当时处于一种不支持西藏当局与中共对抗心犹不甘,支持西藏当局又所获不多且力所不及的两难处境,因此,试图采取鼓励印度支持西藏地方当局,自己尽量躲在幕后的策略。

毛主席等新中国领导人洞察印、英、美等国在西藏问题上的不同心态,利用三国在西藏问题上的矛盾,确定印度为外交主攻方向,采取了联合印度以牵制美英的外交策略。

中国共产党对印度的政策是通过斗争求联合,利用印度“维持其在藏利益”的对华政策,在坚持西藏是中国领土、解放西藏是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干涉的原则下,积极寻求与印度建交,通过某种暂时的妥协和让步,解除印度对解放西藏的恐惧心理,求得某种程度的合作,以减少来自印方的压力,并通过印度来牵制美国和英国对西藏的干涉。

在这一过程中,以毛主席为首的新中国领导人将原则性与灵活性完美结合,展现了精湛的外交技巧。在中印两国的建交谈判中,中方给印度以高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待遇,两国得以顺利建交。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于 1949年底及时修正了此前“视印度与美、英为一丘之貉”的对印政策,为两国政府展开谈判铺平了道路。在解决藏事的过程中,为安抚印度总理尼赫鲁及减少其对中国有关政策的忧虑,中方反复强调了和平谈判的方针和诚意。昌都战役开始后,尼赫鲁暗中操纵西藏分裂分子向联合国呼吁干涉,再次阻拦西藏代表赴京谈判,在此关键时刻,中国政府再次重申和平解决的愿望,鉴于印度在藏事解决上的重要影响,中方也做出某种程度的让步。中国之原则的坚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打击了印度的干涉派,有效地防止了印方有关政策可能出现的变化,挫败了美国利用印度干涉西藏问题的图谋,收到了“一箭三雕”,“联印牵英制美”之效。

“不吃地方”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补给是进军的关键。西藏交通不便,运输困难,怎样解决进藏部队的物资供应问题,能否大量就地采购?这一方案在开始酝酿解决西藏问题时,就被毛主席断然排除在考虑之外。1950年4月,毛主席明确指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同年 12月,毛主席在给西藏阿里两位地方政府官员的信中,进一步说:“人民解放军入藏部队都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决不侵扰老百姓。”从此,“进军西藏,不吃地方”成为进藏部队后勤保障工作的总方针。

随后,为保障进藏部队的物资供应,毛主席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针对补给中出现的问题,围绕“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总方针,又适时提出了“一面进军,一面筑路”、“生产与筑路并重”等相关决策,指示部队所需粮草弹药及衣、食、住、行所需物资绝大部分从内地运来,在当地只作少量采购;部队在进军的同时,应担负修路、生产的任务;部队到达西藏后,仍由中央保障供应,不增加西藏的负担。

由于西藏的贫困,粮食问题是西藏地方政府最大的担心和阻止解放军进藏最主要的借口之一。由于入藏部队严格执行了“不吃地方”的方针,西藏物价基本稳定,实现了毛主席“藏民的生活水平不因我军入藏而下降”的目标,化解了西藏上层对粮食的担心和恐惧,直接而有力地争取了民心,促进了和平解放西藏的顺利实施。向西藏修路在从根本上解决了进藏部队物资供应的同时,也改变了西藏长期封闭的状态,有力地促进了西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加拿大学者谭.戈伦夫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共在西藏“最重要的建树”就是修筑了西藏历史上第一批公路,“无论从经济上或军事上看,这些公路将成为变革的最伟大的先驱”。进藏部队和工作人员的开荒生产,更是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还产生了良好的群众影响。藏族同胞对军队生产粮食、蔬菜可以平抑物价感到满意,也从中看到了解放军与西藏人民共同建设新西藏的美好前景,不再担心解放军“会像水一样地流走了”。广大指战员则通过自己双手劳动结出的丰硕成果,缓解了粮食供应紧张的状况,改善了生活,也增强了长期建藏的意志。

通观毛主席指挥和平解放西藏的过程,表现了一种高超的政治智慧。一是坚持西藏与内地是“一家人”的前提,按照“家里的事大家商量办”的思维框架,与西藏地方和平谈判解决西藏问题。二是坚持“主权至上”,反对任何外来势力的干涉,拒绝把西藏问题“国际化”。三是真心实意为西藏人民着想。一切方针政策着眼于西藏的发展,给人民以实惠,让西藏人民的生活不断得到改善,应该是赢得人心的最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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