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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源禁牧之争(有图)

2014年2月11日

2014-1-3
导语:在牲畜和草场之间,千百万年来都是相互协同、共同进化的。单纯的禁牧,会让青藏高原的生态系统陷入另一种灾难。大自然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生态系统,有其自身调节的规律,人为的干预,往往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经济观察报 记者 宋馥李 在青海玉树称多县的草原上,人是冒然闯入的陌生来客,遍布山野的鼠兔,是这里数量最多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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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初,刚从黄河源头考察归来的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奇异珍稀动物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赵连石惊叹道,在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地带玛多县,各种野生动物正在迅猛繁殖,他们取代了牦牛和羊,正成为草原生态系统中的新霸主。如今,在禁牧空余出来的大片草场上,鼠兔、藏野驴、黄羊、旱獭成群地出现,正在迅速占领草原。

规模宏大的禁牧、灭鼠、网围栏工程,既是对草场的保护,也是对高原生态重度干预,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正在复杂地变迁。

禁牧以后数年实施禁牧、轮牧政策之后,玛多草原上成群的藏野驴,成了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农牧林业科技局副局长朵华本的心病。禁牧的初衷,是为了减少单位草场面积的载畜量。朵华本介绍说,藏野驴都是成群结队的,少则四五只、多则几十只,与牦牛相比,它们采食量大、奔跑速度快,专挑牧草好的地方啃吃,如果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藏野驴将成为草原新的威胁。

目前来看,禁牧空出来的大片草场,足够藏野驴采食。而朵华本担心,一旦这个生物种群突破可容纳的限度,他们可能又不得不想办法来应对。他认为,禁牧政策本身,就是对生态系统的重度干预。

一方面,禁牧政策的实施,使得牦牛和羊的数量大量缩减;另一方面,野生动物种群受到保护,大面积的草场又空了出来,此消彼长之下,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种群,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已经退休的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吴玉虎,注意到另一个问题,用网围栏围住草场的办法,或许并不能起到保护草场的作用。他观察到,一些区域,围栏内外的草场有明显的差别。外面的草的高度有6厘米,里面的草最高为4厘米。而网围栏外实行的自然放牧。吴玉虎解释道,实际上,当地所有草原牲畜,并非草原的破坏者,牦牛、马和绵羊都不会破坏根茎,即使是山羊刨了草根,第二年草还是会长出来。

而围栏里面的草的情况是,一棵草高3厘米,分成三截:上面是黄色,中间腐烂呈黑色,最下面才是绿色。吴玉虎说,枯草遮住了阳光,使得下面发出的芽见不到阳光,再加上积水和炎热,很快就腐烂坏掉了。他说,草一定要被吃掉,草场才能新陈代谢。

吴玉虎曾建议,把这些枯草烧掉。乍听起来,这与保护草原背道而驰。他的观点是,在牲畜和草场之间,千百万年来都是相互协同、共同进化的。单纯的禁牧,会让青藏高原的生态系统陷入另一种灾难。

保护还是干预?“在青藏高原,局部生态失衡的现象已经出现。”赵连石说,人类活动的干扰,是导致生态系统不平衡的重要诱因。

2005年开始,作为禁牧政策的配套工程,青藏高原建起数量浩繁的网围栏,将草原分割开来。吴玉虎说,将草场用网围栏圈起来,不让牲畜吃,从视觉上看,短期内草长高了,然而发黄的枯草没有被牛羊吃掉,渐渐就坏死在里面,长此下去,草原植被可能会向另外的方向演化。

网围栏甚至引起了野生动物新的优胜劣汰。最大的负面效应,是将一些自由迁徙的野生动物分割开来。吴玉虎说,青海独有的普氏原羚,现在可能只有几百只了。大片的网围栏建起以后,狼一追,普氏原羚经常会撞到围栏上去,但狼不会撞到围栏上,这样一来,造成了普氏原羚的数量减少。

另外,也不断有野生黄羊试图跳过围栏而被铁丝挂在围栏上死去。2012年10月,经济观察报记者曾看到,成群的野山羊,在共玉公路旁的网围栏外,长久地徘徊,寻找可以突破的缺口。最后,两只高大的公羊不惜用犄角和身体,顶起最下层的铁丝网,让其他羊匍匐钻过去。

根据赵连石的观察,黄羊如果不能逾越网围栏的阻隔,这个种群就面临威胁。他说,大自然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生态系统,有其自身调节的规律,人为的干预,往往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

其实,在应对生态失衡方面,人们已经有过深刻教训。例如,治理鼠兔。2005年,玛多县曾经投入了上千万元的资金,用剧毒化学药物杀灭鼠兔,结果鼠兔的天敌老鹰、沙狐等,却因二次中毒越来越少;而鼠兔因为繁殖能力强,数量快速恢复。人工灭鼠出现了尴尬的结果:鼠兔越灭越多。

这几年,玛多县逐步引入鼠兔的天敌——山狐、老鹰、狼——来灭鼠。朵华本介绍说,玛多县鼠兔重点防治的区域就达600万亩。不过,人工灭鼠并没有被完全取代,玛多县仍然将配制毒饵的燕麦放在洞口,来人工灭鼠。

这场争夺草原的“战役”,在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吕植看来,前途未卜。“鼠兔出现在青藏高原的历史,可能比人类还久,你能说它是破坏草原的元凶吗?”吕植说,鼠兔既是三江源所有食肉兽类和鸟类动物的食物,又为多种鸟类和昆虫提供居所,其洞穴周边的植物多样性丰富。现在鼠兔更有可能是草地退化的产物,而非原因,毒杀鼠兔可能会带来连锁的负面影响。

不同声音

草原的退化是否因为过度放牧,一如草原的恢复是否因为禁牧,在学界和政府,有着截然不同的声音。

在吕植看来,无论是动物还是草原,目前急需开展大范围的定点实地监测。2005年之后,草原生态的恢复是由于气候变化,还是与保护政策相关,需要更为科学的评价。就整个青藏高原来说,因为目前尚无一套完整的检测体系,很难用局部出现的变动趋势,来加以整体概括。

就玛多草原来说,朵华本认为,自上世纪80年代后,根本谈不上是过度放牧。1985年,玛多经历了一场罕见的大雪灾,牛羊总数骤降,从最初的600多万只,下滑到目前的13万只左右。玛多县可利用的草场面积是3300亩,理论上的牲畜承载量可以达到二三百万只。按照采食量来计算,六只羊、一只马、一只藏野驴、四只牦牛的采食量是相当的。退牧还草之后,野生动物大量繁殖,今年朵华本做了粗略估计,把藏野驴、黄羊、鹿这些食草动物全加上,约有20多万只,这也远远没有达到理论上的承载量。

作为一个出生在草原的人,禁牧让朵华本感到困惑,一方面,牧民们实施了集中定居,对就医、上学都有好处;而另一方面,禁牧空出来的草原——昔日牛羊的草场闲置,是一种惊人的浪费。

2005年,中国投入了75亿元,启动了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该工程涉及到青海玉树、果洛、黄南、海南四个藏族自治州和格尔木市。按照《青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实验区总体方案》,实验区包括青海21个县及格尔木市的唐古拉山镇,总面积达39.5万平方公里,接近4个浙江省的国土面积。

青海省三江源办公室综合办主任陈永乐,对这个8年工程的评价是,随着禁牧轮牧、黑土滩治理、鼠害防治、草场封育(即网围栏)等一系列保护工程的实施,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明显增多,栖息活动范围呈扩大趋势,植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

如今,三江源保护一期工程已经结束,二期工程仍将投入巨资用于三江源的保护。按照方案确定的目标:到2015年,力争完成退牧还草950万公顷,这相当于3个海南岛的国土面积。据玉树州三江源办综合科科长布尼周透露,青海省方面已经申报了超过100亿的二期工程投入,目前国务院仍然在审核中。

吴玉虎认为,草原生态和动物的生长是一个自然的生态系统。越是草生长的地方,越容易积累出较厚的枯草层,如果这些枯草层不能及时被消耗掉,反而会阻碍植被的循环生长,而牛羊的粪便,正好是这些植被的肥料。可以说,牛羊和高原,就是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具有自我修复和调整能力。

2012年,在青海西宁召开的“三江源的新希望:走向绿色经济与治理”主题研讨会上,很多与会的草原生态专家,也发出了这样的担忧:毒杀鼠兔、草场围栏、生态移民等干涉措施,社会和文化影响深远,保护效果不清晰,应该认真评估,避免出现相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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