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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藏文化史要》河西藏文化历史的壮阔画卷 1

2014年3月27日

简评《河西走廊藏文化史要》
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  德格吉
(载《华人时刊》2013年第9期)

【摘要】在河西走廊古代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不同的民族,但在漫长的争斗和激烈的抗衡中,有的民族融入其他民族,有的民族早已消亡,有的民族迁移住到他地,而有的民族则顽强的生存下来了,在西部民族的历史上,曾有很多民族使用藏语。现如巴尔蒂斯坦,波斯语称为“小西藏”,唐代称为“大勃律”。并且为英国殖民者所继承。是吐蕃第四十二代赞普的后裔统治的西藏地区。现在70%人口讲巴尔蒂语(藏语的方言),但大多数居民却又信奉伊斯兰教什叶派。因此,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很多民族都是与其他民族长期交战、联姻、经商后相互影响、相互发展。文章试图浅析赵永红先生的这本《河西走廊藏文化史要》的优点及几个不足之处来谈几点意见。

河西走廊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走廊,尤其是有唐以来,河西走廊成为唐蕃竞相争夺的重点地区,吐蕃实力的东扩从客观上丰富了河西走廊的多民族格局,宣告了以雅砻河谷为基地的吐蕃高原政权参与并影响西北历史的开端。敦煌出土的吐蕃历史文书《吐蕃大事纪年》记载了吐蕃与唐朝在河西走廊地区的来往与对峙。①历代汉文文献对吐蕃先民的一支,尤其对唐代以来吐蕃在河西走廊活动情况的记载也是详尽的。藏族先民的一支作为河西走廊多民族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对河西走廊历史文化变迁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对河西走廊的区域研究,离不开对历来居住在这片土地的吐蕃先民的研究,也不能不探讨由吐蕃政权的东扩给这一地区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融与整合,以及这些历史上的交融与整合对河西走廊多民族格局发展和变迁的客观影响。

藏族文化对河西地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主导语言类型来看,河西地域语言出现了明显的“吐蕃化”趋势。在河西遗存的吐蕃时期的一批文书中,留下了四百多人的签名,其中有三百多名人为汉族,栗特及于阗人,每个人都有一个吐蕃化的名字。例如,杜论没悉伽、杜论心苏论。乞禄论、热逋体督等都是典型的藏语人名。因此,从现有的第一手文献资料看,吐蕃占领河西走廊时期是河西走廊历史上少有的以少数民族语言为主导的特殊时期。从经济文化类型来看,河西走廊东面与中原农耕文化区互相连接,西、南、北三面与草原游牧文化互相融合,两种经济文化类型在境内交错并存,产生了典型的农牧互补效应。据《沈下贤文集》载,吐蕃在占据河西陇右地区后,“凡五十郡、六镇十五军,皆唐人子孙,生为戎(吐蕃)奴、婢。”②汉文史书所反映的吐蕃在占据河西走廊之后所实行的生产方面的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吐蕃本部的经济制度在新占领区的延伸与运用。

之所以选读这本书主要基于对以下两个问题的考虑;

其一:《河西走廊藏文化史要》全书共11章,28万字,照片插页139幅,其内容磅礴,结构严谨,是首部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河西走廊藏族文化历史的专著。作者以河西走廊地区的藏族历史文化为线索,在参阅大量史料和现代考古成果的基础上,作者由点及面,深入浅出,以继承河西走廊藏文化的华锐地区为个案,介绍了藏族文化在河西走廊的缘起与发展。在研究方法上,此书在立足历史学和民族学视角的基础上,广泛地结合了考古学、民俗学、敦煌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全方位、多角度地勾勒出藏族远古先民在河西走廊的繁衍生息、生产创造的历史进程,颇为详细地介绍了吐蕃势力东扩对整个河西走廊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从时间范畴上,该书以吐蕃入主河西走廊前后为分水岭,以两章篇幅论述了吐蕃入主河西走廊之前该地区的民族、人口与建置沿革等问题。作者用较多的笔墨交待了吐蕃统治河西走廊时期,以及吐蕃势力退出河西走廊后藏族文化在该地区的继承和发展。例如,作者以公元10世纪崛起于凉州的六谷蕃部和公元11世纪兴起于河湟地区的唃嘶啰等两个藏族地方政权为例,考证出吐蕃势力退出河西走廊后,河西走廊的藏族原住民和吐蕃时期的藏族迁徙民在这个地区的历史活动,勾勒出历代生活于河西走廊③(属于藏文史籍中的mdosmad地区)的藏族先民一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事生产、建立政权、创造文化的历史。另外,本书最大的特点在于,作者以华锐藏区为河西走廊藏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窗口,从民俗学的角度论证出河西走廊藏族文化的共性和个性,这也充分反映出作者作为一名生长沐浴在河西走廊藏文化氛围的学者所具有的独特的问题意识和文化视角。概括之,作者系统地还原了河西走廊藏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表现形式,以翔实的史料、流畅的文笔记叙了吐蕃时期至清代河西走廊藏文化演进的历程。纵观《河西走廊藏文化史要》全文,作者对河西走廊藏文化的剖析是全面的,深刻的。书稿以翔实的史料、流畅的文笔、独特的角度展现了河西走廊藏文化的发展进程。

其二:该书并非鹦鹉学舌、东拼西凑之作。作者在广泛阅读现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参照生动的考古成果和口述材料,深入研究,条分缕析,融会贯通,新见迭出,在河西走廊藏文化研究方面自成一家之说。作者敏锐的问题意识还表现在作者恰当地处理了源与流、整体和局部,历史和共时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例如,作者以凉州会晤、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等人在河西走廊的传法活动等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窗口,从历史学的角度揭示了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对河西走廊藏文化的发展,以及与其它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因此,作者对“历史的”和“共时的”河西走廊藏文化的构建是客观的、具体的。

然而,评价一部学术著作是否成功,是否站得住脚,不仅仅要看它是否占有丰富的资料,提出新的见解,更重要、更根本的是要看它是否真正揭示了研究对象的本质,得出科学的、符合研究对象本来面目的结论。如赵永红先生在此书前言中指出:“河西走廊藏文化历史,时间跨度大,涉猎范围广,内容极为丰富。无论怎么说,试图在篇幅有限的一本书中进行全面介绍是困难的。”《河西走廊藏文化史要》一书对于以下几个问题的探讨还需深入。

第一,作者对河西走廊藏文化的诠释是孤立的、绝对的。藏族作为世代繁衍于河西走廊的多民族成员中的一员,其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历史过程离不开河西走廊其他民族的参与。由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在吐蕃占据河西走廊时期,河西走廊的主流文化带有明显的藏文化特征。然而,在吐蕃势力退居河西走廊后,河西走廊的文化则呈现出多元性。作者花费绝大笔墨探讨了河西走廊藏文化以及藏文化对周围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然而却忽视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对藏文化的影响。例如,作者在讨论藏传佛教对裕固族、土族文化的影响时,忽略了这些民族的本土文化对河西走廊藏传佛教的影响。不同文化的双向交流与互动是河西走廊各民族文化交流史上的主流。又如,吐蕃控制河西走廊时期是藏汉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汉地禅宗思想加盟并影响吐蕃佛教的重要历史时刻。作为藏汉佛经翻译和藏汉佛教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道场,作者对河西走廊佛教文化的研究是浅尝辄止的。作者只重点列举了藏文译自梵文的佛经目录,却没有列出藏文译自汉文的佛经目录。忽视了河西走廊地区藏汉文化的双向交流。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是,作者所列出的敦煌古藏文文献《楞伽师资记》其实是藏文译自汉文的佛经文献,④该书成书不久后便在敦煌地区广为流传,出土于敦煌的其藏译残卷本S.t704和S.t.710说明了汉地佛教早期的禅宗思想对河西走廊藏文化的影响。然而,遗憾的是,作者没有从藏汉之间的译经事业看到藏汉文化在河西走廊的交流与互动,也没有看到历来处于汉藏边境的河西走廊藏文化区别于其他藏区藏文化的个性恰恰是由于藏族先民在这片土地上长期与其它民族杂居共处、长期与其它民族文化交流互融所致。

第二,作者将华锐藏区作为“历时的”河西走廊藏文化的延伸和了解“共时的”河西走廊藏文化的窗口。民俗文化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或以社会的、精神文化的形式出现,或以物质文化的形式出现,而且表现在民族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河西走廊藏文化史要》一书第九章和第十章介绍了华锐藏区的民歌、服饰、婚俗和牦牛崇拜等民俗民风。敦煌写本中的卜辞⑤、《创世纪歌》⑥、“夏”⑦和“吉祥歌”⑧等民俗文化归为河西走廊藏文化的个性或创造是值得商榷的。这些文化是远古藏族先民的共同创造,虽然各个地方的具体表现形式各异,但无疑是藏族共同体的创造和发展。作者列举的个别文化现象跟研究对象本身的内在联系不紧密,不能代表河西走廊藏族民俗文化的个性和特殊性。

第三:作者在第十一章河西走廊藏族文化名人中介绍了华锐藏区曾出现过的一些享有盛誉的政治家、佛学家、思想家。根据《安多政教史》、《华锐藏族史略》等藏文后世资料罗列出22位历史上曾对河西走廊藏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藏族文化名人以及他们在传播藏传佛教方面的建树。但作者却又忽视了一些重要的人物,如华锐•罗追嘉措,作者在书中写道华锐•罗桑琼排(生死年月不详),既然作者能写到华锐•罗桑琼排必定要写华锐•罗追嘉措,因为华锐•罗追嘉措与华锐•刚建巴(华锐罗桑琼排)并称为“华锐两大格西”。可作者却在书中没有提到华锐•罗追嘉措。华锐•罗桑琼排曾做青海海北阿柔大寺的经师,他想把阿柔大寺合并到天堂寺来,建立千人以上辩经院。为此格西化缘建造了天堂寺文殊殿。一次从拉卜楞寺回天堂寺的途中渡黄河不幸遇难,享年60多岁。因此,他的生卒年大约在1860-1930年间。华锐•罗追嘉措(1888—1950)出生在大科什旦夏吾仓(鹿家),是天堂寺僧人,与格西喜饶嘉错、格西拉毛次成是拉寺闻思学院的同班同学,他们三人是这个时代藏区最优秀的学者。华锐•罗追嘉措曾做过却藏呼图克图、十三世东科呼图克图、嘉义班智达老佛爷以及夏琼寺、却藏寺、天堂寺僧众的经师和灌顶师。这些大师不仅对藏文化的传播及发展过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也为民族利益作出过巨大的贡献,这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

《河西走廊藏文化史要》一书洋洋洒洒,勾勒出从古至今河西走廊藏文化的发展历程,展现了历代生活在河西走廊的藏民族的一支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历史画卷。今天河西走廊多元而统一的文化形态,正是历史时期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交流与整合的结果。

注 释:

①该文书现藏于法国国立图书馆,文书编号为PT1287。该文书藏文标题为《bod kyilorgyus don chenre’u mig》,详细记载从公元650年至公元764年吐蕃王朝百余年的大事。该文书由Bacot和Toussaint于20世纪40年代首次整理出版后,引起了国内外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学者王尧和陈践于1992年将该文书译为汉文,青年藏学家Brandon Dotson于2009年将该文书通篇翻译为英文。Brandon Dotson. The Old Tibetan Annal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ibet’s First History. V? AW, Austria.2009

②沈亚文.沈下贤文集(卷十)[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③汉文史籍中的“河西走廊”或“河西四郡”这一地名在古藏文文献中没有直接出现,古藏文文献一般用“mdo smad”一词指代吐蕃本土以外的广大藏族聚居区和吐蕃东扩以后的新占领区。隶属于“河西走廊”的河西四郡却频频出现于敦煌古藏文文献。例如,记载赤松德赞藏王时期吐蕃控制河西走廊的英藏吐蕃文献Or. 8212号文书中就出现了“leng cu”(“凉州”)、“ga cu”(“瓜州”)等藏文地名。

④《楞伽师资记》是汉地佛教早期禅宗之北禅宗的史传著述,北宗禅以传持《楞伽经》为正统,汉文原著者是大安寺的净觉(683—750)法师,成书时间为唐代开元初期(713-741年),大约在成书不久即在敦煌地区流传,敦煌汉文写本中存在多件,而藏文《楞伽师资记》就目前所见有s.t.710和,s.t.704两种译本。藏文标题为“lingkamkhan po dang slob ma’i mdo”。该文书是研究吐蕃时期汉地禅宗对吐蕃佛教影响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日本学者上山大峻氏和冲本克曾对此文书藏文译本做过研究,藏族学者索南东珠对两种译本进行了细致的校勘研究。

⑤卜辞形成于公元7至9世纪,顾名思义,卜辞出自卜算师或僧人之手,因卜算占卦而来。卜辞最早也是以口头形式流传,后经文人们整理和加工,才以书面形式流传。有不少学者认为卜辞是藏族民歌的雏形。

⑥藏语名称为“srid pa chags glu”,藏族古老的民歌,内容涉及宇宙天体的形成、日月星辰的运行、世界物种的起源。

⑦藏语为“shags”,亦跟“glu”连用。藏族对歌的一种,在两位歌手或两支以上演唱队之间进行,实际上就是赛歌、打擂台,与颂歌相比对歌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和竞技性,而且也是一种有趣的演唱形式。

⑧藏语为“bkra shis‘jog pa”,当演唱就要结束的时候,一般都有一首或几首“bkra shis”来收尾,参加聚会的人们都知道,当演唱完“bkra shis”之后,意味着欢乐的聚会就要圆满结束了。

参考文献:

[1]止贡巴•贡却丹巴饶杰.安多政教史(藏文版)[M].甘肃民族出版社,1987.

[2]松巴堪布•益西班觉.如意宝树史(藏文版)[M].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

[3]多识仁波切.华锐人文历史探源[M].第二届藏族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甘肃民族出版社,2008.

[4]蒲文成.青海佛教史[M].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

[5]阿莽班智达.拉卜楞寺志[M].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

[6]丹曲.甘肃藏族史[M].民族出版社(北京),2003.

[7]沈亚文.沈下贤文集(十卷)[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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