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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圣敏:处理好民族关系需反对两个“主义”

2014年5月25日

014年3月30日,马戎、杨圣敏、张健齐聚凤凰大学问沙龙第三期,以“关于当前民族问题的讨论”为主题,探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现实症结,以及未来出路。 现有民族政策是否与当前社会发展不相适应?改进的方向在哪里?如何做到政策与现实协调发展?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新疆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杨圣敏以《如何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为题发表演讲,杨圣敏认为改革开放以后的30多年,边疆民族地区之所以出现了很多社会稳定方面的问题,并不是我们的民族理论有什么差错,关键是民族政策没能落实到位和做相应调整。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以后,政府手里已经没有那么多资源去落实原来的民族政策,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另外,新的市场经济使得旧有的民族政策在不少方面已经不适应,政策需要调整而我们调整的很慢或不清楚应该如何调整。中国政府和中共的民族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民族平等,这是正确的,进步的,不能轻易改变;而民族政策则需要随时随地依具体情况而调整。做好了这些政策调整,目前存在的各种问题就能够在5-10年内得到解决,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稳定就有了保障。

对于新时期以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道路和民族矛盾等问题,杨圣敏认为,这些矛盾与这些地区在开发中少数民族参与不够和受益较少有关。建议政府不能过于强调“跨越式发展”,经济可以跨越,社会很难跨越,发展太快会有些少数民族跟不上,坐不上发展的快车。所以,应该强调“参与式发展”,让当地民众和少数民族都能够参与进来。各种开发在计划阶段和随后的具体实施中都应该考虑当地居民的眼下和长远利益,设计适合于当地的开发模式,为此就应该有当地政府、当地民众和当地少数民族参与规划和实施。

杨圣敏还提出,为了解决民族关系紧张的问题,关键的政策调整是要恢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党一直坚持的反对民族中心主义的政策,也就是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狭隘地方民族主义。“不反对这两个主义,民族关系就处理不好,就改善不了,也就无法有效地团结对敌反对三股恶势力”。

杨圣敏认为,目前,有的边疆民族地区邪教传播和活动猖獗,近两年的一些暴力恐怖事件多与邪教煽动有直接关联。我们应该团结和依靠广大信教群众和广大宗教职业者,相信他们是维护稳定的正能量,兴正教以战胜邪教。

以下为演讲全文:

杨圣敏:非常荣幸有机会与各界的朋友一起讨论大家都很关心的民族问题,我发言的题目是《如何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这个题目太大,很难讲清楚,但我知道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题目,所以我愿意围绕这个题目谈谈个人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我本人的专业是民族学,民族学就是文化人类学。过去也学过历史,对民族地区的历史也做过一点研究,写过两本新疆民族史的书。民族学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不同,主要不是靠书本知识、文献材料去开展研究,它主要靠实地调查,对自己亲自到社会中实地调查搜集到的材料进行分析,认识社会,总结规律,提出自己的看法。几十年来,几乎每年都到边疆民族地区调查,特别是新疆去的次数最多,走遍了天山南北,通过实地调查,交了很多朋友,特别是少数民族朋友,农民、工人、干部、阿訇等各个职业、层次的都有,所以对他们有一点了解。

绝大多数人的民族认同并未影响国家认同

因为近年来持续出现一些暴力恐怖事件,关于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大家都很担心,不知道前途怎么样。我自己和我的团队已经连续十年在新疆、西藏、内蒙古、甘宁青等地做民族关系调查,重点是新疆的维汉关系,在其它地方主要是调查藏汉关系、蒙汉关系和回汉关系。2004到2006年在新疆各地城乡各个阶层中做了四千多份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

86%的维吾尔族群众回答维汉关系还可以或比较好;城镇中超过70%的维汉群众有对方民族的朋友;95%以上的维吾尔族群众认为做维吾尔人很自豪,同时,超过90%的维吾尔族群众回答作为中国人是自豪的。

可见,绝大多数维吾尔族群众的民族认同并没有影响国家认同,他们愿意认同国家。所以我认为没有理由把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完全对立起来。

当年,我还和北京大学心理系主任韩世辉教授合作在新疆做了脑电脑图的心理测试,这也是国际心理学界常用的方法,借此来测试两个族群之间的关系。其结果与问卷的统计相比虽然有差距,但基本上还是能够支持我们的问卷结果。2009年新疆“7.5事件”以后,我们又在新疆、西藏、内蒙古和甘宁青做了五千多份民族关系调查的问卷,在西藏的调查结果是:

城镇中有69%的藏族群众和92%的汉族群众有对方民族的朋友;87%的藏族群众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94%的藏族群众认为藏汉关系正常或比较好。

在内蒙古和甘宁青做的同类调查,结果也都类似或更好。

在新疆2009年以后的调查与2006年的调查相比,结果有所变化,统计显示汉族和维吾尔族的民族情绪都比原来高涨了,民族关系比原来紧张了,但仍然没有决定性的变化,大局没有变。我党和政府在少数民族群众中的基础仍然是靠得住的。

我们还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研究院院长刘嘉教授的团队合作,做了500多人的心理测试。这种国际上通用的心理测试方法主要是测试两个族群之间的偏见度。将这种测试的结果对比,可以看出,西藏、内蒙古和甘宁青不同民族之间的偏见度都比新疆维汉两个民族之间的偏见度低。也就是说,新疆维汉民族之间的偏见度比较深。但把这个结果与美国学者在美国的白人和黑人之间做的同类心理测试相比,中国新疆维汉民族之间的偏见度,比美国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偏见度低一些,也就是比他们的关系好一些。

我们的调查显示,不同阶层和年龄段的态度也是有较明显差别的。在维吾尔族中,农民阶层和60岁以上年龄段的人对民族关系评价较好,对汉族偏见度最低,而对民族关系的走向影响比较大的则是精英阶层。

确实有很多人对现状不满,根据我们的调查,在维吾尔族中对目前的生活不满意的人占了接近30%。在这些不满的人中,也确实有一些人是针对国家和党的民族政策的,但他们属于少数。多数人不满意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中确实遇到了一些新困难,他们主要针对某些地方干部、地方政府、外来的汉族人或其它,所以不能把他们一概都视为反对国家或反对共产党,更不能把他们视为支持“东突”。绝大多数不满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多数问题是新时期以来在全国都新出现的一些普遍性问题,不具有政治性。

改革开放后民族地区问题增多是因政策落实不到位

新时期以来,有些边疆民族地区确实出现了一些动乱的事件。关于如何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的稳定,我的基本看法是:要根据新的形势对我们传统的民族政策进行适当的调整,制定能够针对各种新问题新形势的更合适的民族政策和维稳战略。同样重要的是要能够很好贯彻落实这些政策。

中国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在学科划分时经常被放在一起,实际上理论和政策是两个层次的问题。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政府的民族理论基本上没有变化,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在国际上与其它国家相比较也是非常进步的。我们的民族理论阐述起来内容很多,我个人的理解其核心思想就是一句话:民族平等。而且我们不仅在法律上规定平等,也努力在事实上达成平等。具体来说就是帮助少数民族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政治权利上和文化发展的机会上都与汉族达到平等,希望达到各个民族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在这一民族理论的指导下,政府制定了很多很具体的民族政策,并且执行了60年,在这60年中间,不断完善,也做过一些调整。总体来看,在前30年,从1949年一直到1980年代初,民族政策的执行基本上是成功的。说它成功,证据很明显,这就是前30年我们的边疆民族地区一直是稳定的,边疆少数民族与内地汉族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很多矛盾逐渐消除了,不管新疆、西藏,内蒙古,还是其它一些地方,民族关系比较好,民族之间的界限不是扩大了,而是在不断缩小。我们的民族政策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后30年,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的这30多年,民族地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煽动等各种破坏活动,可总的来说,境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是一个常量,从新中国建立以来,60多年从来没有停止过,为什么前30年这些地方是安定的,我们能克服他们的破坏,很少有人受他们煽动,跟着他们走,相反,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群众都坚决反对他们,而后30年却出了很多事情?我想这与社会转型等大环境的变化是有关系的,与我们在维稳战略上的某些失误也是有关系的。

也有很多人在思考,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否与民族政策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民族政策不合适,应该做大的改变?我在这方面并没有很成熟的想法,我认为民族政策固然需要调整,但主要问题不是民族政策不好,而是出在落实上,民族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我们的民族政策的目标是推动少数民族逐渐缩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与内地汉族的差距,差距缩小了,边疆民族地区就会稳定,民族就会团结,就能够共同繁荣和发展。如果差距不能缩小,反而逐渐拉大,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前30年我们的民族政策落实情况较好,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比较快,差距也在缩小,民族是团结安定的;最近这30年,之所以我说主要是政策落实出了问题,是因为政府手里没有那么多资源去落实固有的民族政策,因为整个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政府手里的资源越来越少了。

我举一个简单的数字:1978年新疆的国有工业总产值占89%,到2009年仅占11.5%;国有企业的从业人数1985年的时候占74%,到2008年只有26%。政府直接掌握的资源少了,很多民族政策就难以落实了。例如,在新疆,少数民族上大学要加分,因为汉语差一些,不能与其他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所以要照顾他们,加50分或者更多的分,他们毕业时政府负责分配工作,因为都是国有和集体制企业,政府可以说了算。现在不行了,虽然升学时还在继续加分,但毕业以后有一半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汉族大学生的就业率比他们高得多,很多企业为了追求经济效益,不太愿意要少数民族的学生,也就是说政府的很多政策落实不了。其实在农村等地方,也都有类似的老政策难以落实的情况。

近30多年来中国发展的很快,大家都认为这是新中国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其中,前十年重点是东部地区的发展,很快与中部和西部拉开了距离;第二个十年中部的发展速度也加快了,逐渐赶上;第三个十年,主要是从2000年以后,政府出台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比如新疆、内蒙古等地区,发展速度迅速提高,近十年来已经超过全国平均发展速度,新疆每年的GDP增长速度达到10%以上,内蒙古甚至达到20%,而全国的平均增长速度大概是8%左右。最近十几年,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很大改观,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明显提高,基础设施、城市面貌都有很大变化。很多人可能认为这样发展下去,再过若干年以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会赶上东部、中部,少数民族在经济收入上会逐渐缩小与汉族的差距,可是事实并非这么简单。

一般来说,经济的开发,GDP的提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增加更多的资源和资本的投入;另一种是提高资源使用的合理性和效率。第一种方式推动的经济增长被称为外延增长或粗放式增长。而第二种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是一种更进步的,比较节省资源的可持续的增长。多年来,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资源开发为重点。但我国的少数民族人口大多以经营农业为主,资源开发不仅有自身可持续的问题,而且这种开发如果处理不当,还会在用水、占地和污染等方面对农牧业造成破坏。当资源开发的成本甚至破坏大多要由少数民族农牧民承担,而他们本身又没有能力参与工业开发并获得相应的益处时,矛盾就产生了。

新时期以来,边疆民族地区与东部较发达地区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对东部更加开放,

边疆民族地区资源开发的资金、设备、技术以及人员,大量来自内地。如果没有一些特殊的保护政策,在市场经济中势必造成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居民之间因文化的差异导致竞争能力的差距,以及随之而来的贫富分化。

开发创造了经济的增长,大多数人的收入提高了,但也还是有不少人跟不上,没有同步提高,或者是提高了一点,但不多,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跟上发展的速度。我到新疆做调查发现,很多企业包括一些少数民族企业家,不太愿意招收少数民族职工,更愿意招汉族,认为汉族人受教育水平高一点,现代化观念强一点,更适应企业的工作。而有些少数民族现代化观念淡一些,时间概念和效率观念也会弱一点。虽然有的国有企业或者集体企业根据国家规定必须要招收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职工,但在这些企业中也可以发现,管理层和技术层人员中的少数民族比较少,少数民族大多是基层工人。

当这种发展是以牺牲部分农牧业为代价时,会对自然坏境造成某种程度的破坏,首当其冲的是当地的农牧民。当这种发展造成不同文化竞争力不同时,就会在不同民族之间造成某种程度的隔阂甚至矛盾,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的和谐。

因此,虽然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整体发展速度很快,可是一些少数民族的基层群众与汉族的收入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拉开了。另外,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保障体系是很好的,尽管当时经济能力差,但从城市到农村,民众出了什么事情都有人管,而现在村里把土地都分了,城市里大多数是私有企业,社会保障体系没能很快跟上,一部分人不适应市场经济,跟不上发展的速度,生活也就比较贫困。我想这个阶层的人就很容易受到境内外敌对势力的煽动,例如新疆“七•五”事件的参与者,多数是来自南疆一些失业的年轻人。在新疆、西藏,受极端宗教势力蛊惑的人也多来自这个阶层。

所以,近二三十年来边疆民族地区不那么稳定,一个原因就是民族政策没能很好落实。正如前面所说,民族理论与政策是两个层次,我们的民族理论是不能变的,因为它是正确的,进步的。我们是要推动真正的民族平等,不仅法律上平等,事实上也要平等,不仅政治平等,经济文化也要平等。这样的理论有什么必要去改变呢?民族政策则是另一回事,当大的环境改变,政府手中没有那么多资源去落实固有的民族政策时,政策就应该调整。随着不同时代的变化,政策不能一成不变,不同时代不同地区都应该可以有不同的政策,目标就是为了缩小民族之间的差距,帮助少数民族尽快改善处境,达到民族平等。当然,近年来民族地区问题比较严重,也还有其他原因。

处理好民族关系需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地方民族主义

至于未来应该怎么做,我简单讲几条自己的想法。

第一,关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方式,过去一直强调跨越式发展,跨越式发展也就是要快一点,而实际上发展太快会有些少数民族跟不上,坐不上这趟快车,所以发展的方式应该再加一条,也就是参与式发展,让少数民族能够参与进来,也就是说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与内地的发展模式不应该完全一样,应当由国务院制定一个相关规定,对于进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发的企业和各种开发计划,应该有当地人,当地政府,当地的少数民族参与,看怎么样更适合他们,对他们更有好处,怎么样的方式能让他们比较容易参与进来,培养少数民族的工人阶级。经济上可以跨越式发展,但社会的发展是很难跨越的。过去西方人骂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不仅仅是说我们身体不健康,也是认为我们思想观念落后,没有现代化观念,在工业化面前不能适应,不仅是科学技术落后,而且缺少时间和效率观念等。1840年以后,经历一百多年痛苦的改造,我们抛弃了很多旧思想,旧习惯,建立了我们的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社会,现在我们能够适应了,所以发展很快赶了上来。但解放以前,很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没有同步地发展,过去基本没有什么工业,没有工人阶级,缺乏现代化观念和习惯,还很难适应现有发展方式。所以,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不一定最快的经济发展方式,最先进的技术对于他们来说是最适应的,对他们最适合的应该是他们能够充分参与的发展方式。

上世纪70年代联合国开发署公布过一个负面的例子,发达地区支援发展中地区的例子,在一个非洲的小镇,多数人是靠手工制鞋业为生,手工制鞋业养活了五千多人,后来别国支援了他们一台机器,这台机器很先进,可以完全代替旧有的手工制鞋业,而操作这台机器仅需要40个工人。效率大大提高了,但多数手工制鞋的手工业者失业了,很多家庭陷入贫困。这个例子值得借鉴。不一定内地的发展方式到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就是最好的,所以我提出一个建议,将跨越式发展改成参与式发展。

第二,关于如何对付极端宗教势力,对付邪教。我认为,要兴正教才能彻底战胜邪教。在新疆、西藏,信教的少数民族群众占多数,敌对势力就利用邪教组织在这些地方煽动,特别是在基层农村的一些年轻人中传播邪教,煽动反对异教徒,反对异端。近年来很多暴恐活动是在他们的煽动下发生的。怎么对付这些极端宗教势力?不仅仅要依靠政府,依靠宣传科学和无神论,也要依靠广大信教群众,包括广大宗教职业者,团结他们一起对付极端宗教。宗教虽然主张唯心主义,有消极的一面,但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宗教是正能量。所以我们要兴正教,也就是依靠他们,去战胜邪教,因为正教与邪教是天生的敌人。

第三,在上世纪的50、60年代包括70年代,为了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两个政策或者口号是一直坚持并强调的,即坚绝反对民族中心主义,也就是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不反对这两个主义,民族关系就处理不好。这也是我的第三条建议,边疆民族地区要继续恢复过去的这项政策,反对狭隘地方民族主义,也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这两个主义的各种行为和言论。这样才能够搞好民族团结,共同应对境内外敌对势力,我们的维稳才能得到边疆广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才能够彻底击败敌对势力的各种阴谋。只要民族团结搞好了,三股恶势力,各种敌对势力就不过是一些小蟊贼,永远掀不起大浪。

以上就是我提出的对我们目前的民族政策和维稳战略进行调整的三项建议。只要我们把政策调整好,我相信五年就能够使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面貌有大的改观,十年能解决这个问题。这并不是盲目乐观,我们有前车之鉴,我自己过去是研究历史的,边疆民族地区在旧社会有很多民族矛盾和冲突,很血腥,解放后都解决了。就是因为比起旧社会,我们有一个好的民族政策。所以我相信只要把政策和维稳战略调整好,这些问题十年就能解决,不会太久。我就说这些吧,谢谢大家。

http://news.ifeng.com/exclusive/lecture/special/minzu/yangshengmin.shtml

(本文已被和谐,翻墙搜寻而成,编者按)

http://www.uyghurnet.org/cn/%E6%9D%A8%E5%9C%A3%E6%95%8F%EF%BC%9A%E5%A4%84%E7%90%86%E5%A5%BD%E6%B0%91%E6%97%8F%E5%85%B3%E7%B3%BB%E9%9C%80%E5%8F%8D%E5%AF%B9%E4%B8%A4%E4%B8%AA%E4%B8%BB%E4%B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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