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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掉人民战争,如何反疆独?(有图)

2014年7月6日

作者:泉台旧部发布时间:2014-05-05 来源:乌有之乡
而市场化的改革把反对“疆独”而进行“人民战争”的武器丢掉了,失去了群众基础,打击“疆独”变成了公安部门一家的事情。而建国初期动员包括绝大多数维族同胞一起参与的打击“疆独”势力的人民战争也无法再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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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也就是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新疆刚刚结束之后,在乌鲁木齐市又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暴恐”事件。新疆的“暴恐”事件,是新疆的“疆独”势力直接操纵的。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疆的“暴恐”事件接连不断,“疆独”势力死灰复燃,且呈愈演愈烈之势。新疆到底怎么了?曾经在我们印象里勤劳、善良、热情、好客的维吾尔人为什么成了这样?这是摆在全党、全体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大的问题。笔者做为一名从事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小学生,以自已的一点不太成熟的看法试着分析一下新疆近些年来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笔者是内蒙人,在体制内从事民族工作,由于没有去过新疆,只在一些书籍和资料中对新疆有一些了解,所以有不对之处,希望大家尤其是维族同胞们给予批评和批判。

仔细分析中国的历史就可能看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不管是任何阶级、任何一种政治势力,都无法使整个中国各民族真正团结成一家人。虽然元朝、清朝这两个由少数民族建立起的封建政权也建立过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无不都是依靠残酷的对少数民族的压迫而维系其统治的。如元朝把人按政治地位的不同分成了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汉人,四等南人),把职业分成了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娼八盗九儒十丐),实行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和残酷的民族压迫,以至于元朝仅仅存在了不到100年就土崩瓦解了。清朝在对待西藏、蒙古的问题上是采用了宗教控制的方法,利用宗教的力量实现对西藏和蒙古的统治。大力培植宗教代理人(如西藏的达赖、班禅,内蒙古的章嘉呼图克图、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等人)来实现其统治目的。而对于新疆则完全不同,清朝的统治是建立在残酷的民族压迫基础上的,大力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分化政策,而穆斯林受到的压迫尤为严重。清朝的法律明确规定“回民犯科,加等科罪”,“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回民,十以抵一”。这使得新疆地区人民特别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极为不满,不断进行反抗。

到了中华民国时期,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于少数民族的压迫有增无减,从而引起各少数民族的不断反抗。如蒙古族的嘎达梅林起义、新疆的哈密暴动、三区革命都是反对民国时期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于少数民族的压迫而进行的。而作为新疆“暴恐”事件的操纵者“疆独”势力,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那时候的“疆独”势力,是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迫下被迫产生的,有其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他们往往又容易被英、俄等外国势力利用,从而演变为分裂势力。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结束了几千年来的民族剥削、压迫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得到了全国各少数民族的拥护。新中国开创了中国民族历史的新纪元。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它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社会主义制度是让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剥削制度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被消灭了,劳动人民千百年来第一次以国家主人的身份站了起来。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制度很快也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起来。这期间,党的一系列民族政策合民心、顺民意,赢得了占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总数95%以上被压迫少数民族群众的热情拥护,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群众中树立了绝对的威信。所以直至今天在西藏、新疆和内蒙古发生的一切民族事件中,尽管有一些民族分裂势力分子喊出:“杀光汉人”、“汉人滚出去”等口号,但是没有一起事件中有人喊出“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在各少数民族心中的仍然有崇高的地位。而我们的开国领袖毛主席被西藏的藏族群众当作“文殊菩萨”,被新疆的维族群众当作和宗教先知一样地位的圣人,而草原上的蒙古族把毛主席在歌曲里比做“草原上升起了不落的太阳”。纵观历史,没有一个汉人在少数民族心目中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据新疆的网友介绍:他有一次给一位维族老人提起了毛主席,这位维族老人竟然哭了。

那个时期,为了更好地促进新疆建设,大批的汉族干部、工人、支边的学生、解放军进入新疆,和新疆各少数民族同胞一起建设新疆,努力开创新疆发展的新局面。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把汉族和新疆的各少数民族紧紧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维汉人民共同建设新疆的热潮,人们的阶级感情超越了民族感情,人与人之间没有私利,却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新疆开始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全新时期。那个时期的维汉关系是非常好的。进疆的汉族建设者和新疆各族群众一起生产、劳动,他们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新疆的建设事业。新疆的维族同胞,也用各种方式表达了对这些进疆的汉族建设者们真挚的感情。据一位民委系统的同事讲,那时候,甚至有维族同胞养猪(这对于信仰伊斯兰的人们来说是绝不允许的),就为了送给来新疆建设的汉族朋友。在这样民族团结、融合的环境下,“疆独”势力消声匿迹了。

不可否认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疆仍然发生过“疆独”势力策划的“暴恐”、“叛逃”等分裂事件。但此时的情况已经与解放前完全不同。这时的“疆独”势力只是在建国以后,被党和人民“专政”了的原新疆的封建统治阶级,他们不甘于失去原来的靠占有生产资料、剥削人民给他们带来的富足生活,他们也不甘心做一名普通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们还想回到以前的贵族生活,再加上外国分裂势力利用他们干扰我国的发展,因此,这些原来的剥削阶级,打着“疆独”的旗号,在新疆大肆制造分裂活动。但是,他们的分裂活动是不会受到翻了身的新疆广大被压迫人民的欢迎的,在党领导的反对“疆独”势力的“人民战争”中,“疆独”只能最终在中国大地上沉寂下去。

改革开放以后,对于新疆的一系列政策在网上有好多学者写的文章论述,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在此笔者也就不再重复了。

由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维系五十六个民族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团结、大融合的基础只能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而一但中国共产党远离了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抛弃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疆独”等势力的再度崛起并泛滥,只能是必然的结果。更有甚者,会导致国家的分裂,进而中华民族会遭受灭顶之灾。

新疆的问题绝不是新疆一个地方的问题。是中国现在所面临的一切共性的矛盾首先在相对脆弱少数民族地区爆发出来。

改革开放以后,做为边疆少数民族的绝大多数维吾尔族同胞们来讲,他们决不会首先成为中国“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而在国有企业改革、农村包产到户和市场经济大潮中,城市的维族工人的下岗失业,让他们离开了这个维系民族团结的纽带–国有企业(事实证明,私企在促进民族团结和融合方面所起的作用远不如国企),大批国有企业里原来在一起工作、学习的维汉同胞就这样被分开了。农村的维族农牧民在包产到户的政策下也脱离了集体,成为一个个分散的小农经济个体,民族融合的经济基础在这样的经济改革中失去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就这样一步步地被分成了两个圈子。接着就业难、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等一系列中国人共性的问题也极大地困扰着新疆的维族同胞,甚至对于他们来讲更加严重。而此时内地的一些汉人在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下进入了新疆,他们和改革开放前进入新疆的和维族同胞一起建设新疆的汉人不一样,他们是到新疆发财来了(今天随便在百度搜索“新疆富豪”,你会发现全是汉人,没有维族人)。很快,在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下,在新疆丰富的煤炭、天然气、石油等资源的有利条件下,一部分人(绝大多数是汉人)先富起来了。而严重的两极分化让新疆的维族同胞同样产生了不满的情绪,由于“共产党”在他们中仍然有崇高的地位,新疆的维族同胞只能把这种不满加在汉人的头上。而新疆的一些民族主义者在这种对现实不满的情况下,又重新提出了“疆独”的口号,而这一次得到了一部分维族群众的认可。值得思考的是,虽然此时大多数的维族同胞不认可“疆独”,但是由于市场化的改革把人们打散了,大多数的人各自为政,在面对“疆独”的时候持观望的态度,“事不关已、高高挂起”了。而市场化的改革把反对“疆独”而进行“人民战争”的武器丢掉了,失去了群众基础,打击“疆独”变成了公安部门一家的事情。而建国初期动员包括绝大多数维族同胞一起参与的打击“疆独”势力的人民战争也无法再组织起来。对于隐藏在人民中间且无孔不入的“疆独”势力来讲,公安部门尤其显得力不从心。于是,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件件由“疆独”势力策划的“暴恐”事件不断发生了。

而一件件的“暴恐”事件,又不断地拉开了新疆维汉群众的关系,甚至在维汉群众当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而此时更可怕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也盯上了“疆独”势力,“疆独”势力也急切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持,双方一拍即合,于是“疆独”势力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颠覆中国、肢解中国的一颗有力的棋子。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向“疆独”势力提供资金、援助、舆论支持、训练人员并扶持以“热比娅”为代表的“疆独”分裂势力头目。在这种背景下,“7.5”事件的悲剧上演了。而这一悲剧又再一次打击了已经非常脆弱的维汉关系。由于无法组织有效的打击“疆独”的“人民战争”,警察把“反恐”的重点人群放在维族群众上,而且在全国也出现了对普通维族群众的“不公正”待遇。尤其在“7.5”事件后,在新疆的汉族人开办的企业里根本不接纳维族群众,这些都让维族把群众把怨气撒到了汉族的身上。维汉关系也到了建国以来历史的最低点。

对此,值得指出的是,造成维汉关系紧张的局面,除了上述分析的原因外,在汉族群众中存在的“大汉族主义”的观念也在维汉关系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破坏作用。而早在1953年毛主席就严厉批评过这种思想,称这种思想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是国民党思想,是影响民族团结的最大的障碍。是汉族群众未很好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未学好中央民族政策的结果。

脆弱的维汉关系又为“疆独”势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再加上“疆独”势力的一些蛊惑人心的宣传和少数维族群众对现实的不满,更加之民族、宗教、文化等原因,“疆独”思想在少数维族群众中漫延开来。而我们经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市场化改革的三十多年,维系民族团结的共同的共产主义信仰和共有制经济基础被摧毁了,失去了各民族团结的思想和经济基础,也进一步促进了“疆独”势力的发展。

失去了共产主义信仰和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对于人们进行社会主义主义的教育就成了一纸空谈。改革开放以后造成的意识形态乱象也是产生“疆独”的重要思想基础。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被淡化了(不只在新疆),宗教文化在新疆又兴盛起来。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淡化了,民族情结必然又突出起来。

今天所谓的恐怖事件暴徒,绝大多数应该都是维族贫苦的群众,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在他们失去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在他们看不到改变命运的希望时,极端宗教思想被“疆独”势力灌输到他们的头脑里,他们在接受了极端宗教思想以后,感觉生命有了寄托,未来有了希望,于是一件件的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笔者坚信,那些真正的“疆独”势力组织者绝对不会以恐怖分子的面目出现的,更不会冲向前台来。而那些所谓的制造“暴恐”的“恐怖分子”,不过是被真正的“疆独”分子洗了脑的贫苦的维族同胞,而他们本来属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是国家的主人。为什么他们会成为具有极端宗教思想的“恐怖分子”?他们是怎样失去共产主义信仰的?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回想昆明301事件那个19岁的维族女暴徒,19岁,她还是个孩子,应该在上高中或者大学一年级。但是她为什么早早离开了学校?又为什么去接受那些极端的宗教思想教育,她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她是父母是个什么情况?她家里的生活状况是个什么样子?她是怎样的一个成长轨迹?在没发生“301事件”之前,我们的各级党组织、我们的社会有谁真正的去关注过她?去帮助过她和她的家人呢?一个19岁的女孩子变成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暴徒,难道只是怨“疆独”势力吗?我们应该在这里反思一些什么呢?

笔者认为,要解决“疆独”问题,只有在全民中重新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只有回归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只有永远坚持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彻底改变目前严重的两极分化,让全国各族人民都回归到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让共产主义信念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信仰,把“疆独”势力最终消灭在人民的铜墙铁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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