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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种畜改良场

2014年7月21日

2013-12-15
1974年,珍沁被派去那曲地区种畜改良场(那曲人们都叫地区牧场)工作。工作是保管员。那个工作本来很是清闲,可她还是牧场党支部委员,负责牧场的女工工作。珍沁从八岁起,就一直跟着牛羊转;牧场的放牧员,绝大部分也是贫苦牧民家庭出身的女工。珍沁来到牧场,就像是到了一群亲阿姨和姐妹中间。那时候牧场没有子弟学校,珍沁就给她们的孩子教藏文和小学数学;有的牧工家里发生了小纠纷,她就去帮助调解;有的牧工病了,她也就拿起牧鞭,代替她们去放羊。牧场的生产开始有了变化。1975年,珍沁被选为出席地区党代会的代表,后来又被评为地区的先进工作者。

别看这牧场不大,故事还真是不少。牧场刚成立时,地委派去的第一任场长,竟然是行政十四级的原某县委第一书记。按照干部的级别标准,“正县(团)级” 就是行政十四级,若是那位场长再往上提一级:十三级,他可就是“准地、专(师)级”——正儿八经的“高干”了。想当年——1960年,西藏地质局办公室的主任唐振华,就因为是个行政十四级,他虽然是一位饱经风霜雨雪、经历过无数次出生入死战斗的老红军,在拉萨却没有资格领到高干特殊供应证,只好和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享受同样的待遇。

我还听人说,这位某场长一到任,干的头一件事,就信心百倍地制定了一份作息时间表。每天早晨由他亲自吹口哨,场部附近放牧点的牧工们,一听到哨声,就要效仿古代的烽火台——不是点火,而是吹起哨声——立即向远方传递消息。如此一来,哨声就能够以音速传遍整个牧场了。牧工们一听到哨声,也就要赶着牲畜出牧;傍晚,也要听到场长的哨声才能够收牧。我估计他是想用现代工业化的手段,来管理还处于游牧时期的种畜场的牧工们。他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效果却很值得商榷。

珍沁去牧场工作后,我也去过那里好几次。每次见到某场长,他也是十分地热情好客。我对场长同志一点也不了解,但在与他接触几次之后,他那待人接物的气度和说出来的话却让我感觉到了,他肯定是一位饱读诗书的人。他还将我这个只读过一年初中,地位又与他有着天渊之别的小小办事员,当成了他倾诉满肚子“衷情”的对象——‘话篓子’。一次某场长就百般无奈地对我说:“进藏之前,我还真的有一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进藏去到某县,牧区的接羔育幼、抓膘配种,更是将我搞得晕头转了向。现在又被派到牧场来了,我可是一个完全不称职的场长。”但是我觉得,某场长并非碌碌无能,起码他不比巴青县的那位M书记差。但是让他来当场长,我觉得不一定是组织上的大材小用,也不可能是他自己力不从心,主要还是那时候变幻莫测的政治气候,他才被“乱点了鸳鸯谱”。但是在我看来,真有一点像用一尊大炮去打蚊子。可是在那个年代,这又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不久之后,某场长就调离了那曲。地委又派来一位姓郭的县委副书记来当场长,与他同来的还有一位大学生郭兽医。一时间,牧工们都晓得牧场来了大、小两个老郭,有事情找场长——大老郭;牲畜病了喊兽医——小老郭。

那些日子,我也就在自己心里打开了小算盘,觉得这牧场倒是最适合我呆的地方。一来我在巴青,跟牛羊打了整十年的交道,像我的乘马——战友昂巴;像在二号地区跟着我去青海寻找牦牛的纳罗(骑牛)嘎嘎;像我的恩人——乡长白玛的那匹老白马,她(它)们不仅仅是对我好,而且还救过我的命。珍沁又在牧场工作,我俩在一起,彼此照顾,两个小孩子带到牧场来,就由我用姆妈教我的办法来教育他俩。一家四口人,天天都能够见上面,没有了两地分居的烦恼,真正的天伦之乐,实在是太理想了。我就将自己的“小算盘”告诉了塔局长。他十分坦诚地对我说:“我实打实地告诉你,我觉得你的想法没有错。将心比心,如果我是你,我也会想着这样做。但是这件事情,我说了不算数。你若真想去牧场,只能去找刘副主任,农牧局就是由他分管的。”

我下定了最大的决心,但又是惴惴不安地找到了刘副主任,请求他批准我去牧场工作。刘副主任也还像在巴青县一样,不慌不忙地问我:“你还记得焦裕禄吗?”我回答说:“1965年自治区成立时,那时候您还在巴青,中央代表团给每个区发了一架进口的半导体收音机,还是我从县里背回区里去的。那天经过索县羊乃乡,我下马休息,也让昂巴吃点草,我打开收音机,想试一试它的收听效果。刚刚一打开,就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广播焦裕禄同志的先进事迹。我是流着眼泪听完的。”刘副主任说:“那你就将焦裕禄同志不吃别人嚼过的馍馍那个故事,也讲给我听一听。”

那个故事,不是一般意义上地“记”在我的心里,而是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了。我不假思索地就背了出来:“兰考县委先后抽调了一百多名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了一支三结合的“三害”调查队,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当时,焦裕禄同志的肝病已经相当严重,许多同志劝他不要下去,就在家里听汇报。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他背着干粮、拿起雨伞,和大家一起在兰考的原野上日夜奔波。追流沙,他一直追到沙落地;查水情,他又是查到水归槽……”刘副主任笑着打断了我的背诵,说:“好了,好了,真的没有忘记。你1965年在地区那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当时就引起了曹书记的注意。他也是一个不想吃别人嚼过馍馍的人。但作为地委一把手,他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天天去下乡。可是光坐在地委机关,看着县里报上来的材料,又确实有点嚼别人馍摸的味道。他就让你们的塔玛局长,去下面了解一些没有经过秀才们“加工”过的“原汁原味”的材料。只是塔玛同志文化底子太差了,好多情况只能够靠心来记。这次调你来农牧局,也是想让你跟着塔玛同志一起下去,帮他多收集一些新鲜馍馍——来自基层的第一手的材料。你若是真想去牧场,那也就只有去当面请求曹书记了。”我想起了北京告状,那份材料转回了那曲,那女户籍员还是不依不饶,最后还是曹书记主持公道,替我解决了一个大难题,我哪里敢再去给他添麻烦。我又想起了焦裕禄同志,他为了人民,连自己的性命都献给了兰考。我虽然是一个小小办事员,还是应该做出一点样子来。想到这里,只好收起自己那个“小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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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丹正嘉的blog 2013-12-15 15:52 青藏高原的畜种改良走了不少弯路,50年代在牧区养殖细毛羊,成活率太低,不受牧民欢迎,以失败而告终,现在看来纯牧区还是以本品种选育为好。牦牛也一样。. 回复 西藏老人 2013-12-16 07:55

丹正嘉的blog: 青藏高原的畜种改良走了不少弯路,50年代在牧区养殖细毛羊,成活率太低,不受牧民欢迎,以失败而告终,现在看来纯牧区还是以本品种选育为好。牦牛也一样。 …

老师说得很对。那曲就是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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