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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

2009年3月29日 发表评论 阅读评论

第一,西藏解放是1959年。所以最多说1959年西藏划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

第二,1959年以前,任何曾在中国大陆执政的政府,无论国民党政府,清政府,乃至元朝唐朝,从未对西藏实施过中央集权意义上的统治。”改土归流”从未深入过西藏核心地区,在康区,卫藏也从未长久,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军西藏之后。

第三,西藏达赖班禅转世需要清政府批准,并不足以成为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证据。中国自古以来一向以给予周边附属国统治者官方任命做为主要外交手段之一。事实上这些接受中国皇帝任命的国王和宗教领袖,在治理自己的领土时完全无需中国皇帝首肯,具有除向中国发动战争之外的一切自主权。不纳税,无需接受流官任命,拥有自主征兵权。中央驻军或者没有或者仅仅是象征性的。如果要拿这个做标准,中国更有理由声称蒙古,朝鲜,越南,缅甸,菲律宾和印尼一部,哈萨克斯坦一部,吉尔吉斯斯坦大部“自古就是中国一部分”。但这完全没有意义。在西方殖民地大多获得独立,中国帝国时期原有的附属国,例如蒙古,朝鲜,韩国,越南,缅甸,吉尔吉斯斯坦等现在已经得到中国和世界充分承认,成为无可争议的现代意义下的主权独立国家之后,以“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作为中国中央集权管理西藏的合法性的证据,缺乏说服力,而且有双重标准之嫌。

第四,在世界民族觉醒,殖民地和附属国民族独立运动最盛行于世的时代,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1970年左右,大多数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或者出于自身的革命斗争,或者出于殖民势力的衰落退出,或者出于美苏强权势力范围的划分,纷纷获得自己的独立契机,奠定了现代的世界版图。在这个时期,西藏葛厦政府既未能在军事方面抵抗解放军进军西藏,也未能在政治方面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也未能在外交方面获得美苏任何一强的关注。反而以愚蠢的军事策略迅速葬送了布达拉宫掌握的有效军事力量,在政治上坚持不得人心的愚昧残暴的政教合一农奴制度,在外交方面根本不了解外部世界,印度无暇北顾即无计可施。从而先是丧失了军事独立,然后丧失了政治权利,最后丧失了宗教基地,从而被消除了独立性。

第五,流亡藏人的”自治”要求是否现实?答案是否定的。不是因为苍白的“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是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生活在西藏的藏族人民的支持和信任。所以中国才能够无视流亡藏人的任何政治要求。

第六,西藏现状是否最佳?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作为现存佛教的重要一支,藏传佛教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越1970年以前”藏人的宗教”的地位,而是一种足以和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东正教,犹太教等相提并论的受到世界尊重的正统主流宗教。而这个主要需要感谢达赖喇嘛流亡之后五十年间不懈的努力。而且从藏传佛教悠久的历史和现代良好的表现,以及在藏族人民心目中的根深蒂固,中国已经在道义和事实上都不可能消除其影响。而只要藏传宗教的”教宗”,现在是达赖喇嘛,持反对中国的西藏政策的态度,西藏问题就不是一个中国可以单方面以让世界首肯的方式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会因达赖喇嘛的圆寂而消失,因为这个问题植根于中国的西藏政策的目标和藏传佛教的教旨的冲突,而不是植根于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国政府的政治冲突。

第七,西藏问题的实质何在?它不在于西藏是否独立,政教合一是否恢复.这些可能是部分流亡藏人的奢望,但是这是明显和藏族人民的利益抵触的。西藏问题的实质在于,其一是藏传宗教的地位,藏人认其为自己的精神源泉;中央认其为民族特色文化和可开发的旅游资源,将宗教仪轨异化为表演艺术,将佛法庄严异化为任何异教徒可以花钱践踏的古迹。这在任何活宗教中都是莫大的亵渎,无论中央政府花多少吨金子修庙,无论宗教旅游收入为多少藏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和富足的生活,这对藏人整体,特别是其宗教实体,喇嘛们,都是心灵上的侮辱和践踏。而这些,才是境外势力”煽动暴乱”一呼即应的根源所在。

第八,西藏问题如何解决?允许西藏如达赖喇嘛所求,”高度自治”,当然能够解决上述”态度不同”问题。但是,这个既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也不符合绝大多数藏人的实际利益。因为一个夹在中印之间的”独立西藏”,势必落入夹在中俄之间的蒙古国一样的尴尬境地,成为中印的战略缓冲区,而被不愿得罪中印的多数国家选择性无视,陷入封闭,贫困,无助,及其带来的人道危机。而这种危机随后又会成为世界指责中国的新的借口。那么,怎么办呢?西藏问题的解决方案,必须在不损害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中国为西藏提供的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化解上述“态度不同”问题。达赖喇嘛利用自己出色的活动能力,塑造了藏传佛教的世界地位。中国打压这种地位,打击的并非达赖喇嘛,而是藏族人民的心理底线。而这正是中共西藏政策的误区。事实上,中国不应把达赖喇嘛看成一个敌人和挑战,而应当看到藏传宗教世界地位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将其为我所用,利用这个契机把中国从“跛足巨人”变成真正的世界巨人。

为什么说中国是“跛足巨人”?因为中国虽然已经掌握了完整的现代文明产业链,成功地让13亿人的生活和教育水平不断上升,但是中国人民却没有自己的终极精神家园。共产党倡导的无神论并不能给普通人民提供任何关于终极问题的让人心安的答案。人民无论选择信上帝还是信真主,或者信佛祖,这些宗教组织的”神的高级代言人”,都不认同中华文化,缺乏本土性。放任这方面的宗教自由都会因此引入对中共统治合法性的质疑,乱功大于治功。而如果从现在开始支持本土道教,禅宗佛教,因为它们的理论体系和传承在过去60年里已经受到了极大破坏,重新恢复绝非几年能够办到。达赖喇嘛花50年时间让藏传佛教世界化,可以想象,中国即使现在开始正视掌握一个世界教宗的意义,等50年也太久了。

藏传佛教,无论它的“花”现在在哪里盛开,达兰萨拉也好,华盛顿也好,它的根始终在西藏,一个和中华文明高度杂交的文化之中。中国如果恢复康,藏,卫藏传佛教的宗教严肃性,放弃由世俗权力机构对宗教文化旅游的主导,而放手让寺院严格按照宗教仪轨规范旅游者行为,确定宗教场所开放程度和时间,让他们以宗教的纯洁,重塑中国藏传佛教的肃穆;进而取消政府施舍性的对宗教场所的巨额投资,而是采取“有限副捐”的方式,例如任何藏传佛教信徒,如果向寺庙捐赠1元钱,中国政府副捐一元,以每户每年副捐1000元为上限,从而不必让寺院背上“政府是大金主”,必须牺牲佛祖迎合政府的负担;给予藏传佛教重要活佛“教宗权”,比如出访国外宗教机构,以及邀请外国人士到西藏观礼宗教仪式等的权利。如此这般,因为藏传佛教的国际地位已定,基于国内强大的物质基础(寺院)和精神基础(信众,活佛),很快就能够把藏传佛教的圣地从达兰萨拉移回拉萨,甚至可以准许其建立一个围绕布达拉宫的神权区域,赋予其类似于梵蒂冈的超然地位。这样一来化解汉藏矛盾,二来促成藏传佛教回归,三来使中华文化手上掌握一种神权话语权,更有利于对抗以其他宗教和邪教方式对中国的干扰,使得中国不再跛足。一举三得,就看共产党有没有这种魄力和见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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