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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精神–祖先的优秀思想传统

2009年4月30日 发表评论 阅读评论

——对古代蒙古思想的整理和总结

编写/科尔沁夫

与其悲叹自己的命运,不如相信自己的力量。

——题记,引自蒙古谚语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是继《丑陋的蒙古人》之后,笔者推出的第二篇有关蒙古人民族性格的文章。出乎我的意料,《丑陋的蒙古人》一文在网络上发表以后,引起了相当的反响,这说明在当代蒙古年轻人中,许多人都在关心民族的命运,这是一件好事,我感到很高兴。毕竟,自己的思考不是孤独的。我希望,这样的思潮在蒙古子孙们中间能够成为主流。蒙古人应该相信,我们的未来是有希望的。至于能否把握住机会,这要看蒙古子孙们是否有先见之明、自知之明以及理智的态度。

为了更好的理解这篇文章和前一篇之间的承继关系,我希望,读者在阅读本篇之前,最好读一下《丑陋的蒙古人》一文。在那篇文章里,我主要分析了蒙古人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民族性格——也就是文化中存在着的诸多负面的因素,正是这些弱点阻碍着蒙古人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在那里,我希望蒙古子孙们能够正视这些问题,从而对这些弱点保持警觉。

作为一个蒙古人,我的确不希望看到我的民族在今天的时代丧失应有的自信。自信,是当代蒙古人最为缺乏的心理优势之一,批评弱点是必要的,但指出努力的方向是更加重要的任务。事实上,历史上的蒙古人曾经拥有过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精神财富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或者其他文化遗产,我所说的财富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关于思想的思想”,或者说是关于智慧的学问:它是指可以用来振奋民族精神、提供前进和发展的动力的信仰和精神素质。

我们能够做出慨叹的是,这些精神素质在历史发展逐渐为蒙古人所遗忘。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就是力图恢复这些古典精神,并结合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个世界和时代的特点,发展出当代蒙古人的新文化来——这也是许多当代有识之士的共识,而并非我的创造——我不过是一个追随者而已。

在当代,蒙古的年轻人们正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发展“蒙古新文化”。这个新文化,应该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是要保留和发扬祖先的优秀传统,也就是对当代蒙古民族发展有利的精神素质予以保留;而是要在传统文化中添加本不是本民族的,但却对民族发展有利的新的精神素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这篇文章所要谈到的古代蒙古人的精神素质,并不是要求蒙古青年们复古,而是要在继承中前进。任何民族文化都需要发展。我的观点是,现在的蒙古人也许需要一个“文化复兴”,好好下功夫探讨和学习一下早期蒙古人是如何理解人生和社会,以及获得个人和集体成功的精神素质,从而为今天我们民族的发展提供某种有益的启示。

这个工作所需要的材料肯定要涉及到蒙古人的观念史或者说哲学史。已有的资料已经表明,“蒙古人历史上的几次发展高潮无不和当时的哲学是无关的,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不是自发的,是在理论思维指导下的行动。”

在这里,我把下文将要谈到的古典思想统称为“蒙古精神”,它在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必然也还是蒙古民族性格的核心。我在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写作大量的参考了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的《蒙古族哲学史》(武国冀主编,1994年10月第一版),可以说,本文的主要观点几乎全部来自该书,在此对编著者和其他蒙古学者表示深深的谢意和敬意。我所做的工作不过是搜集和整理而已。我把这本书中我认为可以称得上是蒙古祖先思想精华的部分加以整合和整理,结合自己的评论,从而产生了这篇文章。因此,这篇文章与其说是写作,不如说是编辑。我只是希望我们祖先的优秀思想能够发扬光大,供当代蒙古子孙继承和借鉴,并无抄袭和沽名钓誉之心,希望原编者能够理解和原谅我。

那么,早期的蒙古祖先们是如何看待人生和社会的呢?他们拥有什么样的素质,导致他们成就了丰功伟绩,从而使我们这些蒙古子孙,也因为是他们的后代而得以享受荣耀呢?我把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古代蒙古文化的精华概括成了以下四大方面——我称之为“四大蒙古精神”:

——乞颜(Giyan)精神

——追求智慧(Wuhagaan)的好学精神

——至诚为本的道德观

——兼收并蓄的文化宽容(以及变革精神)

当藏传佛教在蒙古获得统治地位以后,蒙古人的精神文化逐渐变得单一,加上异族利用藏传佛教奴化、愚化蒙古人,逐渐使蒙古人变成一个文盲民族,给蒙古的发展带来了深重的遗害。对这个问题,晚清的蒙古族哲学家罗卜藏全丹曾经对此做出过令人痛彻肺腑的分析,感兴趣的蒙古朋友可以参考他写的《蒙古风俗鉴》,就可以了解这些令人伤心的历史。

我要在这里补充说明的是,我并不是说藏传佛教不好,它毕竟是蒙古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蒙古人民族性格的许多部分来自于它。我要说的是,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发展,都需要多元化和开放的文化,如果只有一种价值观,一种思想,那将是十分可怕的。

下面我将分别介绍和分析这些宝贵的思想传统。

艰难之人要坚定,顺利之时要谨慎。

——题记,引自蒙古谚语

一、乞颜(Giyan)精神(蒙古精神的核心)

大家知道,十三世纪初,铁木真(成吉思汗)统一了草原上的各个部落,建立了蒙古帝国,从而形成了蒙古民族。在蒙古帝国建立以前,“蒙古”这个称谓,只是草原上一个部落的名称,而这个部落的领袖铁木真,他的家族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更早的乞颜部落中去。

(一)乞颜精神的来历。大约在十三世纪末和十四世纪初,波斯学者拉施德奉蒙古可汗之命编撰了一部史书——《史集》,其中记述了蒙古可汗家族的历史,从这些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古代蒙古人的精神特质。其中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叙述了成吉思汗的祖先——乞颜部(也叫乞颜惕部)的历史。故事是这样说的:在两千年前(大约是公元前十世纪),乞颜部和突厥部发生了战斗,结果,乞颜部战败了,只剩下两男两女逃进了额尔古纳一带的山中。这里四周被群山和森林环抱,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以通向外面。这两个男人的名字是:捏古思和乞颜,这两家人和他们的子孙就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后来,这两家人繁衍分化出许多分支来,随着人口的增加,他们居住的地域逐渐显得狭窄了,他们就商量着要迁出山外。于是开始寻找走出山区的办法,他们找到了一处铁矿,聚集木柴,用七十头牛马的皮制成风箱,点火鼓风,直到山岩溶化,结果得到了无数的铁,山路也被开辟了出来,这样,他们就得以走出山区,来到了草原上。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化铁出山”,起初是以口头形式流传,它是在乞颜部族远古时期创作的有关祖源的传说,在其氏族中代代相传,是这个部族祖先光辉业绩的记载。

蒙古人有进行族谱教育的习惯,就是通过记述祖先的历史教育后代。这种族谱教育,是传承民族精神的重要手段。拉施德说,“乞颜,意思就是从山上冲下来的狂暴湍急的洪流,因为乞颜人勇敢、大胆而又极其刚强,所以人们以这个词作为他们的名字。”具有乞颜品格的人,在失败面前永不气馁,永远怀有斗争的勇气。

在十一世纪以前的漫长历史中,乞颜部的后代产生了许多部落和新的分支,于是这个远古时代的称号逐渐被人们遗忘了。可是到了十一世纪,蒙古部又重新找回了乞颜的称号,《史集》中说在合不勒汗时代,他的六个儿子都有乞颜惕的称号,之后他的某些子孙也被称为乞颜惕。这个名称的再度流传与蒙古部的强盛有关系。

拉施德说,在以前,当“塔塔儿人成为胜利者时,其它一切各族都曾被称为塔塔儿人”,这是因为“这些各种不同的部落,都认为自己的伟大和尊贵,就在于跻身于他们之列,以他们的名字而闻名”。这就是当时草原各族使用名称的情况。而当蒙古部的势力逐渐强盛起来的时候,尊贵的大人物、可汗的子孙、勇士们都开始自称为乞颜惕,而把自己看成是蒙古人,乞颜惕族源的传说也被人重视起来了,乞颜惕逐渐成为一个继承祖先光荣传统的荣耀的称号。这时,族源传说的意义已经转化成出身显贵的历史依据,人们用乞颜部祖先的名义来宣耀自己的荣光。这样,乞颜名称的再度使用,“化铁出山”传说的再度流传,已经超出了原有的族谱教育的范围。乞颜,不再只是氏族的称号,而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它已经成为草原各部族共有的时代精神,也就是说,这种族源传说演变成了后来蒙古人民族精神的核心。

乞颜人的这种精神,适应了蒙古部兴起的需要。根据《蒙古秘史》的记载,蒙古部从阿阑豁阿、孛端察儿开始,在三、四百年间逐渐兴盛起来,最后分出了孛尔只斤系(成吉思汗家族)等氏族。部落的繁衍,人口的增加,迫切需要一个统一的汗权,然而现实却是,当时还没有一个能够驾驭整个蒙古各部的汗主,当时的蒙古各部分别臣属于异族,并时常发生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大胆、勇敢、刚强的乞颜精神,深刻反映了部落发展的需要和汗主们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和人们渴望结束分裂、有所作为的进取意识。

(二)乞颜精神的基本特征

——勇敢强悍,不屈不挠,一往无前,永远向前。

看蒙古谚语说:“暴风雪折不断雄鹰的翅膀”,乞颜精神突出了人的精神力量,它反映了乞颜惕人的性格,也蕴含着他们的理想:做一个勇敢刚强的人,要在失败面前永不气馁。传说告诉人们,乞颜品格就意味着顽强,在困难面前永不低头,只要坚持不懈的努力,终究是会渡过难关的。乞颜人正是靠着这种精神,渡过了部落濒临灭亡的危机,克服了氏族发展中的各种困难,使部落得以生存和繁衍。其次,乞颜人如果相信了命运的摆布,就不会有后来的生存和发展,自然历史上也就不会有成吉思汗这个伟大人物。对乞颜人来说,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决定性的因素在于人们的信念和意志力。失去了必胜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力,就会丧失信心,放弃努力,导致失败,尤其是在处于劣势的时候,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蒙古谚语中“宁可折断骨头,不可背弃信念”这句话,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尊重人的创造性,相信依靠人的能力能够战胜命运。

这种精神不是宗教赋予乞颜人的,它没有把狭小山谷对氏族发展的制约看成是山神对人的惩罚,它既没有祈求苍天来帮助他们,也没有认为化铁出山是对神灵的冒犯。故事中提到的他们寻找到“一处以前经常在那里熔铁的铁矿”,以及他们用很多整张的牛马皮来制作风箱,都表明他们非常重视人的创造性,把智力看成是通向成功的手段。

——重视信誉、互相尊重、协商合作的意识。

“化铁出山”的故事中提到:他们一起商量,他们聚集起来准备木柴和煤,他们进行了有效地分工,煽火的煽火,添柴的添柴……。从传说的记载来看,这两家人是平等的,没有等级差别的,这样,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必然会以合作形式出现,通过商议而达成共识,进而统一行动。蒙古谚语说,“群居的喜鹊,比独行的老虎还有力量”,如果没有两家人的精诚合作,他们的命运也许就会改写,蒙古人的祖先也许就不会是他们。尽管这种商议还是极其简单的,还没有条约化和制度化,但那时的蒙古人的确十分重视商议的严肃性。故事中提到的“弘吉剌惕部落……未经商议就先于他人出了峡谷,用脚踩坏了其他部落的炉灶……弘吉剌惕人有名的足疾,就是由于它们未与他人商议,最先走出山谷,莽撞的用脚踩了别人的灶火才造成的……”,就是这种重视商议、重视契约思想观念的反映。拿蒙古谚语来说,就是“既然说了好,就不再说疼”(意思是既然答应了别人,就是吃亏也得履行诺言),“好马走路平稳,好人说话坚定”。

若是没有智慧和技巧,就是胯下的山羊羔也杀不着吃不到;

若是智慧深广办法妙,即使深山野岭中的青羊羔宰杀烹吃也做得到。

——题记,引自成吉思汗箴言

二、理(Yos)和省悟(Wuhagan)——追求智慧的好学精神

在成吉思汗之前的时代(约公元十世纪),蒙古人就特别重视对“理(Yos)”的探讨。这些重要的思想进步,集中的表现在《成吉思汗箴言》中。

(一)“理(Yos)”概念的提出及其历史意义。箴言在蒙古语中称为必力克(Bilig)。必力克的意思是“天才”或者“禀赋”,同时又有“智慧”的含义,蒙古人把必力克的汇集,称之为“Wuyun(智慧)”或者“Tulehuur(钥匙)”;所谓“智慧的钥匙”,一方面是指箴言集是智慧的总汇,另一方面是说箴言是开启智慧的钥匙。这里的必力克与一般的智慧是不同的,它是智慧的精华,人类智慧的精华,它有能力开启人们的智慧,在根本的意义上,它是一种有关学习和思考的哲学。

那时(约公元十世纪)的蒙古人认为,必力克是“理(Yos)”的反映,而“理”这个概念,则是蕴藏在世界上万事万物当中,以及事物之间以及其发展变化中蕴含着的、内在的“理”;这里面既包含了父子、夫妻、主仆、贫富等关系之间的理,也包括了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的理。理,既是社会理想,也有规律的含义,而不再仅仅是神明的意志。

“理”的观念的提出,对于笃信天命论的蒙古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进步,对冲破当时的天命论思想具有重大的意义。天命论认为,社会秩序和个人的幸福都是天有目的的安排好的,因此,个人或者群体无论怎样努力都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但现在不一样了,人们不需要从上天那里寻找原因了,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就存在于事物自身之中,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理”是可以了解和学习的,这就为发挥人本身的能力和创造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成吉思汗箴言的产生。《成吉思汗箴言》是从十三世纪以后流传过来的成吉思汗札撒和必力格的总汇。它起初是以成吉思汗语录、训言为主要内容,后来又加入了大汗的子孙、将领、大臣和其他圣贤的话,统称为成吉思汗箴言。

成吉思汗箴言的主题思想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对智慧的论述和对至诚的要求。它的第一条就是论述“理”的,它说,小到家庭父子夫妻,大到民族、国家和社会,如果轻视Yos(理)和法令就会变得无秩序,到处抢劫得不到安宁……。成吉思汗正是靠着这些信念,从不屈服于命运的摆布,建立了他广阔无边的帝国,成为了名垂青史的英雄。

箴言的内容在《蒙古秘史》、《史集》、《世界征服者史》、《圣武亲征录》、《黄金史》、《水晶珠》中均有记载,还有一些散见在《金钥匙》、《孤儿传》等民间作品中。在这些著作中,收录最全的是《史集》和《金钥匙》。

拉施德在《史集》中用“足资垂训的言论”为题收编了三十三条,内容涉及到国家、Yos(理)和札撒(法律);千户长的职责、任务和资格;禁酒的规定和处罚;违反札撒的处罚;勇敢的特征及对勇士的要求;木华黎的忠诚;孛斡尔出的忠诚;勇敢需要训练;说话要可靠;男子汉的快乐;女人的美德;以及向天的祈祷和对后代的担忧等。

(三)成吉思汗箴言对“理”和智慧的看法。成吉思汗箴言多次提到智慧、聪明、明智的行动、贤士、能人等方面的训谕,其数量虽然不及有关伦理道德的条款,但其重要性却是影响深远的。

不着吃不到;若是智慧深广办法妙,即使深山野岭中的青羊羔宰杀烹吃也做得到。”它是在告诫人们,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智慧,智慧可以改变生活,因而人不能懒于使用脑子。

大家知道,成吉思汗麾下有许多贤人勇士,这表明成吉思汗不仅重视自己的智慧,也非常尊重他人的才学。没有对智慧的高度尊重,成吉思汗不可能成就他的事业,所以他说,“我一旦得着贤士和能人,就让他们紧随我不叫远去……让他们称心如意献计出力。”智慧既然如此重要,那如何理解它呢?智慧和“理”的关系又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成吉思汗箴言反映出的观点是:

——智慧是比感情更加重要的品质。

成吉思汗在女儿阿剌合出嫁时说,“没有一个好朋友比聪慧还好,没有一个恶敌人比愚愤还坏。”这句话是在阐明这样一个道理,智力如果和感情比较,前者更加重要。人不能沉湎于感情之中而忘却理智,喜爱、贪婪、愤怒等等各种感情都有可能妨碍人的冷静判断,智慧作为一种理性是与感情相对立的,要使人的智力得到充分的发挥,必须把它和感情区别开,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克制自己的感情。

——智慧作为人的理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培养的。

这一点在箴言中有突出的表现,成吉思汗说,“人虽长得聪明,不学没有智慧”,“好学的笨人,早晚要超过懒惰的聪明人”。这就是说,聪明是天生的条件,并不等于智慧,只有经过学习和探索才能变成智慧。类似的观点在其他蒙古民间谚语也有相当多的表述,如“躺在床上的智者,不如走南闯北的傻子”,“铁是打出来的,马是骑出来的”,“数不尽的土粒,渡不尽的学海”等等。反映在治国的原则上,箴言也一再强调这种“智慧是后天积累培养的”的观念。“能治家者既能治国,能率领十人作战者,既可委付以千人、万人作战”,“能清理自身内部者,既能清理国土上的盗贼”。这就是说,人的治国智慧,率领千军万马的能力,也不是天生的,而是从小到大、从少到多逐步积累起来的,所以善治家者可以治国,能统帅十人者可作千户长。

——智慧作为人的理性,在于对万物之“理”的领悟。

箴言认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应该有自己的头脑(就是首领),这个头脑要致力于建立习惯和秩序,否则,国家将陷于动摇和停滞,窃贼和骗子将遮住太阳。这里所说的“习惯”,蒙语称“约速”(Yos),就是“理”。“理”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如上面这段话中含义,“理”就是伦理、礼节、规矩,拉施特在《史集》中把它翻译成了“习惯”;另一个含义就是万物中蕴含的道理,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以及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在阿勒屯公主出嫁的时候,成吉思汗教育她说,皇女有三个丈夫,第一个是王朝,第二个是名誉,第三个才是真正的丈夫——有了王朝才有名誉,有了名誉才有你真正的丈夫。这就是政治联姻的“理”。作为大汗的女儿,必须要懂得它,要顾全大局,才算得上是聪明和有智慧。

——智慧也是对自己的认识,也就是“自知之明”。

一次成吉思汗问畏答儿薛禅,说,“他人不可及的智慧是什么?”答曰,“自知之明(原文直译过来就是,明了自己的品德,能谨慎行事,乃他人不可及之智慧)”。畏答儿的这段话受到了学术、思想界的高度重视,认为这些思想可以和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名言“认识你自己”,以及汉族古代哲学中的“人贵有自知之明”这两句话相媲美,所谓自知之明,就是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群体都需要这样:要了解自己的真实愿望是什么;自己的目标和理想是什么;自己到底处于什么样处境;如果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应当如何努力;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人不能用别人的目标取代自己的目标,也不能在别人已经取得成就面前自惭形秽——要寻找适合自己的目标和适合自己的努力方式——这也是获得自信和幸福的重要心理基础。

——人的觉醒(Wuhaagan,省悟、开悟之意)是智慧的核心。

在拉施特收录的箴言中,提到处罚违法者的目的时成吉思汗说,把“他流放到遥远地方去,……他就觉悟过来”。觉悟在蒙语中叫“兀哈(Wuhaagan)”,有理解、省悟、开悟的意思。它有四种含义:1、表示“知道了”;2、指人心的属性和能力,具体来说,包括两个方面:记忆和推理;3、是一个解蔽(解除思维障碍)的过程。4、它是认识的反思过程。也就是说,它要求人们对自己的认识结果加以考证和反思,这样也就要求人必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作为对智慧的看法,上述第三点最有意义,也最为重要。《蒙古秘史》中曾经提到,阿阑豁阿为其没有父亲的儿子辩解的时候说,我是因感光而得子,他是天的儿子,这个道理下民是不可能理解的,只有在我的儿子当帝王的时候他们才能“兀哈惕者”(意即‘省悟到’)。这就是说,兀哈作为人心的一种能力人皆有之,但每个人的心灵的开放程度是不同的,它需要一个锻炼的过程。要开启心灵的兀哈,就要克服种种的障碍;一般来说,制约人心兀哈的障碍主要来自人们的成见和思维定势,因此人们要想获得智慧,就必须不断的放弃自己的固有观念,解除这些思维的障碍和蒙蔽,以求得创造力的解放。这个思想在蒙古人的历史中可谓意义重大。从哲学的观念上说,它是蒙古人认识论的核心,它表明在获得智慧的道路上人必须和自己作斗争,必须战胜自己的成见。如果没有这样的观念,蒙古人就不会用宽宏的心态对待不同的信仰和文化,也就不会存在由蒙古人所导致的东西方文化的大交流,自然也就不会有广阔无边的蒙古汗国的存在。

——要想获得智慧,还必须克服表面性和片面性。

成吉思汗告诫人们要克服认识的片面性。箴言说,经过三个贤人评定的话(观点)就可以在任何场合和任何时间说了,否则就是不可靠的;要将自己的话(观点)、别人的话(观点)同贤人的话(观点)进行比较,如果合适,才可以说,否则就不应当说。这段话让人不难想起汉人皇帝唐太宗的故事。有一次他问魏征(正直而有头脑的大臣,是唐太宗手下的重要人物):你说,做人主的怎么算明(明智公正)?怎么算暗(糊涂昏庸)?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意思是说,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听就是明智,只信一方的道理就是糊涂昏庸。成吉思汗还告诫人们要克服认识的表面性。箴言说,合塔斤人答剌海•兀赫在混乱中和两个那可儿外出,看见远处有两个骑马的人。那可儿说,他们只有两个人,我们三个去攻他们吧!可是答剌海说,我们既然看见了他们,他们一定同样看见了我们,不可去攻打他们。于是策马离去。后来才查明,那两个人背后有五百人的埋伏,正等着捉拿他们。不可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这正是成吉思汗所要强调的。

语言是真的好,狐皮是红的好。

——题记,引自蒙古谚语

三、至诚为本的道德观

对古代蒙古人来说,对“理”的认识表现在人品上就是对“至诚”的追求,至诚作为人的理想境界,是“理”的思想在道德领域的表现,可以说,至诚就是伦理道德的“理”,人与人之间能够做到至诚,便是符合了“理”,就能够得到天佑。古代蒙古人关于至诚的道德观念,主要见于成吉思汗箴言和窝阔台汗的德治思想中。

(一)成吉思汗对至诚的看法。忠诚是成吉思汗箴言的主要道德概念,也是成吉思汗的主要思想。他在谈到君臣关系时曾说,“汝在背处也,仍如在俺眼,汝去远处也,仍如在俺近边,如此思之,则汝将获上天之佑乎”。由此可见,成吉思汗把对忠诚的要求看成是获得上天保佑的前提条件。之所以会对人们有至诚的要求,同社会的秩序有关。成吉思汗说过,子不尊父教,弟不聆兄言,夫不信妻贞,妻不顺夫意,长者不保护幼者,幼者不接受长者的教训,富者不济贫者,这样就成为无秩序的社会,生活不得安宁,事业不会兴旺,人们不能长寿幸福。因此,人们要想使社会有秩序就必须遵守道德要求,也就是按照上述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有了忠诚的品质就会自觉的执行这些道德要求,就会不遗余力的去做。

——至诚对人的起码要求是诚实,要求人们说真话,不掩盖事实真相。

成吉思汗曾多次说过,对说实话的人应给予信赖,委以重任。说真话之所以被视为至诚的内容,是因为它的毫不顾及个人得失而维护诚实的原则。

在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可以说是成吉思汗和哲别之间的故事了。哲别原来是泰亦赤兀惕部的勇士,在战斗中曾经射伤过成吉思汗,当他被成吉思汗俘获的时候却毫不隐瞒大胆承认。成吉思汗说,作为敌人,对自己杀人的事多隐瞒不报,你却老老实实的承认了,这种人是可以交朋友的。这样,他们之间共同的道德观成就了蒙古历史上一段感人的佳话和他们之间相伴一生的伟大友情。

——至诚是真心(薛惕乞勒田)的要求,是人性的要求,更意味着对自己的道德自律。

忠诚的蒙语原文是“薛惕乞勒田”,可直译为“心有的海”,即“心里常想着”的意思,具有真心的含义,所以说忠诚本来就是对人的本性的要求。真金(忽必烈之子)曾经这样说,“太祖有训,欲治身,先治心,欲责人,先责己。”这可以说是对成吉思汗“至诚”思想的最好概括。

——要做到至诚,就必须信任他人,排除猜忌和怀疑,不能有二心。

成吉思汗认为,对至诚的珍惜,是建立在共同的利益基础上的,对合作双方都有好处,因此就必须相互信任,排除猜忌和怀疑,不能有二心。解决了基于利益关系的信任问题,就会使至诚的品质变成人的发自内心的自觉需要,从而自愿的做到真心和至诚。

(二)窝阔台汗的德治思想。窝阔台是蒙古帝国的第二位大汗,他在位的十三年当中,继承了成吉思汗的业绩,为继续扩大帝国的版图,巩固蒙古对北方草原和占领区域的统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称为“马上治天下”的第一人。纵观史料,窝阔台在耶律楚材的辅佐下,制定和实施了许多治理天下的举措,受到了世人的广泛称颂,《元史•窝阔台传》对他作了极高的评价,说,“帝有宽宏之量,忠恕之心,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华夏富庶,羊马成群,……时称治平。”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窝阔台的思想,那就是“德”。他认为“德”是世界上永恒的东西,并从人性方面论述了德的产生和形成,以及德的价值。他对于“德”的认识,使蒙古人的思想史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开始从天人关系向心性关系发展。他的这些思想和言行,被波斯史学家志费尼记录在了他的名著《世界征服者史》中的一章——《合罕言行录》中。

德的思想由窝阔台突出强调,决不是偶然的。当时,蒙古帝国虽然还在迅速扩张,但占领地的治理问题已经突出的摆在了蒙古人的面前,在这种情况下,光靠武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应该以一种仁慈的政治思想为基础,实现帝国的有效管理,让人民能够在思想上和体制上两方面来接受大汗的领导,从而建立一个有秩序的、人民有自觉性的国家。

窝阔台的德治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德”是世上的永存之物。

窝阔台认为,世界是由暂存之物和永存之物两部分组成的,人的理想应该是追求永存之物,然而人们往往看不到这一点,沉湎于暂存之物,看不到永存之物。一次,他对不愿执行其善行的诸臣说:“在这有盛有衰的世界上有无永存之物?”当诸臣齐声回答没有时,他又说:“那就错了,好的名誉和声名在这世上永存。”而所谓“好的名誉和声名”,就是指的符合道德原则的人的言行。在窝阔台看来,作为永存之物的德,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忠,就是忠于祖业,忠于主人;其次是仁,就是对下仁慈。就窝阔台来说,他是这种“德”的观念的忠实传播者和实践者。

首先,在言论方面,他曾说,我继承汗父的大位,“休教他(指百姓)辛苦”,应该让百姓“安宁快活”(《蒙古秘史》第二七九节)。他还说,“我们的习俗风尚的声名传给叛逆者,他们的心必然倾向我们……这种善行,使得军队和百姓免除征伐他们之苦,无需大量履危涉险。”(《合罕言行录•概述》)在这里,善行被看成是比征伐更为优越的手段。尤其值得今天的蒙古子孙牢记的是,作为蒙古帝国的第二位大汗,他是非常谦逊的。他是经过成吉思汗点名同意,并经呼里勒台(Huuraltie,直译为会议,是蒙古人公推大汗的会议)推举即位的,因此,他本人的德行就是众望所归的前提。没有他的为人作为基础,他是不可能成为帝国的继承者的。对此,他曾经说:“汗父的见成,大位子我坐了,有甚技能。”意思是说,我的即位不过是汗父的偏爱而已,并不在于我比别的兄弟优秀。其次,在武功方面,他继承成吉思汗的事业,先后灭金,伐宋,征高丽,再次西征等等,继续扩大着蒙古帝国的版图。再次,在文治方面,他的业绩包括,为统御庞大的帝国,他构建了集管理、信息交流、商业服务等用途于一身的交通体系——站赤驿道(这是国际互联网思想的萌芽);建设以知事官为基础的官僚体系;从战略发展高度出发,修建和林城等等。

——“治心”是永存的财富。

所谓治心,就是指如何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据《合罕言行录》记载,窝阔台经常谈论古代帝王的统治经验。他对那种积聚财富珍宝的做法不满,他说:“至于我们,为了我们的英名起见,我们将把我们的财宝储存在人们的心坎里,不给明天留下任何东西。”从他这段话可以看出,他认为“治心”比储存财富更重要。至于人心如何是永存的,窝阔台没有回答,志费尼的解释是:“我需要一个名字,因为肉体要死亡。”这就是说,好名声是永存的,比生命更加长久。在如何治人心的问题上,窝阔台认为必须施以德行,以德行取人心,是美名永存在人们的心中。对那些不愿实行德行的大臣,他多次做过解释和批评,有时还气愤的说:“你们是我真正的敌人。”有一次,宫中佣人去枣店买回一盘枣,已经按照窝阔台的规矩多付了一倍价钱,但窝阔台还嫌少,叫人添钱送去。毫无疑问的,他的这些思想和行动,对不断扩张的蒙古帝国来说,是绝对有积极意义的。它使被占领地区的人民,逐渐对蒙古人产生认同感,接受蒙古人的统治。

——人性本无善恶可言,善恶的区别取决于人的物质欲望。

窝阔台在反驳阻止他行善的人时说:“人是恩惠的俘虏。”这句话阐明了他对人性的基本观点。在他看来,人本身是没有善恶的区别的,人的本质就是饮食男女,就是追求幸福,而道德不是人的本质属性。人们遵守道德或者不遵守道德,只是因为这样做对他们自己有利。因此,在窝阔台的心目中,并没有绝对的对立观念,任何人都是可以在被物质利益诱导的情况下作出善行的。

(三)忽必烈对至诚、治心的看法。忽必烈(1215-1294)于1260年继承蒙古帝国汗位,在他35年的统治中,创建了大一统的国家——元帝国,他统治的基本思路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以儒治国,以佛治心。”忽必烈的治心思想,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至诚、存心和行善。

——至诚是获得天佑的关键。

至诚的思想,是忽必烈在开元年号的诏书中提出的。他说,“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莫如实惠。”意思是说,想获得天佑的人必须至诚,拯救百姓的人必须让百姓获得实惠。在这里,他认为人要想获得天的帮助,唯一的道路是“至诚”。至于“诚”,就是自觉的执行治天下之道,自觉的作一个拯民者,如果不认真的去做,只是满足于表面文章,天也不会保佑他。忽必烈的至诚和成吉思汗提出的至诚有相似的地方,但忽必烈诏书中提到的“惟”字,更加强调了人的作用,更加强调了自觉的价值。

——存心是至诚的保证。

所谓“存心”,就是指在自己心里保留有仁爱的品德。要治心,就必须在自己心里经常惦记着仁爱的品德,时刻保持着一种警觉的意识。

——治心的目的在于行动。

对忽必烈来说,如何寻找到一套合适的统御多民族、多文化的庞大帝国,首先要从政治思想和道德思想着手。他深感治国的责任很大,认为从成吉思汗以来,蒙古祖先“雷厉风行”,致力于开拓疆土,“事有缓急”,对于如何治理国家考虑不多,“武功迭兴,文治多缺”。因此,他把“忧国爱民之心”作为他的首要任务和历史责任。用忽必烈的话来说,“拯民者莫如实惠”,就是在强调治心的目标在于落实到行动,这是一种“学以致用”的观念,也就是说,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最重要表现在实际行动上。一次,廉希贤找借口说在家读书,忽必烈批评他说:“读之而不肯用,多读何为?”

恳求他们中间在天上的一位尊者给予我庇佑和帮助。

——题记,引自忽必烈的话

四、兼收并蓄的文化宽容

蒙古文化,在这个时期,随着蒙古帝国的兴起和扩张,走出了部落和国界,接触到了世界大文化圈,在世界范围内,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相接触,一方面扩大了蒙古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吸收了各种文化的优秀成果,使自己的内容也丰富起来,逐渐形成了具有广泛包容性和先进性的民族文化,从而为今后蒙古民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于多种文化的接触中,蒙古人基本上采取了多元共存的态度。从成吉思汗时代起,几代蒙古汗主对不同宗教、不同教派、不同学说,不同信仰,均采取了宽容和兼收并蓄的态度,给予同等的待遇,从不以自己的好恶区别对待他们。就是把佛教高僧八思巴聘为帝师的忽必烈,也没有把佛教看成是凌驾于其他宗教之上的唯一的信仰。在这里,他有一段著名的话,他说,“人类敬仰的四大先知:耶稣、穆罕默德、摩西、释迦牟尼,我都表示敬仰。恳求他们中间在天上的一位尊者给予我庇佑和帮助。”文化多元的思想,从本质上说,是肯定每一种文化的价值。比如,同儒家文化的接触,主要表现在儒家学者对蒙古统治者的影响上面,早在成吉思汗时代,著名的军师耶律楚材就是一个精通四书五经,曾以儒家学说辅佐金朝君主的著名人物。成吉思汗曾经说,“此人乃天赐我家,而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在耶律楚材的后半生,在治国方略、制度建设等方面,都以他的思想影响了蒙古帝国。

在蒙古人与儒学接触的早期,蒙古人认为儒家不过是“方技”,也就是“民间巧技”、杂耍的意思,后来,蒙古人逐渐认识到它的社会功能,对它的认识逐渐上升到制度的层面。蒙哥汗在召见西夏儒者高智耀时候,向他求治国之道,问道:“儒家何如巫医?”高答:“儒以纲常治天下,岂方技所能得比?”再比如,在忽必烈时代,蒙古人也注意到了佛教的道德功能,忽必烈曾经问法师,“佛法中有无安天下之法?”,就是在了解佛教的社会功能。

蒙古人的这种宽广的包容性不是没有理由的,历史的看,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

(一)蒙古文化自身的多元性导致了蒙古人的文化宽容。蒙古帝国的统治是以蒙古部为主的,在蒙古草原各部落中占有主导地位,对其他部落的文化具有统治地位和扩张性,另一方面,他也积极吸收了其他部落文化中的合理成分,使族际文化的界限逐渐消失,在蒙古部文化的基础上融合成为具有北方草原文化共同特征的蒙古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十二、十三世纪的蒙古文化是草原各部落、民族共同创造的,是草原文化的集大成。

(二)蒙古人的宇宙观决定了蒙古人对外来文化的宽容。更为重要的是,它使蒙古人具备了强烈的变革精神。在蒙古人的古代观念中,最为独特的是对“长生天”的认识。如果仔细观察蒙古史料,就会发现,只要在提到天的地方,都要给他加上一个“长生”的修饰词。把“长生”作为天的基本性质的观点,是蒙古人的宇宙观与其他民族的宇宙观的不同之处。

长生,就是永生、永恒的意思。长生的观念,与生死这些概念相比较而言是静态,但长生天在本质上不是静止的,而是动中之静。十三世纪时,人们对“敖尔其朗”(Oorqinleng,宇宙)这个词的理解,就反映出这种观念。“敖尔其朗”本身的意思是生生不息的宇宙,而其词根“敖尔其”的意思是指不停的旋转变化的运动。从这个词的构成来看,人们理解的永存的宇宙,正是由不断运动着的事物组成的,没有运动和变化,就没有宇宙,反过来说,没有宇宙,也就没有运动。宇宙的本质就是动中之静,静中之动。

天之所以有强大的力量,不在于它的神秘性,而在于它是永恒运动的力量,因而也是永远不会失败的力量。因此,变革的观念,对积极进取的蒙古人来说,也是自然而然、必须实施的事情。忽必烈在即位诏书中提出了“宜新弘远”的思想,认为“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又在另一篇诏书说:“鼎新革故”,都反映出了他的变革意识。所谓“宜新弘远”,意思就是说,为了长远的目标,必须进行变革,必须改革那些不适应发展的因素。他所要做的改革,就是要“变通祖述”,意思是要改变一些祖宗的成规和传统。

(三)蒙古人的经济生活方式决定了蒙古人的思想宽容。运动和变化的观念,对草原民族来说是自然而然的,启发也来自于我们祖先的经济生活。在茫茫无际的草原上,如果不游牧,是很难生存下去的,要想获得好草场,就必须不断迁徙。“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是蒙古人适应和习惯了运动和变化,也使蒙古人接触到了许多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观念,因此,蒙古人在观念上是从来不保守的。这也就是蒙古人在思想信仰问题上能够兼收并蓄的另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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