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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是造神运动

2009年4月30日 发表评论 阅读评论

从建国到三十年前,有两尊神横行中国大陆,一尊是伟大领袖,一尊是阶级斗争。这两尊神把中国大地搅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直到死神把伟大领袖成功捕获,崩溃的中国民生才奄而不息。但魇生在中国社会的权力脉系却一直生机勃勃、强悍无朋。随着耄神的僵亡,权力的篡承者欲走出耄的阴影,打造自己的威信,便抛出了新的治国图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图在其掩护下承袭对中国民众的驾驭与笼罩。

其实,狠抓经济,非邓所独创。耄曾经的超英赶美、大跃进等,在意图上异曲同工。而且,事实上,耄时代的中国也取得了不小的经济成就,尽管其代价远远高于成就。但,成就被当权者据为己有,而代价却由老百姓来承担。耄的继任者乐于用崩溃或者浮夸这样的字眼对耄的经济动作一笔带过,将耄塑造成不折不扣的经济盲人,并将耄时代国人的苦难归咎于耄的经济能力,可谓用心良苦。

耄时代,真正崩溃的不是经济,而是民主、民权、民生。耄时代最大的问题并不是经济的增长与否,而是老百姓的低人权甚至零人权。耄的继任者在耄的经济能力上大做文章,其实是避实就虚。因为,对民主、民权、民生的追究、正视与张扬,会牵涉到当权者及执政党统治的合法性问题。显然,打经济牌可以让当权者免于这样的政治危机。耄领袖对中国农民的农奴式管理和导演全国范围的阶级斗争,将民众生命置于零保护甚至蹂躏状态。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当权者浮夸产量,然后用浮夸后的粮食产量按比例征掠农民所致(甚至部分当权者为防止饥荒信息异地传播,对逃荒者直接进行肉体消灭)。假设政府纳粮按粮食产量的10%进行征收,一个产粮千斤的农民,如果被政府浮夸成产粮万斤,那么他就得缴纳一千斤的粮食。所以,“三年自然灾害”,一边是神州大地,黎民饥馑,饿殍遍野;一边是伟大领袖,大建行宫,慷慨援外。

耄在中国推行低人权政治,是有其深厚的权谋策略的。

历史上,对统治者真正构成威胁的,一是篡权者,一是思想者。底层民众只有在被这两者激活之后才会对统治者构成威胁或颠覆。民众好比刀子,而篡权者或者思想者如同刀手。刀子虽然锋利,没有手的操作,是见不了血的。当然,当权者才是第一刀手。

人对外界的需求,是与其所处的生存状态直接关联的。一个人越是趋于生存零界状态,其权利诉求会越低。如,饥渴状态下的人,其对食物和水的欲望会超过他对其它事物的欲求,甚至其它欲求会变得可有可无。所以,处于生存零界状态下的中国农民,对中国政治缺乏民主冲动。被统治者没有民主诉求,这对当权者来说是最佳的统治氛围,独裁者的愚民教育与高压统治就是为了营造这样的氛围。而那些脱离饥寒的有闲阶级(指其精神状态不为生计劳碌所左右,对自身的权利状态有自省能力,并有不满足于生存权诉求的人.显然,知识分子是有闲阶级的主要成分)则可能形成对民主政治有诉求的潜在力量。因此,如何营造老百姓的生存零界状态,便成了耄的治民方略。在这样的权谋思路下,集体化、阶级斗争以及上山下乡便在耄的政治动作里应运而生。

农业集体化,于耄而言,有三大利。一,集体化劳作,让数量庞大的中国农民便于直接监督和管理。二,便于直接掠取农民的劳动成果。三,对粮食等生命必需品取消私有制,实行集体分配,能有效掌控农民的生存零界状态,将农民的权力欲望抑制在生存诉求以内。

阶级斗争则是耄消除异己和保护自己的法宝。在阶级斗争被赋予神一般的天然合法性之后,当权者等于拥有了置法律于虚无的随意裁决权。这为耄掌握对任何人的生杀大权铺平了道路。阶级斗争,其目的就是通过不断的塑造阶级敌人,把民众所受的苦难归咎于阶级敌人的存在与捣乱,转移民众对苦难根源的正视与追究,来获得对民众心理和情绪的掌控。说白了,阶级斗争就是伟大领袖通过寻找替罪羊来转嫁和化解其作恶风险的政治阴谋。有了阶级斗争,不仅让耄拥有了对任何人的生命裁决权,同时为其任意动作提供了承担全部风险的对象————阶级敌人。

耄时代,农民的精神生活大都是围绕着抢工分、背语录、跳忠字舞、开批斗会这样的情节展开的。农民是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状态为统治者的随心所欲提供了便利。所以耄让数千万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进行劳动改造,名义上是支援农村建设,实际上是以此改造有闲阶级,用农民的精神氛围将其洗脑,使之受用。

文章提交者:西南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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