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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新建:民族身份的再激发——丹巴藏寨及其旅游影响

2009年4月30日 发表评论 阅读评论

摘要:民族身份是一个群体内外作用的混合结果,而且是动态演变的过程。本文以四川丹巴“甲居藏寨”的旅游开发为例,描述和探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身份的再激发,并由此分析当代中国“民族身份”所面临的新趋向及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所派生的多重影响。

关键词:少数民族;民族身份;丹巴藏寨

2005年10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把位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的“甲居藏寨”公布为中国最美的乡村榜首,由此引发当地人群经由“藏族村民”的形象与外界广为交往的新一轮高潮。这样的趋向,既标志着具有“民族身份”的地方文化逐步上升为旅游开发中又一重要的社会资源,同时意味着变动中的社会需求正日益深远地影响着这个国家内部民族边界的既定划分和重新确认。

一、影响身份的社会场景

1.问题背景。民族身份是不同人群自我认同和相互区分的重要标志。作为东亚传统的多民族大国,中国境内的民族身份类型多样、关系复杂,并且经历了不同时期的历史演变。近代以来由于受到国际范围的“民族-国家”模式影响,中国本土民族身份的结构逐渐由晚清民初的“五族共和”简化为当代的“汉”与“非汉”。在后一种二元式的结构中,所谓“非汉”,就是数量有55个之多、被称为“少数民族”的人群。他们的数量,在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为10643万人,占全部人口的8.41%。作为与汉族相对应的“少数民族”,其所获得的新“民族身份”主要通过20世纪50至80年代国家化的识别运动逐步产生出来。由于涉及到当事群体的不同利益,在这一过程中出现过一些争执乃至矛盾和摩擦。进入21世纪新的历史境况后,以“少数民族”而被认知和推广的新“民族身份”又引发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深刻变化。

本文以四川丹巴“藏寨旅游”开发为例,描述和探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身份的再激发,并由此分析当代中国“民族身份”呈现的新趋向及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所派生的多重影响。

2.历史印象。丹巴在四川西部,是如今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所辖县,面积4700多平方公里,人口6万,在全州属中等。它的位置距州府康定137公里,距省府成都368公里。由于海拔高、地势险,与西部其他高原山区一样,丹巴在人们以往的印象中也被长期视为遥远陌生的僻野之地。民国早期,国民政府特使刘曼卿由川赴藏,在成都受到当时的要员刘文辉等劝阻,理由就是她要途经的康定、巴塘等地十分边远、蛮荒。至20世纪40年代内地学者到丹巴一带考察,对那里的社会文化还流露出异域之感,对其民族构成的理解也多停留在较为粗疏的水准上。如庄学本描绘说当地交通闭塞,草地、森林等自然资源处于原始状态,本土人群主要是“汉人”和“蛮家”[1]。另有学者采用“汉人”与“康人”的划分[2]。任乃强则在“汉族”和“蛮族”之外补充了一种“混血族”,等等[3]。可见对于那时的外界来说,当地人群的“民族身份”还处于较为宽泛和可多样替换的状态。区分界限主要是汉人与“土著”(或“蛮夷”)的二元对比。由于逐渐与外界交往,本地人的身份在多重力量的驱动下不断变化。其中包含着从个人到亲族、从村落到乡镇和省区等人种、地域和行政的多个层次与视角。在这当中,“康”或“康巴”曾是一个重要划分。“康”原指“躯干”、“地方”或“种子”、“边地”等,在藏文典籍里常与“卫”和“安多”并立,用作划分三大地域的指代;而“康巴”则作为一种本地自称的汉译出现于与外人相分别的场合。于是,“康区”(康地)和“康巴”(康人)便成为对该地域及其居住人群的特指和标志[4],并且像一个特定的中介符号一样,在族群身份的意义上交汇了本土“自称”和外界“他称”的两重功能。

按照学界的解释,“康”有广、狭两义。狭义主要指今康定为中心的四川西部,广义则除此之外还包括与四川接壤的西藏和云南边区。这样,无论哪种标准,丹巴的“土著”都基本包含在“康巴”之中,从而与特指的“藏”形成一定区别。这种区别体现到历史政治的实践中,便出现了清廷所谓“治‘藏’必先安‘康’”式的举措以及传及至今的“康巴汉子”一类的民间称呼。还有学者依据藏文典籍,把“康巴”解释为与拉萨相对的“荒凉边地”[5]。

3.现代变迁。西康建省,始于清代,成于民国。清廷在“改土归流”的基础上,大举扩展中央势力,将原有的“康区”一分为三,把属川的部分置为“炉边”(打箭炉为中心),属藏的为“喀木”(“康”的别译),属滇的为“建塘”,分别统辖,各有节制。后来边疆大臣奏请将西康设省,理由是其乃古康之地,且为“川滇屏蔽”、“藏卫根基”[6]。可见此种自上而下的政府眼光,对于所统辖人群的身份区分,主要是从行政区划和政治归属来标志的。这样,位于川、滇和藏、卫之间的康区人民,虽然被以“康人”相称,但其“康”的含义还多指地域而非族属。尤其到了民国时期正式设省时,“康省”辖地,不但包括康属的康定、丹巴等,而且还曾拥有原雅属的雅安、汉源等,以及宁属的西昌、昭觉等地。其中的族别多种多样,按旧时称谓,就有藏、汉、回和“倮倮”(彝)、“霍尔”(蒙古)以及过去“未予管辖”的“土著番民”等等。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化的行政撤并,原西康的属地被分解到四川的3个“少数民族”自治地,即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在这当中,对当地人身份影响最大的是波及全国的“民族识别”。作为新中国建设的组成部分,“民族识别”配合区划调整与社会改革,把本地民众在族别归属上重新梳理,通过考察统计乃至对话协商,突出了康区“藏”的族属和比重。时至2004年,根据当地政府公布的数据,丹巴县56637人的总人口中,藏族42637人,比例是75.28%,与其他的汉、羌、回、彝、满和土家、苗等各族相比,“占绝对比重”。

据此,州一级的政府媒体更在现代化开发的进程中把“少数民族”身份作为本地特点不断强化,把这一带称为“‘民族走廊’腹心带”和“藏汉贸易的集散地”。近来的介绍则把丹巴宣传为“嘉戎藏族的核心区”,并说其最突出的民族特色是远近闻名的“嘉戎藏寨”。这样,丹巴人群的族别表征,除了作为当代“少数民族”之一的藏族以外,又增加了一重格外的身份:嘉戎藏人。

其实关于当地人的“嘉戎”身份,在民国时就引起过注意。如民族学家林耀华就曾有专门论述,而且还对其作过“嘉戎本部”和“嘉戎冲部”的细分[7]。不过尽管在后来的数十年里也时起时落地被提及,但直到大力开发旅游产业的今天,“嘉戎”身份才因其独具的魅力而被再度唤起和激活。在2004年出版的一本对外宣传丹巴旅游地形象的著作里,作者写道:“说起丹巴,人们自然会将它与‘嘉戎’一词联系在一起”,并且因为地处嘉戎核心,在民族身份的认知上,无论本地藏人还是异地人,“均视丹巴藏族为嘉戎娃”[8]。

二、身份变迁的村寨体现

2005-2007年,我们在丹巴的基层乡村作了多次考察。其中的重点是甲居。

1.甲居简况。甲居在丹巴西北面,距县城十多公里,行政上属聂呷乡。“甲居”是当地名称的音译,确切来源和含义无人说清。有的说是藏语,有的说是嘉戎话。村民中的一种解释说其最初指的是“八百户”。

这样说来甲居的地名与其规模有关,并且命名用语和方式都带有本土印记。至于后来有人望文生义把它解释为“最适合居住的地方”,则是对其争评“最美之村”等近期行为的迎合与附会。甲居的“甲”(Rgja)在当地话里有“上百”的含义。有意思的是它与嘉戎(Rgja-rong)的“嘉”读音相同。

根据村里提供的2006年统计数据,甲居现有3个行政村、153户、624人。经过清末民初直至人民公社和“十年动乱”以来的多次变动,目前这里的日常生活主要以行政上的一、二、三村为界,但在亲属关系和人生交往上起重要作用的单位是“房族”。在我们的了解中,3个村的房族彼此相关但不尽相同,大体上分为姚鲁阿瓦措、姚鲁阿瓦措和香布措、齐玛杰日措等十余支系。如二村的格良拉吉泽郎,祖父叫格良甲更吉,父亲叫格良泽热,几个兄弟分别叫格良劳日和格良泽良等。“格良”之称像家族姓氏一样从父系方面把他们连为一体。然而在格良之上,他们又属“齐玛节日措”房族,在与亲属祭祀相关的活动中,要参加和其族亲一道举行的各种仪式。

格良拉吉泽郎会讲本地母语(“嘉戎语”、“地脚话”)和汉话(四川方言和普通话),并且有一个汉名叫保生,因为在县里当过局长,返乡后担任本村旅游协会的副会长,在开办“家庭接待”方面远近闻名,已成了甲居“藏寨旅游”的一个标志。在甲居,像保生,格良拉吉泽郎这样会说几种语言、拥有多种姓氏名称的成员不少。比如一村另一有名的旅游接待户甲呷泽郎,房族名称是“纽喏笃”,家里有3个女儿,小的两位都叫“拉姆”,长女则因幼时的过继取了汉名叫“桂花”,而且姓“付”。现在,日益扩展的旅游开发正改变着村民们的生活。随着外来游客的不断增加,他/她们几乎每天都要面对一个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向众人说明和展示自己的“民族身份”。2.“格勒得沙”。其实从甲居村民这方面来说,“身份”的归属分了好几个层次。除了家系和房族以外,不同地域的区别也十分重要。在习惯上,他们以墨尔多神山为中心、折多山等为界,把康定、泸定、丹巴之外的地方称为“关外”,对来自其处者叫“关外人”。比如甲呷泽郎的外公达娃出生在牛场,就被如此介绍给我们。也就是说,对于当地民众而言,在各自的身份认同上,自有其划分有序且世代相承的内部边界。不过,在与外人交往的过程中,这种边界会不断因各种冲击而发生演变。在甲居,这样的演变不胜枚举。自近代以来,除了行政区划的更替沿革外,对当地历史记忆和现实认同产生较大影响的可举两个事例。一个以“格勒得沙”为代表,一个以“格林德雅”做表征。

考察中,村民对我们讲述了20世纪上半叶“格勒得沙共和国”在甲居等地组建苏维埃政权的事迹。结合当地人口述和后来查对的文献材料,从中获知的情况对我们了解那些事迹如何影响当地人的民族身份有所助益。

2.“格勒得沙共和国”是1935年11月红军在川边地区建立的。其建立的理论基础,是中国共产党自1922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有关民主共和国和民族自治等纲领及主张。“格勒得沙共和国”存在的时间只有一年(1935-1936),但其意义和影响不可低估。它以自治政权的方式,使大金川流域的“藏族”民众通过与更大范围的地域及族群的区分,在政治上确认自己的身份。这种区分不仅有汉藏之间,而且还表现为与当时先后在绥靖组建的“回民苏维埃政府”以及由中共川康省委在甘孜成立的“波巴藏族共和国”之差别。值得注意的是,“波巴藏族共和国”治理康北,倡导“兴番灭蒋”,与“格勒得沙”一样,都强调了民族意义上的“藏”和地域上的“康”——根据今天的文献解释,在两个自治共和国的名称里,无论“波巴”还是“格勒得沙”指的都是“藏族”,只不过后者据说是出自“嘉戎藏话”。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我们的此项研究来说,之所以把“格勒得沙”而不是“西康政府”作为近代前期对丹巴藏寨民众身份的主要影响事例,原因在于二者在对待本地“土著”的立场和态度上有很大不同。前者倾向于以民族对等的方式,协助藏民组建政权,不但在建立“格勒得沙共和国”的先后成立了“格勒得沙革命党”和“格勒得沙革命军”,并在逐步配置的格勒得沙各级政府中,推举当地藏民出任领导职务。相反,由川边改建的“西康省”,始终被赵尔丰、刘文辉这样的国民党要员掌控,组建的初衷也是力图在“改土归流”的指导下,使康区内地化及使康巴“土著”归化。也正因如此,正式建立后的西康省,其党政军各级大权几乎无一不被外来的官员所把持。两相比较,虽然表面上也凸现汉藏之分,但“格勒得沙”事例中本土民族的身份意识显然强调了主体属性。这种属性延续下来,也就成了现代旅游开发中再次激活“丹__巴藏寨”民族身份的重要因素。

3.“格林德雅”。1999年,丹巴县政府制定本地《旅游发展10年规划》,把“藏族村寨”列入开发项目之中。两年后在政府倡导下,首届“中国四川丹巴嘉绒藏族风情节”隆重举行,“嘉绒”、“藏族”、“风情”被作为特色资源向外推出。

在这样的背景下,甲居由于具有突出的代表性而备受关注和影响。自2002年起,一村二村的保生(格良拉吉泽郎)、拉姆三姐妹(就是甲呷泽郎的3个女儿)及拥忠贝姆(二村支书)等户先后被政府批准为“民居接待点”,陆续开展藏式家庭经营。几年之间,随着名声远播,他们的规模也越做越大,带动的人家越来越多。许多接待户修建了带浴卫的标准间。

拉姆姐妹家盖起了突破传统、号称“乡村宾馆”的高层楼房,里面甚至有深夜营业的酒吧。这就引发了各方争议。村子以外的政府和游客希望甲居保持原貌,突出藏族风格;以三姐妹为代表的部分藏民却更想超越本土,向外界学习,乃至用内地的现代化方式扩展生意。为此,拉姆姐妹一家不惜远足到上海、江苏、深圳等地考察,并接受旅游公司和NGO组织的支持援助,积极以改变甲居“落后”面貌。不过等见世面“取经”回来,尤其是与外来游客的接触日益增多后,拉姆她们和其他村民逐渐意识到最能促进本地旅游业的资源不是别的,而是甲居的“不发展”,即传统的民族本色。也就是说,真正吸引游客眼球的是本地人的“藏族身份”。

2004年末,中央电视台“中华民族”栏目组专程赶到甲居采访拍摄,不久就以“美人乡?美人香”为题推出专辑,向外界宣传甲居。其宣传的“美人”是谁呢?是“康巴姑娘”和“嘉戎汉子”。片子结尾,汉族向导对采访者总结说来到丹巴的藏寨,能让人感受到“浓厚的嘉绒藏族文化”、能看到许多的美女、帅哥,包括他们与众不同的歌舞。为此,向导概括说甲居代表丹巴,“丹巴就是美人谷”,也就是生活着嘉戎儿女的美丽藏寨。

随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等多家媒体纷纷对甲居进行连续报道渲染,致使外来游客蜂拥而至,与日俱增[9]。在高峰时节,村里接待户一天接待人数会多达数十、上百。那时,拉姆三姐妹整日里不是忙着在村头引客、带领参观,就是在取名为“姐妹藏家庄”的接待点生火做饭、陪跳“锅庄”,急起来的时候连她们的母亲阿交科也得加入进来,赶到饭桌前为游客一遍遍地演唱藏歌——《走进西藏》。于是在异族游客们的欢声笑语和热烈掌声里,甲居村民的“藏族身份”被一再激发。双方原本有别的需求,但此时在这里共同重塑了彼此对照的文化边界。尽管受到旅游经营的影响致使这种边界带有表演刻划的痕迹,但其不仅使内外两边在区分中获得满足,也给参与旅游的村民带来了直接收益。

不过当身份因旅游成为资本的时候,也会由于开发不当而给本地带来冲击。其中的主要方面,一是村民结构逐渐瓦解,原有的家支房族开始因是否参与旅游接待而一分为二,贫富拉大了,争执出现了。二是“质朴的民风和田园的宁静”被急速打破,“宁静的童话世界变得喧嚣起来”,乃至于有人认为甲居最吸引游客的民族风情正在消逝。

这样的变化又被中央电视台节目组拍入了新的甲居专题片中。该片以《格林德雅》为名,展示了当地村民在旅游开发中面临的新困惑。通过跟随拍摄的方式,该片记录了保生和桂花到云南取经、求助的过程。面对“保护国际”(CI)等非政府组织顾问批评甲居已经开始失去自己、失去“藏寨宝贵东西”,保生呼吁专家学者们伸出援助之手,到丹巴、到甲居藏寨去“救救这个美丽的地方”。

于是由内及外,被双向推动的这种“藏族特色”,向我们生动展示了当地的“民族身份”如何因旅游交往而被激发。

三、结语

民族身份是一个群体内外作用的混合结果,而且是动态演变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内部需求决定身份的“自我”选择,外部力量塑造身份的“他者”形象。

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第一次人民代表普选。普选的重要基础是完整准确的人口数据。为此中央政府组织了第一次全面的人口普查。其中要体现政治平等的一个相关环节,是弄清在多民族国家里不同的民族成分,从而推举出各民族的人民代表。这一过程突出表现了影响“民族身份”的内外作用。其中,各共同体成员对个人族别的自报可以说代表着“民族身份”内部因素;而来自国家层面的政府识别则可视为外部力量的主要表征。

如今在丹巴,居村寨的事例显示出乡民们的身份如何在这两种力量影响下,现为双重交汇,一体多形。对于本地村民,所谓“民族身份”并不时时呈现。相反,在日常生活中起区分作用的主要是特定的家支、房族,一、二、三村以及在地域上更宽一点的“关内”、“关外”。与此对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来自外部的力量则把他/她们视为和识别、塑造为层次多样的群体,比如“嘉戎”、“康巴”、“藏人”乃至“少数民族”等等。所以,对于“民族身份”的观察研究,离不开彼此关联的两个方面。也就是需要既从身份的名实本身,考察它的含义和演变;同时也通过身份的由来,关注使之形成、推广的不同力量及其派生的诸多影响。

演变中“甲居藏民”(藏寨、藏文化)的身份确认,在内部可见出村民们对其作为旅游资源和文化资本的现实认可,同时也包括着对至少自巴旺土司和“格勒得沙”政权等以来便逐步认知的族群边界的历史承继。在外部,由于起点和利益的不同,“甲居藏民”身份中的“他者”因素又交织了多样的层面。首先是各级政府通过这样的身份,对人群划分进行区域和文化类型上的再阐释,并由此获得具有地方魅力的开发资源;然后是旅游公司等中介机构借助特定的“民族身份”打造和推广旅游地产品并从中赢利;最后是外来旅游者经由与己不同的文化他者,满足各自的求异之需:或在习惯中“夷-夏”族群代表的“落后-先进”对比中提升自我,或在文明缺憾的反思里获得弥补与填充。

甲居是一个村寨事例。对于逐级延伸的聂嘎(乡)、丹巴(县)、甘孜(州)乃至“康区”、“藏域”、“中华”等更大范围的地域来说,深入到山乡村寨的“民族身份”不仅反映着人群边界的底层细节,而且也体现了在“多元一体”的国家层面、由这些底层细节交错编织的总体趋势。

1980年,费孝通先生在回顾和总结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时,以“嘉戎藏族”和“平武(白马)藏族”等为例,发表了应跨行省、跨族群和跨时代整体思考有关以康定为中心的民族走廊内族群演变的看法,并提出由于彼此间相互交融等缘故,至少在这一地区,既有的“民族名单”难以一成不变,“民族识别”也还将继续展开[10]。

费孝通所指的这条民族走廊,北自甘肃、南到西藏的察隅、珞渝。其历史往古可至少追朔到党项羌的发源,近则与“白马”、“西番”等遗存的待识别民族相联系。其中,丹巴的“甲居藏寨”刚好位于以康定为中心的重要地带。

参考文献:

[1]王业鸿.康定概况[G]??赵心愚,等.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辑要.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
[2]庄学本.丹巴考察报告[G]??赵心愚,等.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辑要.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333.
[3]任乃强.康定县视察报告[G]??赵心愚,等.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辑要.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
[4]李绍明,任新建.康巴学简论[J].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2).
[5]格勒,等.康巴:拉萨人眼中的荒凉边地[M].北京:三联书店,2005.
[6]傅嵩秋.西康建省奏折[1911][G]??贺觉非.西康纪事诗本事注.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27-28.
[7]林耀华.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J].边政公论,1947(2).
[8]杨嘉铭.千碉之国——丹巴[M].成都:巴蜀书社,2004:1-7.
[9]祝勇.丹巴藏寨:空谷有佳人[J].中国国家地理,2005(10).
[10]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识别的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80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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