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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区基础教育存在严重问题

2009年5月28日 发表评论 阅读评论

2007年的统计显示:藏族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4年,高中入学率很低。就业问题十分严峻,由于民族教育水平差,无竞争优势。即便是在大学的藏族在校生中,仍然是文科偏多,理工科偏少;传统学科较多,新型学科偏少;理论师范方面较多,实用学科偏少,教育和社会需要出现不和谐,甚至脱节现象。

首先,基础教育水平低下,基层大部分青壮年为文盲。

走在藏区的城市和乡村,宣传“普九”、鼓励奖励牧民送子女上学的大字标语目不暇接,而向当地群众了解后,得知这些政策是近三年,甚至近一年才开始实施。根据《甘南州“两基”攻坚实施计划》,普九的时间表为“2005年合作市、临潭县,2006年迭布县、舟曲县,2007年夏河县,2008年卓尼县,2010年碌曲县、玛曲县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力争2010年全州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在甘南夏河的桑科、清水等地,我们走访了十几户农牧民家庭,家中孩子只要是10岁以下的,几乎无一例外正在上学,因为政府给予了大力补贴,使一个农牧民家庭可以不用任何花费即可供孩子上学,甚至还会得到奖励。作为家长自然愿意让孩子上学,并且有让孩子读初中的计划。

然而问及15岁以上,尤其是20几岁的农牧民孩子,则大多只有小学文凭,甚至是文盲。普九工作开展的如火如荼令人欣慰,只是成效恐怕要在10年之后才能看到,青壮年文盲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却还摆在眼前。青壮年中文盲比率庞大,既有外部条件欠缺的原因,也有其内部原因。

一方面,传统观念认为读书无用。藏区家庭的生产结构仍然以放牧为主,孩子一旦上学就没有时间帮助家里放牧,且读书之后由于没有“门路”,很难留在城里工作,回到老家后又丧失了放牧、种地等传统技能,不如不读书直接在家帮忙维持生计,“新读书无用论”也在滋长。目前藏区牧区半农半牧区家庭的生产结构仍没有本质改变,家庭对于教育的观念也因此没有太大变化,10岁以下的适龄儿童普遍被送去上学,与政策有很大关系——不送上学会被罚,送上学则有可观的奖金,至于上学的目的,家长们则不是很明确。采访中,家长通常表示只要读到初中达到政策要求就可以了,家里牛羊需要人手照料。而20岁上下的青年人本身对接受基础教育也不积极。藏区当地政府近年正在开展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工作,但政策在基层很难落实,青壮年男子都在外面打工赚钱,免费培训也没人愿意参加。在青水牧区采访时,当地村民说每到上面来检查扫盲工作,乡里就把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强制叫回来集中培训十天,应付检查,十天后发放小学文凭,如此便算是“脱盲”了。在牧区,我们只采访到一位在夏河县读高中的学生,是一个女孩子,名叫才让卓玛,她的表哥是村子大队长,家庭条件相对优越,在城里有亲戚,因此才一直读到高中,问及她同村的小姐妹是否也在上学,她说“她们早就嫁人了”。

另一方面,当地师资水平和教育质量较低。藏区基层学校很多办学条件恶劣,教育基础落后,工作艰苦,基础教育人才的引进极为困难,尤其是高层次与高学历教育人才奇缺,在偏远地区基本“一师一校”,小组采访到从内地到拉萨的西藏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支教的研究生小于和小威,他们说:“看到山区里的学校那么缺老师,我们即使有心帮忙也无力帮忙,在那样的地方我们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适合不了,更不要说教学。”

在夏河县我们采访到一位在农村任教的小学老师,由于学生数量多,教师奇缺,每名教师每天工作13小时以上,“两基”政策落实以后,学生的待遇很好,教师的待遇却没有改善甚至变差,据这位老师说,他的工资从98年到现在只涨了500多块。学校80%的老师想转行,只是没有其它行业可转才不得不继续当老师。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可想而知。夏河藏学所专门研究藏区教育状况的才让东智说:“我们下去调研时,有些教师说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给学校所在的村子附近建个手机信号塔,让他们晚上能跟家人通个电话就满足了。”

西藏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支教的小于和小威的学生都是师范生,假期他们还给函授班代课,学生是来自西藏各村镇的中小学教师。据他们介绍,这些村镇教师自身基础教育水平十分令人忧虑,首先汉语不过关,类似“张塞(骞)出使西域”“东汉末年臣(宦)官当道”的笑话屡见不鲜,开卷的物理考试不能自己在书上找到答案。而这些教师经过在西藏高等师范专科的14天培训即可实现“小学老师大专化”的目标。

2、职业教育的和社会机会缺乏

年轻藏人普遍缺乏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工作技能和社会路径,又很难回归传统农业社会。相比于基础教育,藏族青壮年的职业技能也非常值得忧虑。通过实地考察,小组认为,从更为实际的角度考虑,对于20岁以上的人来说,普及基础教育已经很难实现,并且不能立刻收到实效解决实际问题,解决在城市的藏族青壮年就业问题是当务之急。具备能够实际应用的劳动技能,才能更快更有效地融入现代社会。

现实状况是,甘南藏族自治州职业技术教育起步较晚,发展缓慢,现有职业中学5所,所有学校校舍陈旧,教学实训设备空白,办学条件十分滞后,严重制约着全州基础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协调发展。西藏大学阿旺晋美教授举的一个例子很具代表性。“拉萨火车站修建的时候,原地都是农民和田地,为修火车站都拆迁了,国家也给了农民很多的补偿,但农民的教育水平是很低的,他们不会花钱,他们一下得了几万块,就乱花,小孩买车啊,摩托啊,到处玩,不到一两年,这个钱花完了,原来他们是靠种地挣钱的,现在又没有地,又没有文化,没有工作,成了社会的压力,在这个环境下,一煽动,不就很“方便”了?所以这样的政策反而养成了他们的恶习。”这个例子表现出很多藏族青壮年的困境,他们本来生活在传统农业社会,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被动卷入工业社会,但他们大多从小生活在农业、牧业家庭,劳动技能表现为种地、放牧,一旦进入城市,便不能胜任工厂、工地的工作,从语言和劳动技能上都很难和内地打工者竞争。小组访问的甘加草原牧民,村子里很多年轻人在外打工,年轻人汉话不好,只能在工地上干些重体力活。

制约藏族青壮年进入城市生活的因素除工作技能缺乏外,“社会路径”也是一个人尽皆知却又心照不宣的的隐性障碍。所谓社会路径,即老百姓通常所说的“门路”。如小组在上一部分的阐述中提到,大部分受访家长对于孩子读高中、考大学持消极态度,他们认为“即使读了高中,也很难考上大学,就算考上大学,家里没有门路也不能留在城里政府工作。

夏河县卓玛餐厅的老板多吉才旦说:“要上学家里就得卖牛羊供,以后咋办?上学也考不上大学,一般只能考上合作师专,师专毕业想留在城里只有当老师一条路,当本地老师也得有门路啊,现在师专也不分配工作,除非当官的、有面子的人家。”多吉才旦父亲是生意人,多年经商积累了还算厚实的家底,他虽然没怎么上过学,但仍算是事业有成。提起那些和他从小一起玩的小兄弟们,多吉才旦用一个字概括了他们生活方式:“混”。没有上学,没有门路,没有家底,又不愿回老家放牛放羊,只能在城市里游荡,成为暗流涌动的“不安定因素”。

3、生活在更开放的现代化进程相对剥夺感的加强催化了民族意识

如果说50、60岁以上的藏人更多地体验到了解放前后、改革开放前后自身生活水平的巨大转折,那么30岁以下的年轻人则体验到的是藏族地区与内地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以及藏族地区内部权贵阶层和普通百姓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在采访中,我们能够明显地感觉到老年人和青年人、青少年在自我称谓上的差别。从老年人的言谈中,我们更多听“公家”、“社员”这样的词汇。而年轻人则不然,“我们藏族人”“我们民族”这样的说法在谈话中经常出现。

与相对剥夺感伴生而来的,是各种差异感的产生,包括中心与边缘,汉族与藏族,官员与百姓等等差异。甘肃藏学研究所研究员东智说,年轻人的观念改变与他们在外打工有很大关系,“30岁以下出去闯荡过,见过世面,思想比较激进,宗教观念下降,民族观念有所上升”。甘肃藏学研究所副所长扎扎说:“改革开放最大的成果是扫轻人们的传统观念,改变了观念。(3.14事件后),50岁以上的人非常感慨,闹什么闹呢,年龄大的老百姓和老僧人都认那样不好。”

研究小组惊讶发现,藏族的民族意识,反而在314事件过程中被空前激发出来。尤其是政府在3.14事件之后,奥运结束之前采取的一系列“防范措施”,藏族人在机场、内地所有公共场所受到“特殊对待”,这使得藏族人,尤其是年轻人更加鲜明地感受到其民族的“差异”。一位叫白马吉宗的藏族女孩讲述了她奥运期间在北京的遭遇,“我代表拉萨某公司去北京参加共青团中央的培训,就因为我是藏族人,竟然没有任何一家旅店肯让我入住,气的我和他们大吵,你们这是民族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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