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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之瑜:台北应协助缓和汉藏矛盾、解决西藏问题

2009年5月30日 发表评论 阅读评论

北京与达赖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并非不可解决,但彼此缺乏信任,很难有任何一方先采取让步。同时,国际社会有各种各样对西藏问题的设想、误用或滥用,达赖往往无置可否,故而有碍北京面对达赖时可以培养出信任。

在台湾,除了台独希望藉由西藏问题牵制北京,资助国际民间的藏独活动,并与新德里建立援藏联盟之外,多数意见认为台湾应该敬而远之,不要卷入。

但是,台湾在西藏问题上如果只采取消极立场,必使台湾人民缺乏自己论述主体的情况恶化,或面对国际更加缺乏提出看法的能力或信心。相反的,若能提倡某一种和平忍让与相互尊重的价值,以此积极介入西藏问题,化解汉藏矛盾,或许是台湾面对两岸关系时一个可以区隔自我并有所贡献的契机。

台北对西藏政策的转变

在1990年代两岸关系出现变化之前,台北有固定的西藏政策立场,不支持藏独,但是支持藏民对中共进行抵抗。

这样的政策随台北官方转向台独立场后而必然需要调整,但由于转型期间台独政策的暧昧不明,台北对藏政策也随之出现内在不一致的情势,既有老国民党的对藏政策,又有支持藏独的政策,导致蒙藏委员会领导人事的更迭。

俟民进党执政后,这样的模棱两可得以厘清,台北支持藏独的立场趋于坚定,尽管在执行上仍然必须顾及中共的反应。民进党执政八年之后,国民党重新执政,一改以冲突为主轴的大陆政策,转而采取和解,则对藏政策势必再度改弦更张。

问题是,如果不再支持藏独,国民党对西藏的政策却难以回复到老国民党时代的所谓支持抗暴。似乎国民党采取任何对西藏的立场,都无助于两岸关系,亦无助于表达国民党维持政治现状的立场。然而,没有立场的结果,导致社会质疑国民党为了缓和两岸关系而放弃了台湾主体性。这样的质疑有部分合理性,国民党的无所作为就是质疑者的依据所在。

不过,即使民进党时期追求台独而谋与藏独结盟,也未必就是有所作为,其间民进党对藏独过度浪漫,即使达赖对一国两制的积极态度与民进党闻一国两制而色变的反应,迥然不同,竟也毫不敏感。民进党利用藏独的心态昭然若揭,与达赖之间只能是便宜结盟,毫无道义或宗教情怀可言。反而,民进党为了台独而对汉藏矛盾的利用,反映了某种汉族沙文主义的一厢情愿。不过,民进党的儿戏态度固不可取,不能成为国民党不做为的合理藉口 

对藏政策会影响两岸政策

倘若国民党只能以两岸关系的和解为唯一的出发点,当然就是放弃从两岸关系以外看待西藏问题的可能性,则北京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势必成为台北看待西藏问题的前提。

国民党可以辩称自己首先考虑的其实是台湾,而为了台湾的利益,台湾应该以两岸关系为首要考量。可是在实践上,这样的立场导致的无法做为,还是会令人感觉到台湾的妥协,就算妥协是台湾人民自己的选择,也不能改变因为妥协而造成无可无不可的消极状态。

这是为什么国民党的西藏政策,会加深民众对国民党大陆政策的疑虑,也就牵制国民党在大陆政策上的信用,与未来所规划的长期的两岸关系进程。所以,国民党对藏政策的调整,即使不是为了西藏或汉藏和谐,而只是自私地为了两岸关系,也是势在必行。

是否欢迎达赖来台的问题,是西藏问题为台北带来最新一波的困难,一般而言,在息事宁人与缓和两岸关系大前提之下,以西藏属于中华民国领土以及由蒙藏委员会出面办理的方式,让达赖知难而退,是目前台北思考西藏问题的主流思路。亦即回避西藏未来的大方向问题,用技术问题延缓西藏对两岸关系改善可能带来的冲击。

但西藏问题不解决,汉藏矛盾持续恶化,国际反华势力见缝插针,北京官方弃抚改剿,将导致西藏问题阴魂不散,台湾惨遭池鱼之殃,无能为力束手无策之余,且将贻笑国际,又无颜面对国内父老。

台北应协助缓和汉藏矛盾

准此,台北改弦更张,主动出击,积极协助缓和汉藏矛盾,寻求解决西藏问题一劳永逸之道,是台北在两岸关系之中转守为攻,立于不败之不二法门。故拟策如下:

在政策立场上,谨守汉藏和谐,西藏政教共治的原则。以此积极说服北京与达赖双方接受政策方案的设计方面,可综合参考梵蒂冈与义大利之关系模式,与苏格兰与英国之关系模式,将拉萨及其附近所属县市划为宗教自治区。自治区教府拥有行政立法自治权与对外派遣宗教使节权,但没有外交权或国防权。自治区税收独立,预算不足处由中央补助。自治区之外的各省藏族自治行政区宗教局由拉萨任命局长。

以第一个五年时间规划,对政教分际共治蓝图详细分工设计;并以第二个五年时间筹备,组建临时教府;以第三个五年时间过渡到西藏民主教府;以第四个五年完成西藏自治教府,总计二十年后检讨修正。

推动时,台北应同时与北京与达赖接触,表达愿意担任中介,并积极说服北京与达赖接受上述方案。协商其间可以邀请达赖来台,公开传教,闭门商议。

所有协商活动由台北单独安排促成,不接受国际谘询,不向美日汇报,协商最终目标以台北之方案为内涵,根据与双方协商状态而调整,此一目标之具体界定与调整,均由台北内部讨论形成。

一旦台北能介于达赖与北京之间,成为诚恳且无利害的积极中立斡旋人之后,台北与达赖或北京之关系不再受到西藏形势的干扰,或国际反华势力的牵制。相反的,西藏形势的变化反而有助于台北建立积极中立的信用,则两岸关系可以独立于西藏问题之外,甚或西藏问题可以强化台北在大陆与国际上的地位;同时,台北本身的汉族身份,也有利于汉藏矛盾的缓和。

作者是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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