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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西部至今还有一个人民公社,它的名字叫嘎尔措

2009年7月30日 发表评论 阅读评论

嘎尔措人民公社地处西藏那曲西部,东径约88°,北纬33°,距那曲专区约900公里。在西部无人区,嘎尔措人自成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在我国全面解体人民公社制度后,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她是仍然保留原体制的人民公社。

嘎尔措人民公社辖下两个村,全社人口不及五百。但他们坚定不移地实行着人民公社体制,昂首阔步地走着集体主义道路。他们的组织形式,经营管理方式,在商品经济和私有制个体浪潮翻滚的当今中国,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在保留集体经济,实行专业化分工同时,他们也不拒绝商品经济,他们如同一颗有生机的细胞,有细胞自身膜保护细胞质的同时,吸收着来自外部的营养。

1983年,正当全西藏落实家庭承包责任制高潮到来时,处、地两级工作组来到嘎尔措,向牧民群众反复宣传新出台的政策。但最后,嘎尔措群众来了个“全民公决”,以70%的票数确定:选择集体主义经营方式。

次年,全西藏又把家庭承包责任制改为“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无人区的这些牧民仍然把自己套在集体化的车辕上。他们想试一下,集体经济的道路究竟走得通走不通。当时,公社党支部顶着来自村外的种种社会压力,与嘎尔措群众一道保留了集体经济,管理体制仍然是过去的那种平均主义的工分或“政治工分”。

早在1981年,他们曾经实行过定畜群、定人、定任务、定经济指标,超产奖励的“五定一奖”责任制,但在外部社会的私有经济波澜壮阔、呼风唤雨的大趋势下,他们的这种方法显得苍白和无力。于是,他们根据生产管理实际,摸索出一套按产值产量及收支相抵后的纯收入记分的方法,对以往的平均主义的条条框框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清查,给集体主义体制注入了全新的管理内容,打破了“大锅饭”。

当然,这都是夏尔措人民公社获得巨大成功后的后话。实地考察嘎尔措给笔者的最大印象,是他们生存能力极强。在同等自然条件、经济发展环境、需求发展层次、文化背景下,他们无疑是强者。一个不具备起码的文化素质的党支部书记,带领他的“一班人”,把嘎尔措民公社管理得井井有条,全社人均收入跃居全西藏人均收入之首,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这奇迹出现在无人区,更是奇迹中的奇迹。

据了解,嘎尔措人民公社“一班人”参与管理的项目很多,小到拾牛羊粪、大到调度劳动力、搞副业、分配劳务、记录工分、决策收入和支出、按排年终分红等等。在他们的管理指标体系中,仅工分制细则一项多达三百个条目,每一项数字管理精确到小数点后的第七位。这里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现成的理论,一切都以实践经验为基础。笔者到达嘎尔措公社的那天,嘎尔措人民公社正在搞年终(1996)分红。

公社机关的建筑是混凝土结构的平顶房,一共十几间,有水泥结构的围墙和大门。公社周围是社员的定居区,类似比较集中的农村村庄。社员房屋为青一色的土木结构的藏式房,最引人注目的是家家户户房前屋后的风力发电机的风轮杆子。还有一座卫星电视单收站。林林总总一大片建筑,名副其实的集体牧庄。笔者在青、甘、藏三省区纯牧区的不少地方也曾走马观花过,但真正看到全体游牧民在一个地区集中定居下来的情形还是第一次。他们不用以个体的形式去游动放牧或四季搬迁了。据特别行政区区委书记欧珠旺堆介绍说,青壮年男女牧民分成2-5人为一组,安排在牧场轮牧。在责任期,他们经营集体牲畜的好坏、产值的多少、数量的增减都有量化质控指标体系,有客观而严格的工分标准。居住区的社员也有义务参加织帐篷、缝藏袍、捻毛线、宰牛羊、剪羊毛等集体服务活动。年底根据劳动与效益原则,实行按劳按效益取酬。干部、医生、教师等和牧民一样,也是拿不同等级的工分收入,没有工薪阶层这一说。

嘎尔措人并不封闭自守,他们也云出门争钱,搞多种经营。力图缩短时间与空间,缩小意识观念的差距。但在人文景观方面,走进嘎尔措,给人一种滞留在他们时空中的往年时代的民俗的回味。这儿的妇女统统戴黄色军帽,个体的人注重精神方面的荣誉。比如,许多人家的屋里,墙上贴满了历年荣获的各种奖状。最早的可以追溯到西藏民主革命后期,“活学活用”时期和“农业学大寨”时期的比重更大。各家各户的屋内悬挂着各种各样的(铁皮制)毛主席像;多个人家的屋里还贴着《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白毛女》、《龙江颂》、以及王杰的宣传画。我捉摸不透,这种现象提示着什么?是文化现象?观念和情感?无意识?其中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对毛泽东主席的感恩与怀念。

在笔者实地采访时,第一眼看见的是公社妇女们,她们在一处羊粪堆跟前忙着往自己家里一袋又一袋地背羊粪。经讯问方知是公社给社员分配燃料。男人们正忙着从库房里往外抬整只整只的羊肉和块状牛肉。还有一种肉类食物令我这个牧人的儿子茫然不知何物。是一种西瓜大小的红肉蛋蛋。数千计。问社员,社员笑答:是“馕”。详细讯问,才明白是牛羊的下水、碎肉零油等装在牛羊的小胃里,经冷冻成形的东西。当地人称“馕”,直译是“内”。本次正在分配的食物主要有牛肉、羊肉、奶酪、羊粪、“馕”等。“馕”根据大小和质量分为三个档次。这次分配给社员的“馕”一等级600颗,二等级1114颗,三等级287颗。这次的年终(1996)分红1个工分值=5元人民币,人均纯收入2000元,最高收入者为50000元。羊粪之类燃料是根据人头分配的,其中带有一点“按需分配”的味道。给社员分配了牛肉42000斤、公社内部的价格为1斤牛肉不到1元钱;分配羊肉1000只,公社内部的价格为1斤羊肉0.80元。而1996年元月7日–此时此刻,那曲地区的市场中,青辣椒一斤18元,羊肉1斤12元,牛肉1斤11元。“民以食为天”,但食“天”的本事和能力方面,无人区的嘎尔措人超过了城市人。

在公益事业方面,公社有学校一所、学生58人;卫生所1所,聘用村医生4名,电影放映队一支,放映人员4人,东风卡车4辆,驾驶员4名,吉普车一辆,司机1名,如果牲畜按人均计算,为30万那曲人民之首富。对一个不到500人的公社,人均起来,样样都很乐观。1995年,社员共存基金70000元,基本上当年用于社员公益事业。象风力发电机、免费医疗之类,都是从共存基金中支付的。

嘎尔措人民公社高天厚土,环境宽阔、空气洁净,不存在任何污染问题,但公社制定了卫生制度及检查评比制度。指定了专门的垃圾场、盖了公共厕所。笔者在嘎尔措走马观花,只停留了4个小时,对嘎尔措人民公社了解得很浅,但据专门调查过的一位文人讲:谈到现在无人区集体生产形式的好处时,他们公社的党支部书记提出了这样几条:

一是牧民群众有部分自主经营的权力,社村干部便于管理;二是集体有收入,个体也有收入,相互依存,互为前提和条件,遇到自然灾害时抵御灾害的能力强;三是变游牧为定居,便于互帮互助;四是由于是集体主义,所以能够从根本解决“五保户”等老弱残疾人员的生活困难;五是集体的效益好坏直接关系到个体的利益,人人肯干活,干好活;人人有饭吃,吃好饭。不存在极端的贫富,但存在极端的低收入与极端的高收入,还有中等收入,但不是绝对。相互转化的时候也有,所以,有竞争意识;六是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解决公益事业,滴水成海,比等、靠、要、救强;七是有能力集中或分散劳力,根据需要随机变动。力量大,效益高;八是牲畜按公母分开、强弱分开的办法放牧,生存能力强,又便于管理和易于发现问题,九是有机会发挥个人的特长和技能,工种多、方位多,易于出人才等等。

笔者认为,这位支部书记提出的几条好处,在私营者身上的确难以同时体现几种。而且实践一再证明,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个体的人最容易灭亡在自然状态中。那些极端分散的个体游牧家庭,在这次雪灾中因缺少燃料而烧帐篷杆子的尴尬境地,在同样环境中的嘎尔措人中未曾发现一例。笔者悲衰地发现,普遍个体游牧家庭,在灾情面前不可免回地回复了过去的自然状态。尽管牲畜属于私有,同在一片蓝天下,贫困与富裕的两极分化使贫困者沿街乞讨残食,富裕者一夜豪赌万元,以此取乐。嘎尔措人民公社的生存方式,给贫困者和富裕者,给下海的人和上了岸的人能带点什么启迪哟?

(发表于《青海档案》1998年第4期)

我的历史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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